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国

“1972年的中国是西方的一个映像，所有的价值、成就和缺点都被颠倒过来。反映现代世界中人类窘境的这两个黑白照片究竟谁是正片，谁是底片，必须由历史来裁决。”曾任英国国防大臣、时任英国“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的丹尼斯·希利在1972年访华后撰文如此写道。

1972年，成千上万的外国人一拨又一拨来到中国。“竹幕”拉开了一条缝，每个人都急切想看一看封闭已久的红色中国，一个仿佛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这是走马观花，也是雾里看花。这些万花筒般的中国印象里，一些难免是被安排的假象，一些是糅合了不同文化背景的想象，另一些则是身在此山中人反而看不清的真相。

“了解中国”运动

“中国，这是美国的最新事物。”

这是《纽约时报》1972年2月16日一篇报道的题目。这天是中国鼠年的正月初二，汉学家们热烈地辩论着鼠年的“鼠”字究竟怎样翻译好，就这样拉开了中国年，也揭开了尼克松访华的序幕。

连日来，美国三大电视网除了新闻之外，还在早晨上班前后和晚上九时半以后的黄金时间播送两到三小时的特别节目，各报也都在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连篇累牍刊登来自北京的报道。

直观的电视报道迅速改变了美国公众的印象。他们看到，没有出现任何对尼克松总统带有恶意的反应，街道比美国城市还干净。成群结队的中国人手拿扫帚在扫雪，偶而有一台罕见的扫雪机在帮忙。没有什么20多年来想象中的“红色魔鬼”，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彬彬有礼、好客、勤劳、长期蒙受苦难、正在建设美好社会的民族形象。

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显示，支持尼克松访华的占73%。测验还要求参加者从23个形容词中挑选他们认为最适合形容中国人的词语，1966年时常被挑中的词是“无知”“好战”“狡猾”和“背叛”，现在则被“努力工作”“聪明”“富于艺术才能”“进步的”和“讲求实效的”等词所代替。

对中美关系的变化格外敏感的日本驻美记者不无夸张地称，美国举国上下出现了一个“了解中国”运动，洪水般的报道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对两亿人的总洗脑”，使美国人的中国观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记起在朝鲜战争以前美国有长期的亲华反日的历史。记者认为，这是因为对越南战争的反省改变了美国国民的想法，为了不使反共时代和越南战争重演，他们以切身感受接受这样一种变化。改善美中关系的舆论基础已经形成。

对尼克松的接待是由周恩来亲自掌握的，要访问的城市都经过大规模清理整顿。美国观众看到的“扫雪机”是用解放牌卡车加上可以滚动的雪刷和可升降的刮铲改造而成的。它们被喷成鸭蛋青色，每天在北京主要街道上活动，很有点节日彩车的感觉。不过，随着尼克松访华结束，这些铲雪车拆除了加装的部件，又回去拉货了。

陈丹青就读的小学所在的上海茂名北路直通尼克松下榻的锦江饭店，他曾回忆，沿途街道的住户全都动员起来，晾晒的衣物不得移出窗外，街市一时货品充盈，春节才供应的全猪全鸡密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

但毕竟，社会生活的确在缓慢复苏。在陈丹青的记忆中，那时爱俏的男女已偷偷剪裁衣裳，阁楼或天井间或飘出小提琴声，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70年代仿佛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

几个密集来华群体

据美国国务院估计，1972年，1500到2000名美国人获准访问了中国。但消息人士指出，这个数字实际高达3000人。访问者既有美国参议院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众议院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也有美国科学家协会代表团、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访问团、美国报纸主编协会访华团，民族饭店里甚至还出现了第一批来自美国的普通旅游者共5人。

这些还只是申请访华的5万人中的一小部分。对此周恩来表示，中国欢迎来访，但现在接待能力还很有限。

在申请访华者中，有几个群体是优先得到考虑的。

一个群体是谢伟思、费正清这样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1949年前都曾在中国工作过，所不同的是，谢伟思作为外交官在麦卡锡主义时代横遭打击，费正清的学术地位却反而提高了。现在他们都受到周恩来的亲自邀请，先后访华。

作为中国研究的权威，费正清曾向基辛格介绍过“你必须亲自去拜访他们”的中国规矩，后来基辛格含蓄地向他表示那次讨论影响了历史。他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是尼克松访华前所读的几本关于中国的书之一。书中提到，美国在考虑台湾问题时必须意识到，“一个中国”的思想是中国有史以来就存在的。这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感情，一种由几千年的行为习惯养成的基本感情，是中国人本身的特征，要比单纯的西方式民族主义强烈得多。

费正清回忆，1972年在中国境内的旅行费用完全由中国政府负担。他和妻子费慰梅由四人全程陪同，前呼后拥地前往事先安排好的“挣面子”景点参观，如北京新修的地铁。但对他们来说，这次重返中国如同参加毕业40年的同窗聚会，在了解新面貌的同时总是试图重寻旧梦。

北京的城墙除两座城门外都已拆除，让费慰梅感到伤心，但最让他们伤心的是他们的东城旧居。以前那所院子有一棵枝繁叶茂的紫藤，缠绕在通往前厅的过道上，如今这座两进院子合二为一，成了一个住着30多户人家的大杂院，显得破败不堪。院子里还有一个防空洞入口。他们恍然大悟，为何常看到沿街堆放着砖瓦、砂石和U形水泥拱柱——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都在挖防空洞，以应对中苏边境上的陈兵百万。

他们此行见到了不少老友。周培源主持了欢迎宴会。费孝通刚从干校回来，向他们展示了给泥瓦匠抛砖练出来的结实肌肉，不过被告知不准用英语与他们交谈。钱端升1957年被打成右派，从此与公众生活隔绝了，在宴会上被安排在桌角。张奚若滔滔不绝，却没有说出什么实质性内容。但他们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和林徽因已经去世了。

6月16日，周恩来会见宴请了费正清夫妇、美国科学家协会代表团成员杰里米·斯通博士夫妇、《纽约时报》联合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夫妇等美国客人。在人民大会堂的南面阶梯上，他们两人一排排成纵队，费正清夫妇被安排在领头位置。

回国后，费正清在美《外交季刊》1972年10月号上发表题为《新中国和她同美国的关系》的文章，总结了自己对新中国的三个最强烈的印象：第一是中国的团结一致，这是由于中国人有着外国人所不知的高度同种感，它的发展是内向的，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的扩展;第二是中国仍旧而且将会长期保持为一个农业国家;第三是中国的工业结构是分散的、地方性的、小型的。

美籍华人科学家群体也受到祖国的热情欢迎。

开风气之先的是杨振宁。他在尼克松访华消息刚公布的1971年7月就获准回中国大陆探亲，1972年6月又作了第二次访问。访问归来后，他屡屡盛赞中国的巨变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

他的评介和盛赞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了争议。但事实上，这几乎是当时华裔知识分子和科学家访华后的一致印象和感受。陈省身称，一入中国，柳暗花明，满街自行车，男女平等，物价便宜，“农民每年收入从四百元至六百元不等”，和旧政权时代的生活有天渊之别。李政道称，人民生活丰衣足食不算新闻，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热心于新中国建设，尤其“文革”后，人人谦虚，没有所谓特权阶级者也！

回顾当时，杨振宁2016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告诉记者，他后来反思，一方面他对中国的强烈感情影响了他的观察，毕竟他不像新闻记者随时保持着质疑意识;另一方面，他至今认为，他当时所见到的中国与他离开时的旧中国相比，变化是翻天覆地的，确实有明显的新气象。

参观者得出一些不真实的印象并不奇怪。因为1972年的中国，大部分地区并不对外宾开放，开放的主要是北京、上海、杭州等一些大城市，以及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国棉三厂等现代化企业和中阿友好公社、大寨、红旗渠等样板性工程。阿尔及利亚大学生足球队和缅甸羽毛球队访问中国，周恩来特别批示：“可开放合肥、昆明作一次特许。”谢伟思的出生地四川省长期以来是禁止外宾入内的，但出于对他的礼遇特批他去访问。

还有一个相对密集来华的群体是政界和新闻界人士。

1972年4月，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和共和党领袖斯科特率团访华，历时16天，访问了北京、上海、杭州、西安、长沙和广州六个城市。

回国后斯科特在参议院作访华报告时说，新中国取得的两个最大成就，一是已成为完全在中央政府控制下的统一的国家;二是普通人的生活达到了可以接受的水平，尽管生活标准还是很低的。他介绍，他们参观的上海郊区嘉定县的马陆人民公社1971年家庭平均年收入为361美元（当时1美元约合2.5元人民币），而在杭州郊区以产茶为主、比较富裕的西湖人民公社，这个数字约为430美元。此外，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每月24美元。

事实上，统计材料显示，农民在人民公社时期的现金收入平均不超过每天两角钱。1971年美国作家韩丁回中国访问，为写关于土改的著作《翻身》的续篇要求重访张庄。张庄在晋东南还不算太贫穷，但每人每天平均只有一两粗粮，村委会极不愿意接待外宾。周恩来指示山西省给张庄村民发粮，每人每天一斤，共发一个月，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此并不难理解，斯科特等在回答问题时提到在美国粮食过剩，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中国人相信。

斯科特的报告还说：西方文明简直是凭它文化的力量和影响来瓦解不发达的社会，但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一种具有强大力量的文化，这种文化决心走自己的道路。必须对以下事实保持戒心，即双方对人类和社会的看法方面存在着基本的哲学上的分歧，但重要的是，我们将在最大程度上使关系正常化。

影像中国：“小丑”与“骗子”

1972年5月，当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带领一支6人摄制小组来到中国时，他想象中的旅行是爬山涉水、跨越沙漠的，到后才知道，很大一部分中国是可望不可及、非请莫入的，虽然中国人打开了几扇窗户。

拍摄的缘起是，1971年意大利外贸部部长率团访华，意大利电视广播公司文化主任提议由电影大师、意共党员安东尼奥尼来拍一部有关中国的影片，周恩来对此很感兴趣，由此成为两国的一个正式文化合作项目。

“内心的新现实主义”者安东尼奥尼不想展示一个官方的中国形象，而想要发现中国。摄制组经常说要去一地拍摄，却又出其不意闯入另一个地方;摄影师随时把机器扛在肩头，说他们的习惯是“看到什么就拍什么”。陪同人员不会说“不许拍”，只是说：如果您想拍就拍，但我们不喜欢这些事。

拍摄首先从天安门广场开始，那是5月的一个有些灰蒙蒙的风沙天。镜头并没有聚焦在广场上的宏伟建筑上，而是反复对准了那些拍照留念的普通面孔。安东尼奥尼说，他看到的中国不是童话，而是人类的风景，如此不同，又如此具体，是那些面孔直侵银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