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人物”何鲁丽

“以何鲁丽的资历和能力，当时能够担当起民革中央主席一职的，只有她了。”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陆宇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指的是1996年，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去世。当时陆宇澄和何鲁丽同为北京市副市长，他记得自己去了隔壁何鲁丽的办公室，对她谈到自己的预测：她很快就要成为国家领导人了。

他与何鲁丽1988年一同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共事越久越了解和欣赏她，觉得她性格开朗热情，谦虚又爽快，群众关系很好，为人不功利，待人真心诚意，因此感到她会是接任民革中央主席的合适人选。

1996年，何鲁丽果然成为民革中央主席，同年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98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直到2007年，她才卸任民革中央主席职务，次年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何鲁丽的“鲁”意指其籍贯山东。2001年她应《菏泽人在北京》一书编辑之约，写了题为《我是一个在北京踏实工作的菏泽人》的文章。

她说，自己的籍贯是山东菏泽，但是从未在菏泽生活过，初二时随父亲从济南移居北平，从此在北京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从一个学生成长为一名医生，再到国家的公务员。她想借此机会提笔写一个自我介绍，算是向故乡的汇报，告诉乡亲：“我是一个在北京踏实工作的菏泽人。”

弃医从政

中共十二大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有序进行第三梯队的选拔和培养，提出干部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领导班子配备要考虑“女性”“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等方面的代表性。

1984年，北京市各区县政府改选。49岁的北京市第二医院儿科主任何鲁丽接到通知，区里要调动她的工作，作为西城区副区长候选人参选。

她1957年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因成绩出众被北京儿童医院院长、著名儿科专家诸福棠指名调到儿童医院，后又被北京市第二医院院长高崇基指名调去创办小儿科，当时已是拥有高级职称的儿科专家。

选举前夕，西城区区长找她谈话。她说感到很突然，舍不得放弃27年的专业，当然受共产党这么多年的培养，这个觉悟还是有的，会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不过她觉得自己没有干过，不是合适人选。区长说：你已是科室主任了，也有行政能力了。她说：那才多大呀？连护士才37人。区长说：你总比革命初期的干部文化强吧？看文件总比别人给你念的快吧？

最终，她脱下了白大褂，成为了西城区副区长。

西城区拥有70余万人口，何鲁丽分管科技、外事、市容、卫生、计划生育和民政。刚上任时，她乘公共汽车去上班会迷路，找不到区政府大门。批示文件，她像医生开处方那样把“何鲁丽”几个小字签在右下角。办公室主任提醒她，意见要写在最上边。

为了真正让她有职、有权，区长亲自带她到卫生局等下属机构，把她介绍给局长、书记等，告诉他们：“以后有什么事找老何，解决不了的，她会找我的。”

她很快进入了新角色，并显露出了行政领导能力和深入泼辣的工作作风。她很怀念儿科专业，就任副区长后仍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出了两年多的门诊。

1983年，曾任北京市第四医院副院长的佘靖当选为北京市崇文区副区长，在市政府召开的会议上与何鲁丽相识。两位女副区长开会时经常被安排住同一房间，由于专业背景和分管领域相似，相谈甚欢。

佘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她们面临的棘手工作之一是医疗机构、中小学和托幼机构的危房改建和城市环境卫生整治。北京老城区有很多危房，下雨时极易垮塌，她们经常奔波在街道胡同，奋战在一线。何鲁丽善于学习，能够攻克困难，总是能快速理解政策要求，经过调查研究后“对症下药”。

危房改建涉及规划、资金筹措等多方面问题，她们经常交流经验。何鲁丽说，要取得区主要领导的支持，多与区城建、计委、财务、卫生、教育等业务主管领导沟通，请他们一同到现场，取得共识，根据业务情况分清轻重缓急，逐步完成，还要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何鲁丽面临的最棘手工作是二环路的拆迁。这条环线有11.6公里的路段在西城区，由前门到鼓楼，呈马蹄形，占二环路总长的49%，要搬迁516户人家，市政府限时完成，大家都替何鲁丽捏把汗。

她不辞辛苦，挨家挨户反复做工作。西便门最后剩下几十户“钉子户”，她每家都去了不止一次，耐心磨合，解决了不少扯皮的事，终于按期完成了任务。二环路拆迁工程让她名声大噪。

“我是个坐标人物”

中共十三大之后，1988年年初，各省市陆续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

在北京市市长和副市长的10名候选人中，中新社北京分社社长徐泓对何鲁丽产生了很大兴趣。候选人介绍材料显示，何鲁丽是民主党派成员，其父何思源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其母是法国人，让徐泓的好奇心陡增。她提出采访申请后，很快获得同意。

她如约来到何鲁丽的办公室，只见一位中年女性麻利地从办公桌旁站起来，大嗓门儿的京片子扑面而来：“呦，是记者同志吧，快请坐，快请坐。”

与徐泓先前的想象不同，何鲁丽衣着普通，从面容上也不大看得出外国血统。以后她从不少人那里得到证实，他们第一次见到何鲁丽都有类似的意外之感。

“我知道为什么选我，女同志、非党人士、知识分子，我是个坐标人物。其实比我能干的人多得是，但既然组织上信任我，我一定努力干好。”何鲁丽快人快语地说。

几天后，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无记名差额选举，产生了由市长和7位副市长组成的北京市新领导班子，何鲁丽以接近全票当选副市长，另一位当选的女副市长是吴仪。新闻媒体称，新班子中出现两名女副市长，这在北京市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何鲁丽当选几天后，徐泓再次采访了她，这次的地点在何鲁丽位于朝阳区建国门外永安西里的家中。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单元宿舍，狭窄的过道里堆满了杂物。何鲁丽和丈夫住里间，两个儿子住外间。徐泓看到何鲁丽1957年大学毕业时的照片，浓眉大眼，梳着两条粗粗的大辫子;接着又看到何鲁丽高一时的一张小照，俨然是一个地道的外国小女孩。穿越岁月的流逝，她终于清晰地看到了何鲁丽那一半法兰西血统。

被媒体聚焦的传奇女副市长何鲁丽也引起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建业的注意。张建业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他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题为《地位观念及其他——以诗与新任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对话》，先后投给两家报社。

诗中写道：有的人观念像弹簧，随着地位升降而缩张;筒子楼中的阴暗与浓烟，踏上栽绒地毯就化为灿烂阳光。你从白大褂走来，跨进了市府大厦的厅堂;要问市长与市民有何区别？心中应惦着更多的病人、病房。

但两家报社都退了稿，理由也近似：意思很好，有韵味，但涉及领导，不适合刊用。他失望之下，将诗直接寄给了何鲁丽，同时附信一封：这首小诗应该说只是表达了一个普通市民对新任副市长的一种信任与期望，难道就因为是“与副市长对话”，就要避讳吗？看来我们的“观念”还真有进一步改变的需要。现在只好把诗直接寄您，想您不会拒收的。

很快，他收到何鲁丽回信：“张教授，来函及赐诗均已拜读，对您向我提出的希望，定当引以为戒。到市里工作后由于能力经验有限，除尽力而为外，望多加监督指正。顺致，敬礼，何鲁丽上，88.8.23。另：诗已请人用毛笔书写出。”

两人的通信登在了《北京晚报》上。此后，张建业每次致信，何鲁丽都会亲笔回复。

专家型副市长

何鲁丽上任伊始，上海甲肝大流行，不到三个月，红眼病在北京流行。尽管北京市流动人口日复一日猛增，卫生防疫压力加大，但由于措施得力，北京市传染病率持续下降。在她分管期间，北京市连续3年荣获“全国十佳卫生城市”称号。

时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俞晓松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何鲁丽为人谦虚友善，她对俞晓松说：“我不是中共党员干部，对政府工作不熟悉，你得多多帮我，多多提示。”她不止一次去俞晓松的办公室，向他咨询接下来的调研工作该怎样安排、在走访单位用午餐是否妥当等问题。

朱祖朴1985年到北京市政府担任办公厅副主任，1988年开始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协助何鲁丽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何鲁丽很尊重他人意见，即便和下级谈工作也是用商量的口吻。那时群众来信反映，北京一些教堂在“文革”期间被占用，影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要求腾退恢复使用，何鲁丽一一协调解决。

新班子上任一年后，在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有记者提出，希望班子成员讲讲工作一年的感受。

何鲁丽说，这一年，时时觉得自己是坐在一个火山口上，每办成一件事都觉得事非经过不知难，但身心是愉快的，尤其作为一个非共产党员的副市长，特别体会到北京市政府在实行党和非党合作方面是非常好的，自己在体力和脑力方面感到辛苦，但充满信心。

1993年，她再次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

徐泓1995年再次采访她，原以为高级干部的岗位会把她受中西两种文化熏陶的名门闺秀风度激发出来，没想到七年过去，江山依旧。她的做派几乎没什么改变，还是那么泼辣，大嗓门，说话冲，爱讲大白话，除了参加外事活动，衣着依旧朴素，款式甚至有点过时。市政府大院里的人们私下亲昵地叫她“何大妈”。她保留着两个当大夫时养成的习惯：一是足下常年累月一双平底鞋，二是五分钟就能打个盹儿，工作一来，睁开眼睛就干，一般人的精力都熬不过她。

何鲁丽接任的，是此前陈昊苏的角色。陈昊苏1984年至1987年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卫生口。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何鲁丽作为西城区副区长，要直接面对医院、学校等基层单位，落实北京市的方针政策，而基层的事都是真正严重的事，如发生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不仅要调动医疗资源组织抢救，还要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处理、整顿。

陈昊苏1987年调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何鲁丽接替了他分管的工作。他说，北京市的领导不好当，如果有问题处理不当，会受到中央问责，人民群众也会表示不满。那时北京市虽已开始了急救中心等方面的建设，积累了初步的经验，但医疗水平仍然较低，设施和人手缺乏，医疗资源与群众需求差距很大。

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朱宗涵那时几乎每个月都要随何鲁丽去农村基层调研。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北京市1988年成立初级卫生保健委员会，何鲁丽担任主任，领导重建了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她很善于与市计划发展委、财政局等综合部门协调，并争取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经过几年的努力，北京市几乎所有区县医院、妇幼保健院所和防疫站以及乡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得到新建或改扩建，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

1994年全国医改拉开了序幕，何鲁丽主持了北京市第一周期的医疗服务体制改革，设立了首都医疗事业发展基金、医学重点学科发展基金等基金，扩大国际交流。神经外科、器官移植、干细胞移植、微创手术、内窥镜检查、辅助生殖技术和冠心病治疗新技术等大量新技术得到应用，呈现出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有了资金支持，北京派出了妇产医院的团队出国学习试管婴儿技术，派出安贞医院的团队出国学习心肺移植。朱宗涵说，当时建立的这些重点学科以及培养的学科带头人，至今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李世绰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经常向何鲁丽汇报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医疗管理涉及到很多困难和敏感问题，何鲁丽与他们总是密切沟通和配合。例如器官移植问题是国际关注的敏感问题，何鲁丽提醒李世绰，要注意国际国内影响，予以妥善处理;因为一些医疗事故的争议事件，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得以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