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盘外交大棋

“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进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当然写进去也不好喽！”

尼克松访华前夕，1972年1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与周恩来等谈及中美联合公报草案时，毛泽东用他惯有的幽默口吻如是说。

当时中国面对的困境远不止“两面作战”。1969年3月，九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谈到对外关系时说：“缓和一点好。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正是这样的内忧外困，促成了转机的到来。战略家毛泽东与极富外交才华和组织能力的周恩来联手，走出了邀请尼克松访华这一步反转之绝杀，使得满盘皆活，中国外交出现历史性转向。

与尼克松“吊膀子”

“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从新华社内部刊物《参考资料》上看到外电评论“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毛泽东笑着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1972年2月21日上午，他一睡醒就叫护士长吴旭君去了解尼克松专机的具体到达时间。吴旭君打了五次电话，最后一次得知专机马上就要在首都机场着陆。毛泽东让她打电话给周恩来，请尼克松总统直接从机场到游泳池来，自己立刻会见他。

关于毛泽东是否会见尼克松，此前一直是一个悬念。美方总是问：毛泽东主席何时会见总统？中方照例答：现在还无法确定。

无法确定与毛的身体状况有关，“九一三事件”后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同时也不无策略上的考虑，他曾说“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如果说这是一盘大棋，毛泽东已经耐心地布局多年了。

早在1967年10月他就注意到了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10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他预测尼克松会当选，并看好这位共和党“右派”总统，认为此人是合适的打交道对手。他说，要打开中美僵局，选择对手这点很重要。

1970年国庆前，国内数次急电中国驻法大使馆，寻找斯诺，邀请他访华。国庆节时斯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还与他长谈，称之为释放了一个“探空气球”，可惜粗神经的西方人没有领会到。随后就有了众所周知的“乒乓外交”，小球玩转大球。毛泽东戏称，自己在与尼克松“吊膀子”。

他确实没有看错时机和选错对手。尼克松1969年初上台之时，美国相对于苏联的决定性优势已不复存在，尼克松想借助打开与中国的关系来玩转美苏中“大三角”外交，塑造新的均势，结束越战。而他以强硬的反共立场起家，没有政治包袱，且行事风格不走寻常路，因此能在西方大国首脑中率先访华。

对比一下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法国的情况，就很容易看出尼克松此举一点都不简单。

中法1964年建交后，特立独行、喜欢迈大步的戴高乐总统很希望访问中国，给自己的回忆录写下“与毛泽东会晤”的完美终章，但法方想请周恩来先访法，以免造成法国有求于中国的印象。而中国在与西方的高层互访上也坚持“彼先来我后往”的原则，故以日程已有安排为由婉拒了邀请，转而邀请蓬皮杜总理访华，蓬皮杜也同样婉拒了。直到1973年蓬皮杜才访华，那时他已是蓬皮杜总统了。

基辛格后来说，确实是尼克松想出了对华主动这个主意，并冒着国内政治风险以过人的胆略推进它。访华前，基辛格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说：我们无疑会遇到那种“中央大国”的复杂心理，认为我们是来向这个文化和政治中心朝贡的，但是只要我们对于我方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国家的力量具有充分的信心，对于这类的“虚荣心”也是可以容忍的。

1972年2月21日下午三时许，毛泽东和尼克松这两位棋逢对手的政治家终于在毛的书房见面了。尼克松回忆，握手达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

“写进去的不如没有写进去的重要”

当尼克松夫妇及大批随从人员在好客的主人陪同下马不停蹄地饱览中国的名胜古迹之时，基辛格却哪也没去，与乔冠华关在房间里就联合公报的未尽部分进行最后的谈判。

公报的主要内容在基辛格上次访华时已达成协议，尤其是突破了其中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表述，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当时在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工作、后担任了外交部档案馆馆长的廉正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周恩来后来在讲解中美联合公报时谈道：“这句话是基辛格贡献的，我们挖空心思也没有想出来。这样人民的意见也表达出来了，所以博士还有博士的好处。我们原来提‘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蒋介石也是这么说的，但美方坚持要改称‘一部分’，因为他们国内有人反对。我们同意了，因为‘一个省’和‘一部分’是一样的。‘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句中的‘立场’二字也是美方提出的。”

现在剩下的主要问题是，关于美国从台湾撤军的表述，双方仍有不小差距。

乔冠华提出的方案是，美国“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基辛格拒绝了，说这会破坏整个关系，因为美国公众绝不会答应。基辛格提出的折中方案是，将撤军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前提”联系起来。乔在研究、请示后也拒绝了。

这样就陷入了僵局。基辛格问，如果找不到可为双方接受的措词怎么办？乔冠华回答说，这就难说了，达不成协议不发公报也可以。这让基辛格有些紧张，因为如果公报不能发表，尼克松访华成果就无法体现。

最后，又是“博士”想到了一个主意，把撤军这句话拆成两句来说，这样就可以表达更微妙的意思。乔冠华立刻表示有些兴趣，还进一步提出用“前景”来代替“前提”，基辛格觉得这样更好。大功终于告成。

事实上，美国在台湾的驻军只有8000多人，主要是为美军在东南亚的活动服务的通信人员。基辛格说，双方都明白，美国在台湾防务中的作用并不依靠这点军队，而主要是由1955年的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所规定的（该条约在中美建交后于1980年1月1日终止），但在公报中都没有提到这一点，实际上是把台湾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了。基辛格感叹：“中国领导人尽管富于魅力和意识形态热情，但他们是我所见到的最不动感情地推行均势政治的人。”

他说，尼克松访华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签订了什么正式协议，而是两个强大国家的领导人互相“估量”了对方，并且认定他们能够执行并行不悖的外交政策，使国际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但联合公报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有必要对新的关系作一个正式表述，这在中美人民和全世界面前是一个象征，必须能“镇住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左派和美国保守的右派的批评”。

当然，美国国内的批评是尼克松必然会面对的。一些人批评尼克松是“叩头外交”，认为他作的重大让步只换回了一些比较次要的东西，中国人在这场交易中占了便宜。一位观察家挖苦说：“他们得到的是台湾，我们得到的是蛋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尼克松的中国之行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与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地位几乎立竿见影地改变了，越南问题不再像一个不可解脱的梦魇。

美国之外的一些媒体可谓旁观者清。日本NHK评论说，公报中写进去的东西不如没有写进去的东西更重要。法新社说，它是中美关系在经过22年分裂后进入新时期的真真确确的出生证。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尼克松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听起来得意忘形，但可能是有道理的。

“悄悄等待其屈服”

毛泽东曾说，中美关系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点，很快以推倒多米诺骨牌之势显现出来。

被推倒的第一块骨牌是英国。

此时，英国与中国的建交“马拉松”已持续了20多年。英国1950年1月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1954年6月两国互派代办，实际上处于一种“半建交”状态。1971年10月英国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投票支持中国，消除了两大障碍中的一个，剩下的就是英国所持的“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了。

英方建议，参照加拿大等国的表述方式。1970年10月中加建交，建交公报称：“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加拿大开了这个好头后，各国纷纷效仿，到尼克松访华前，意大利、比利时、秘鲁、冰岛、马耳他、阿根廷等国都以“注意到”这种表述方式与中国建交。

但中国政府不同意。中方指出，英国与这些国家不同，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签字支持台湾归还中国，后来却放弃这一立场，参与制造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因此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态。

中美上海公报公布后，英国尴尬了。英国《卫报》记者观察道，中国人目前在外交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仅仅是“悄悄地等待英国在不可避免的情况面前屈服”。

熊向晖曾回忆，1971年10月2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离开当日，也是26届联大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决议的当晚，毛泽东在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叶剑英、乔冠华、熊向晖等开会，他谈到，等尼克松来访时，英国就可能接受我们的条件，就可以交换大使了，熊向晖还回他的“老窝”去（熊曾任中国驻英代办）。不过，没等与英国建交，1972年2月中国与墨西哥建交，或许因其处于美国后院的特殊地位，熊向晖被任命为墨西哥大使了。

英国的让步来得很快。1972年3月13日，中英签署建交公报，其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是：“联合王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决定于1972年3月13日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

香港《南华早报》总编辑罗宾·哈奇森评论道：英国事实上比其他国家退让得更多吗？答案是肯定的。但伦敦没必要对它的让步感到遗憾，因为它不过是肯定了1950年就做出的正确决定。

两个月之后，总是与英国神同步的荷兰也与中国将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荷兰于1950年3月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4年11月双方互派代办。与英国一样，荷兰也在建交公报中承认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

“现在到了火候了”

“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1972年7月上旬，在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的办公室中，随团来访的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陈抗召集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和前任代表、当时率上海芭蕾舞团访日的孙平化开会，要他们争取当面向田中首相转达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并转达上述意思。

周恩来还指示说：“毛主席对我说，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我们要紧跟。能来谈就好，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了，要抓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