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英代办宦乡：不愿为“笔杆子”，愿为“耳目”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长艾登宴请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艾登说：“我们有一个人在北京，而你们却没有人在伦敦，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半截的，你是否也派一个中国的杜维廉（英国驻华代办）来？”周恩来当即欣然表示同意。

这个“中国的杜维廉”，就是时任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即将赴任中国驻英代办的宦乡。

早在1950年1月，英国就不顾美国的反对，在西方大国中第一个承认了新中国，但“只做了一半”（即未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中国、在台湾淡水还保留了领事馆），因此中国没有同意交换大使，只同意交换代办，属于“半建交”状态。直到尼克松访华之后，中英两国才于1972年3月13日将代办升格为大使，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到今年3月，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已整整50周年。

中英“半建交”那些年，中国在西方主要大国中只有这一个桥头堡。周恩来曾告诉宦乡，去英国建馆是到帝国主义的心脏里去了，“那是一个孤岛，要准备在那里坐冷板凳”。

宦乡板凳坐得八年冷，既是一位冷静锐利的观察者，也成为孤岛中的联结者。后来他评价自己是“前外交官、学者和第三流哲学家”，一个“只屈服于真理的人”。

“有何新闻？”

1954年10月下旬，载着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首批工作人员的飞机在伦敦降落。

宦乡推开了伦敦波特兰大街49-51号的大门。这是满清政府买下的两幢相联的亚当风格楼房，郭嵩焘1877年作为中国第一位正式外交使节入驻。英国政府承认新中国后，国民党最后一任“大使”郑天锡于1950年离开，留下了中西合璧的家具、一些精品刺绣，还有三十几个铁柜的外交文书档案。

对使馆的修缮进行了一年。期间代办处在伦敦西区租了一幢房子临时办公，还在荷尔路租了一座楼房作为宦乡的官邸，有些外事活动也在这里举行。

初到英国，代办处包括宦乡在内只有三个人会说英语，其他人大多没有外事工作经验。他们很快尝到了“坐冷板凳”的滋味。一位英国官员当众讽刺：“没想到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居然不会说英语！就这样还要访问英国？”宦乡反问：“请问贵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会说中文吗？”

宦乡总是对见到的英国人说：“让我们相互了解。”他把去商会演讲的机会当作向英国人介绍中国的突破口，只要有想与中国做生意的商人向他发出邀请，他有求必应。一些大学生组织和地方性社团也向他发出邀请，他不仅亲自去演讲，还鼓励代办处的其他外交官也出去演讲。他还主持召开了系列座谈会，请来英国专家逐一介绍英国的政治、经济、教育、警察等方面的制度，延续了四年之久。“冷板凳”慢慢焐热了。

宦乡经常在英国商会和国内外贸部门之间穿针引线。在他任内，中英两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平均年贸易额达到了两亿美元。

当时英国是世界各国中外交使团最多的国家，有一百多位大使、公使、领事等。伦敦外交活动极多，且多是以各种宴请的形式进行，如互请到家中做客、鸡尾酒会、周末宴会、下小馆、郊游、工作午餐等。在伦敦外交圈，见面问候之后的第二句话通常是：“有何新闻？”

在1964年中法建交之前，驻英代办处是新中国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唯一外交机构。外交部给代办处提供了一个可来往的“白名单”。

宦乡发起了社会主义国家使节之间的定期研讨活动，交流信息，交换意见。这项活动在他任期内从未中断，大受欢迎，也让他在驻伦敦的社会主义国家使团中声望高涨。在代办处工作的俞志忠曾回忆，尽管宦乡当时只是一个代办，但那些身份比他高的大使和公使们却都听他召唤，他成了他们当中的核心人物。

代办处工作人员最初不知如何安排沙龙活动，尤其是不知该如何招待外交官的夫人们，在宦乡指导下很快熟门熟路。他们特地准备了很受欢迎的古巴雪茄款待贵宾，平时不抽烟的宦乡也会手夹一支雪茄，和客人谈笑风生。

“判断是要害”

宦乡不断把调研结果写成报告发回国内。他常说：“外交调研，判断是要害。”

他会将与各国外交官及英国各界人士的谈话和聊天记录下来，每天要读二十多份当地报纸，将有价值的内容剪贴归类，做笔记。工作人员见他太忙，建议将剪贴报纸的工作交给其他人去做，但他认为此事必须亲力亲为。他积攒的各类资料卡片上有很多鲜为人知的信息，比如英国一位前大臣是王室的私生子。

他经常组织内部研讨，由他提出问题，大家各抒己见。没有外事活动时，他会在晚饭后外出散步，碰到谁就拉上谁一起，边走边聊。在代办处工作过的刘耕园曾回忆，宦乡很善于广采众议，其他人对他提出的看法有异议，只要理由充分，他就会说“你说得对！”

为了与法德主导的欧洲六国“共同市场”（即欧盟前身）一争高下，英国提出了“欧洲自由贸易区”计划，但为时两年多的谈判破裂了。1958年11月，宦乡向外交部上呈了一份调研报告。

报告说，虽然有说法认为英国可能会另组一个“六国共同市场”，或者组织英联邦国家同西欧六国进行贸易斗争，但是英国更可能寻求与德法的妥协，并设法得到美国支持。宦乡认为，英国这次所遭受的严重挫折表明，西欧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联邦德国而不是英国的变化。

毛泽东很欣赏这份报告，指示将其印发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亲自为报告加了标题《宦乡论西方世界的破裂》，并作了批语：宦乡论点是对的。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这种形势，势必走向所谓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

国内“大炼钢铁”时，宦乡1959年初发回报告，大量引用英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的详实数据说明，钢铁工作应该重视的是品种和质量，而不光是数量。

戴高乐1959年1月就任法国总统后采取了强硬的内外政策，既不亲美，也反共产主义，因此东西方阵营都不欢迎他，甚至指责他为“法西斯主义分子”。但宦乡分析后认为，戴高乐是有所作为的民族主义者，法国正在其领导下建立更加独立的民主制度，他的作为“将会改变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中国应尽快与法国建交，实现对西方外交的重大突破。

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此非常重视，并积极推进中法关系。1964年，法国成为首个与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

宦乡密切关注着英镑走势。他深谙汇率变动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仅在1958年就三次准确预测了英镑走势。

1960年，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英镑将大幅贬值，国内主管部门打算将存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英镑兑换成瑞士法郎。那是中国当时拥有的外汇资产的近一半，是中国与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全部外汇结余。宦乡坚决主张不应兑换，否则损失太大。他说：“如我判断错误，使国家受损失，我愿意受党纪处分。”

国内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英镑也果然没有贬值。此事让他在英镑问题上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几年后他成了中央成立的一个专门研究汇率问题的经济小组的成员。

被弃用的笔杆子

1962年秋天，宦乡在担任驻英代办八年后奉调回国。

回国前，他为调研中所产生的一些想法所兴奋着。他看到英国政府受凯恩斯理论影响实施了一系列干预经济及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政策，认为这可能会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他还看到肮脏的泰晤士河重新变得清澈，认为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科技正在使人类修复自然生态系统成为可能，预示人类将走上更科学的发展道路。他想更深入地研究这些课题，但现实让他的兴奋很快冷却下来。

他发现很多老朋友已离开了工作岗位。弟弟宦邦显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顶头上司张闻天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外交部与张闻天过从密切的人几乎都成了“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此时又正处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食不饱腹。

宦乡的新职务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兼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任命公布时，他听到传言：宦乡的位置到头了。

1964年进入外交部政策研究室担任学习员的黄桂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政策研究室一共24人，除5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一位秘书，其他都是级别很高的老资格干部和擅长外事调研的干部。黄桂芳每周两次去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图书室为宦乡借《泰晤士报》和《经济学人》等资料，再将相关内容用红笔打圈。

宦乡告诉黄桂芳，他过去有时每天要写一万多字，年轻人不要怕苦，要多用脑子，尤其要注意研究经济和科技问题，这是反映一个国家实力的最重要因素。

1965年开始担任宦乡秘书的张宏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宦乡是学者型干部，没有官气，他每天要阅读大量材料，很多文章都是自己写，重要讲话稿都由他来定稿，一经他加工水平就明显不同。但宦乡并不喜欢这个“笔杆子”的角色，因为必须按照事先定下的“调子”而不是自己的研究结果写文章。

1963年下半年，宦乡被指定带领一个小组撰写“九评”中的第六评。他不同意“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调子，认为事实是苏联已经走上同美国争夺全球霸权的道路，他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写了这篇评论，结果文章和人都被“弃用”。15年后，他成了第一个公开批评“九评”的人。

“文革”中，宦乡一度被怀疑在英国期间每天散步是在与人接头交换情报，还被怀疑是军统特务和少将特派员。这和他的独特经历有关。

周恩来曾说，新中国的外交队伍主要由长期在部队的老将军、曾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和长期在解放区做地方工作的三部分人组成，他们在政治上都极其可靠。而宦乡的外交之路则颇为特殊。他在抗战时期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机关报《前线日报》总编辑，受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信任，被授予少将军衔。他逐步接受中共影响，加入了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从新闻界转到外交界。

1969年，宦乡下放“五七干校”，1974年回京后没有分配工作。1975年8月，周恩来提名他担任中国派驻欧共体使团团长。

几个月后，周恩来去世。宦乡把自己关进书房，一言不发，平时写作时必不可少的古典音乐再也没有响起。夫人走到他身旁，他只是轻轻握住她的手，久久沉默。

1976年5月，宦乡启程再赴欧洲，在“靠边站”多年后重返外交舞台。

在被称为“欧洲首都”的布鲁塞尔，67岁的宦乡感受到西方国家时隔十多年的明显变化。他像在伦敦时一样，广泛调研，决心“当好国家的耳目”。

“四人帮”垮台后，他立即起草报告，建议中央尽快调整对内对外政策。1976年11月他回国述职，请求与中央有关领导面谈，没有得到回音。

他又起草了两份新的报告，在第二次回国述职时于1977年7月也即中共十一大召开前半个月上呈。

其中，题为《拉杂上呈》的报告写道，美国和西欧对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抱有很大的期待。比利时外交部长在议会外交报告中指出：“中国照现在这样把四个现代化认真进行下去，十年之后，将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类似这样的言论，在欧洲很多。

关于中美关系，他写道：以前美国不急于按照中国提出的“撤军、废约、断交”三原则解决台湾问题，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长期拖下去，新上台的美国总统卡特和国务卿万斯1977年6月的谈话表明美国的调子略有改变，态度较过去略为积极。美苏关系越来越紧张，中国则政治稳定，国家力量逐步加强，美国不得不准备做比过去大一点的让步。如果这个看法有道理的话，万斯这次访华就是为台湾问题找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这同前年福特和基辛格访华时不准备解决任何问题的情况大不相同了，这回可能要进行较认真严肃的外交谈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