水生态监测：为长江做“体检”

在长江看到江豚，如今并不稀奇。

11月5日下午2点，生态环境部第四代监测船“中国环监008”正驶向湖南城陵矶港，这里位于长江和洞庭湖的交汇处。船长看到一只江豚从船的右前侧游过，背部浅浅地露出水面，又隐入水下。船上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最常见到江豚“一家三口”出现。此外，相比洞庭湖，近两年他们在鄱阳湖遇到江豚的次数更多。

江豚位于长江水生生物食物链的顶端，是长江生态环境质量的“晴雨表”。过去40年，受高强度人类活动和环境污染等影响，长江江豚数量急剧下降，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大约3600头，降至2017年的1012头，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一度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为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2020年起，长江开启“十年禁渔”，《长江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农业农村部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1249头。这是自2006年有监测记录以来的首次止跌回升。

但长江流域水生态保护仍面临一系列突出问题，比如水环境改善不平衡不协调、河湖生态用水保障不足等。今年6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指标评分细则（试行）》（以下简称《评分细则》），选择50个代表性水体，开展水生态考核试点，探索建设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机制。

水生态监测，是水生态评估和考核的前提和依据，是水生态考核的重点环节之一。监测人员通过现场调查、遥感监测等方式，获得影响生物生长繁殖的水生生物、水生境和水资源等基础数据，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生态环境部在《评分细则》中提到，2022～2024年开展水生态考核试点，确定考核基数，2025年正式考核。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2023年度长江流域水生态试点秋季监测样品采集工作已经结束。据参与监测的相关技术单位介绍，预计12月中旬完成所有鉴定工作。

监测，长江体检第一步

11月4日下午三点半，湖南澧县的澧水河岸，许元钊和一名同事穿上背带下水裤，蹚进浅滩。两人用采水器打上定量的河水，装瓶，加入固定液封存，又用浮游生物网多次打捞，将颜色浑浊、含有样本的水装入小瓶中，这是采集浮游动物的过程。

随后，许元钊开始采集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以下简称“底栖动物”）。他换上长柄手抄网，先用脚踢起沉在水底的泥沙，再将手抄网紧贴河底，迎着水流方向开始走动几米，底泥夹杂着底栖动物，被打捞进网内。两人用筛盘在水中筛洗这些样品，装进透明的袋子中封存。这一工作对岸边村民而言非常陌生，他们好奇地询问，“你们是在捕鱼吗？”

11月起，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监测与科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长江局监测科研中心”）受湖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委托，对其境内湖库、河流的水体生态样地开展调查。许元钊是长江局监测科研中心的监测人员，在湖南四大水系之一澧水的多个点位采集底栖动物、浮游植物、着生藻类样本。他和团队的采集技术规范与经验，便是来自过去两年多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试点监测工作。

2020年起，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重点流域水生态试点监测。2022年4月，生态环境部印发《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方案（试行）》，按照考核水体范围和评估需要，进一步完善了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网。长江流域有331个水生生物指标监测点位，323个水环境指标监测点位，监测水生生物、水生境、水环境和水资源四大类指标。

四类一级指标分为14个二级指标。根据《评分细则》，水生生物监测主要包括鱼类物种数、重点保护水生生物数量、底栖动物物种数、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等指标。水生境指标，主要包括自然岸线率、水体连通性、水生生物栖息地人类活动影响指数等指标。水环境指标包括综合污染状况、汛期污染强度、综合营养状态等，水资源指标主要指的是生态流量达标率。

水生境是水生生物的栖境和载体，据生态环境部相关部门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传统地面监测手段很难满足多种水生境因素的调查需求，目前，中国的多颗高光谱、全谱段卫星陆续投入使用，可以实现河流、湖泊、水库等考核水体全线、全域监测，已被应用在水生态监测工作中。

熟悉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工作的周军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水生态系统健康、水生境保护、水环境保护、水资源保障所涉及的大部分指标，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已经有相对成熟的监测方法，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可以与之有效衔接。目前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完善原有业务体系中工作基础相对薄弱的一些监测项目，比如底栖动物和浮游动物、大型水生植物等指标，因现场监测条件复杂多样，在长江上中下游统一部署的挑战最大。

底栖动物和浮游动物指标，被广泛用于水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底栖动物栖息在浅滩和水底泥沙中，或附着在水生植被和石块上，一般肉眼可以识别，常见的有河蚌、螺蛳、蜻蜓稚虫等。通常所说的“底栖动物”，虽说是“大型”，但个头很小，一些幼虫的长度只有几毫米。它们对水环境变化非常敏感，当水体被污染，底栖动物群落结构会随之改变，群落的重建又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底栖动物也被称为“水下哨兵”。

漂浮在水中的浮游动物，难以用肉眼识别，包括原生动物、轮虫、枝角类和桡足类等。它们处在食物链的中间环节，既是“捕食者”，也是鱼类的“猎物”，可以综合反映水环境变化。张静是长江局监测科研中心水生态考核监测技术负责人，她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解释，以武汉东湖为例，上世纪60年代左右，浮游动物以大型枝角类浮游动物居多，但现在多是活动能力更强的小型枝角类浮游动物。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这一变化，可能是大量鱼类捕食和水体富营养化双重影响下造成的。

采样是水生态监测的第一环节。2022年起，在长江流域春秋季枯水期，长江局监测科研中心、生态环境部太湖流域东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简称“太湖东海局”）、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众多团队前往331个点位采集样品。每季要在两个月内完成采集任务。

长江流域上中下游水生环境复杂多样，给采样带来额外挑战。长江局监测科研中心总工程师王英才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说，长江上游的点位少，但海拔多在四五千米。一些监测人员刚到三江源地区，因缺氧，整个人呕吐头晕，站都站不起来，对体力是一种极限考验。许元钊参与了贵州地区长江水生态监测。贵州多山，他们曾开车两个多小时，到达点位的岸边，却发现脚下是悬崖峭壁，无法走近水边。他们只能开车到对岸，下车后，再背着工具，走了四十多分钟，才到达一个能下水的位置。

在长江干流或支流湖库地区，有些点位水深。监测人员会利用第四代监测船“中国环监008”，开展长江干流宜昌至上海江段、洞庭湖和鄱阳湖的监测工作，他们需要在船上连续居住一个多月。一些采集点在近岸水域，大船难以靠近，监测人员还要改乘工作小艇前往。

监测人员在船上采集底栖动物，采用的工具是采泥器。这是一对可以闭合的抓斗，监测人员将采泥器置入水底，再通过拉绳让闭合夹合拢，才能抓取含有底栖动物的沉积物。采泥器有一二十斤重，加上底泥，重量可达二三十斤，往往需要更有力气的男性来操作。采泥器采集的不确定性更强。去年，张静和团队在鄱阳湖出口附近的点位采样，赶上涨水，水深，流速快，采泥器总是无法打捞满足要求的底泥，有时候，采泥器达到水底时碰到石块，也会提前闭合。那一次，他们前后共采集了21次。

当天采样完工后，工作还没有结束。11月4日早8点，许元钊一行人出发，在4个点位采完样后，回到住所已是下午5点。监测人员开始对当天采集的底栖动物样品进行挑选：透明袋中的底栖动物还混在黑色的泥沙中，通过筛网筛洗后，要将各点位的样品分别倒入瓷盘，筛洗后，用镊子将能看到的底栖动物一一挑出，放进单独的小塑料瓶中，加入酒精密封保存。底栖动物很小，挑选工作考验耐心和细心。为保证没有遗漏，一个人在挑选后，还需要另一位采样者二次确认。

去年，张静曾参与春秋两季度的长江水生态试点监测工作，她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不同点位采集的样品挑拣的难易程度不一样，最难的一次，小组成员从晚饭后一直工作到了第二天凌晨两点。

“统一用一把尺子”

多位受访专家强调，水生生物监测工作中，第一个难题是，制定统一采样和鉴定的规范，用同一把尺子监测长江上中下游不同水体，结果才有可比性，确保后期考核的公平和公正。

在水生态考核试点监测之前，相关工作多由高校或科研单位执行。但科研项目主体和目标不同，每个团队的监测方式会不尽相同，采样结果也千差万别。例如，根据研究需要，一些科研项目可能为了更好地了解某一个区域，或者深入研究某一个生物类群，监测频次和监测指标会有很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