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热恋科学家

图灵量子距离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步行仅需两三分钟，可最低程度地压缩金贤敏在两种角色之间的切换时间——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也是图灵量子科技公司的创始人。

2022年2月18日，是上海图灵量子一周年庆的日子。当天下午，金贤敏先后会见了四波投资人。“不差钱”的图灵量子，目前已经完成了三轮大额融资，累计融资额过5亿元。最后一次融资，就是在周年庆这天敲定的，距离上一轮仅3个月左右。

从量子计算、3D打印，再到芯片、医药等许多新兴科技领域，近期，科研人员的初创企业都在频频报道融资消息。在投资圈，“硬科技”已经成为被提及的最高频词汇之一。在2021年底一场关于硬科技投资的会议上，有投资人说，目前中国硬科技的兴盛，有点像美国硅谷1970～1980年代的状况，有很多新的技术涌现，也有很多创业机会。

2021年7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一场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到当前这个阶段，科技创新既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专精特新”就是要鼓励创新，做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从而有望为国家解决一批制造业细分领域内的“卡脖子”难题。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提倡的“产学研相结合”，在国内算不上是什么新鲜事物，但因种种原因，理想迟迟难以照进现实。就在几年前，还有教授因开公司进行科技成果转化而身陷囹圄，但如今，科学家们的实验室门槛却要被纷至沓来的投资人踏破了。在历史巨轮的推动下，一轮科学家创业潮，正在形成。

转向“专精特新”

金敏贤和他的图灵量子正在经历的融资故事，最近每天都在上演。提供激光雷达解决方案的洛微科技三年前在杭州滨江区成立时，早期的启动资金来自于几个创始人。大约从2021年夏天开始，很多风险投资人开始找到该公司。到了年底，投资人已经多到他们有点无法接待的程度。2022年初，洛微科技完成B轮融资，创始人冯宁宁说，现在进来的资金已经远超公司原计划的融资额度。

2020年6月，西湖未来智造（杭州）科技公司成立，仅4个月后，就获得英诺天使、中科创星两家投资机构的数千万元天使轮融资。2021年10月，该公司再次获得红杉中国等机构的数亿元Pre-A轮融资。未来智造研发的是1-10微米精度电子3D打印设备及材料体系，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周南嘉是西湖大学工学院研究员。

金贤敏是在中国科技大学读的博士，导师是该校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潘建伟。作为国内量子通信研究的领军人物，早在2009年，潘建伟团队就成立了上市公司“科大国盾”的前身安徽量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2013年左右，潘建伟曾找到职业经理人郑韶辉，希望对方投资。但后来因利益纠葛，双方反目，被媒体称为“量子通信第一公案”。该事件反映了早期研究人员的创业处境——要自己去找钱，并不像今天这样投资人主动找上门来。

时过境迁。专注于“硬科技投资”的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近来时常听到，风险投资（VC）“哄抢”科学家项目的消息。中科创星由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联合社会资本于2013年成立，旨在孵化硬科技项目，迄今已投资了100多家中科院背景的相关企业。米磊发现，最近，有些VC听到中科创星对某个教授的项目有投资意向，便想办法挤进来，还会找一些关系认识科学家，甚至承诺给科学家的孩子解决上学问题等等。对此，他感到匪夷所思。

米磊说，过去，像中科院西光所这类科研机构，很难找到专业的投资人。很多资金都来自房地产或煤矿等传统行业，但其中一些投资的真实目的，可能并不是推进科研成果产业化，而是把项目进行包装后，再向地方政府拿地，将其变成圈钱的工具。

与中国不同，美国在这个领域的资本早先是流向一些底层硬技术，再转向互联网。但当中国的风险投资在1990年代至21世纪初出现时，就正好赶上了这股互联网投资热潮。过去10年，依靠互联网技术进步带来的商业模式创新，是中国科技投资的主旋律，崛起的是诸如阿里巴巴、腾讯、美团、小米等互联网公司。至于高校与科研院所里的项目，因为风险高、周期长，且教授创业通常在商业运作和市场化能力上的明显短板等原因，中国的风险资本过去并不怎么青睐。

但现在，投资人发现，互联网、教育、金融等领域都面临着较大监管压力，再加上行业整体投资回报率已经比较低，甚至亏损，因而不再吃香。驱动经济的新的力量，还要靠更为底层和硬核的科技。

受访者们也一致提到，2018年之后，芯片领域的“中兴事件”“华为事件”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技术保护将科技创新、产业链突破“卡脖子”的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科技自立自强被定位为中国发展的战略支撑。

今年1月下旬，彭博社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扶持“专精特新”的前沿科技初创“小巨人”企业，是中国重新定位科技产业的关键。

“十四五”期间，中央财政设立了专项资金并安排100亿元以上奖补资金，分三批重点支持10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2021年11月23日，工信部副部长徐晓兰在国新办吹风会上表示，中国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762家。这些企业中，超五成研发投入在1000万元以上，超六成属于工业基础领域。

同月，国务院接连发布了《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办实事清单》《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若干措施》等文件。文件中为这些“小巨人”办实事的清单包括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完善信贷支持政策、畅通市场化融资渠道、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31条具体任务。

与此同时，政府投资与金融市场也有一系列调整，将资金从互联网、电商等平台型大科技公司引向技术驱动的创新型初创企业。2018年，中国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降低了企业上市发行门槛，中小科技型企业也能上市融资;2021年9月，北京证券交易所注册成立，其定位更是瞄准“专精特新”这类更偏早期的、更小型的创新企业，这使得营收和利润还达不到科创板要求的公司也有上市机会。

2019年，中国芯片的自给率仅为30%左右。根据国务院发布的相关文件，中国芯片自给率要在2025年达到70%。根据国外咨询公司Preqin的数据，2021年，中国风险投资总额达到了1306亿美元的新纪录，较前一年的867亿美元高出了约50%，其中，芯片制造商、集成电路设计商和其他半导体初创公司获得了88亿美元的资金，是美国同类公司投资13亿美元的六倍多。

“2021年是相当特殊的一年，可以说是过去10年甚至更长周期结构性转折的一年。”泰合资本合伙人梅林表示，十年前大笔融资的是手机、家电、基础工业品等，但2021年的赛道是半导体、新能源、智能汽车等科技属性更强一些的行业。相应地，投资机构也越来越愿意招聘那些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高学历人才来担任投资人。

2018年，互联网行业的融资数量达1025起，融资总规模191.75亿美元，均排名第一。到了2021年，互联网行业融资下滑到了第四位，硬科技行业成为了主流，其中光是半导体芯片领域，融资额就近200亿美元，比互联网行业的投资总额还要高。

一位专注早期项目投资的创投机构投资总监在2021年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与创投行业正在明显切换投资赛道的趋势和政策引导相适应，他所在的机构现在有75%的资金都投向硬科技企业，25%的资金投资C端平台型互联网经济项目。“如今，我们所有的基金合伙人每天都在学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集成电路领域的最新技术发展趋势与科研成果，争取能找到最具成长潜力的硬科技企业”。

与此同时，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0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2019年，全国3450家公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项数为15035项，比上一年增长32.3%。“作价投资”是指经学校同意，技术团队和发明人利用其科技成果，经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及作价，作为注册资本出资创办科技型公司或向科技型公司增资扩股的行为。

在2021年9月的一场会议上，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指出，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硬科技项目已经超过红杉投资组合的80%。“和五年前、十年前相比，当下中国的创业主题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可以说，一个科技主导的创业新时代已经到来。”

教授创业的制度束缚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主动联系科技公司梦之墨CEO陈柏炜的风投机构开始增加。2021年10月，梦之墨完成近亿元的融资。该公司的业务是液态金属柔性电子增材制造，技术诞生于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静的实验室，陈柏炜是刘静的学生。

梦之墨并非刘静团队第一次进行成果转化的尝试。1999年，他们启动了一项高低温复合式冷热消融设备的研发，但一直找不到能接手将其产业化的公司。大约10年之后，到2010年左右，他们才找到一家由几个年轻人成立的新公司同意合作。如今，这个用于肿瘤微创治疗的产品，已进入国内一些大医院。也在差不多同期，刘静团队还曾技术入股企业，但因为双方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合作很快告终。

刘静回忆，那时候，社会上并不提倡教授创业，他觉得，还是不要直接创业为好。2013年10月，时任浙江大学副校长、中控集团总裁的自动控制学家褚健正在为入选工程院院士准备第二轮答辩，却突然因涉嫌贪污而被刑事拘留，这与他在1990年代在校外成立的中控系公司有关。

这件事引发了那些在高校内从事产学研工作的人们的强烈共鸣。2014年，财经作者吴晓波写道，在现行的高校科研体制下，若一个科学家欲将某一技术进行产业化开发且从中拥有个人产权，那么，产业做得越大，他的犯罪几率就越高且犯罪金额越大。

西科控股首席法务官、稼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曹鹏长期负责处理科技成果转化涉及的法律事务。回忆过去十年，他说，一开始，每走一步都是障碍，每走一步都让人担心。教授创业涉及国有资产的管理，将来审计时会不会被追究责任，出去创业算不算接私活……很多问题没有人可以解答，都是摸索着进行。

到了几年前，刘静感到，国家开始有意识地激发研究者们进行成果转化的热情，并鼓励创业了。科技成果转化一直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部长姚卫浩介绍说，中国于2015年出台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被认为是促进国家创新型经济的里程碑式文件。该文件提高了科研人员参与成果转化应得的收益比例，甚至高于部分国外大学。具体而言，给予成果发明者和贡献者最低奖励比例为50%，而2019年北京市出台的地方法，则更是提升至70%。

关于这一法条，曹鹏解释说，是指科研人员如果把自己的职务科技成果转让、许可或者是作价出资成立公司，换回来的收益，包括现金或股权，按照规定，至少要拿出50%来奖励成果的发明者和重要贡献者，其中，主要贡献人员奖励不得少于奖励总量的50%。实际上，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都会在此基础上制定自己的规定，奖励比例远远高于此，具体奖励方案的决策权也在科研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