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蓄水池”

“不轮班、没老板、无约束”。

这应该是很多人向往的工作模式。从Uber打出这一口号招募司机开始，众多零工经济公司纷纷使用这一广告招募零工。

“宁愿送外卖，也不进工厂。”张林洲是无数秉持这一观念、加入送外卖大军的一员。他是90后，从二本建筑类大学毕业后，由于不愿意去工地常驻，创过业、送过快递，最后选择了当外卖骑手。在中国，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和新生代工人对灵活、自由工作伦理的看重，“灵活就业”逐渐被人们所关注。

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左右。灵活就业涵盖的不仅是家政工、餐饮服务员等传统服务行业的零工，还有新业态工种如众包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游戏代练等平台零工。灵活就业的兴起，背后既有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冲击，也有企业弹性用工的需求和部分劳动者对于灵活就业的追求。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鼓励个人利用社交软件、知识分享、音视频网站等新型平台就业创业，促进灵活就业、副业创新。一方面，灵活就业被看作是就业市场的“蓄水池”，为低收入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企业来说则是降本增效的方式。它也意味着对传统雇佣模式的挑战。另一方面，脱离了传统的雇佣模式，零工经济劳动者也面临着保障缺失、不稳定性增强和经济风险加大的困境。

去年7 月，多部委连续出台文件，要求加强对平台零工权益的保护，例如强化职业伤害保障，以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的平台企业为重点，组织开展试点。如何维护零工权益，正成为关注的焦点。

零工经济不再是边缘的二级市场

断断续续时间算下来，张林洲已经送了两年外卖。他曾有朋友到工厂打工，虽然有社保，但是他觉得“那像牲口”。“没有休息的机会，没有尊严，上厕所都要打报告，而且每天只能上一两次。”张林洲说，“进厂像坐牢一样，即使我再落魄可能都不会考虑。”

他即将年满30岁，稍有门槛的技术工种已经不好找，外卖则相对门槛更低。他也送过快递，但经历了随意罚款、单价压得极低后，选择了外卖这份“当时单价比较高、相对灵活自由”的工作。

张林洲的选择并非独树一帜。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闻效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背后是劳动力从传统生产制造业向服务业、尤其是平台工种流动的趋势。“现在零工经济已经不是过去边缘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它已经变成一级劳动力市场，甚至成为一种主要的就业方式。”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年来公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从事第二产业的比例，从2013年56.8%下降到2020年的48.1%;而从事第三产业的比例，从2013年的42.6%增长到2020年的51.5%，形成了“剪刀差”效应。

“灵活就业兴起与中国劳动力产业结构转型有非常大的关系。”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曾经被称为世界工厂，以输出廉价劳动力为主，但随着过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地，过去存留的大量劳动力则流动到了其他行业。

00后赵娜在去年底到今年1月短暂地做过家政工。她从高中毕业就开始打工，没上大学。由于进厂做普工需要熬夜值班，她进厂没几个月就辞职了。之后，她一直靠做家政钟点工维持收入。

闻效仪认为，在面临结构性改革的转轨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对传统正规就业带来影响。灵活就业介于正规就业和失业之间，起到了就业“蓄水池”的作用。

“如果作为‘就业蓄水池’，零工经济是相对正规就业而言的一种补充就业形式，也是承接实体经济就业状况不佳时的一种兜底手段。”闻效仪说，从这个角度看，国家政策应支持灵活就业发展。

另一个有关灵活就业兴起的背景是企业所采取的“轻资产化”管理方式。闻效仪说，企业经营的目标越来越追求在金融市场中获取高市值，相应地希望避免劳动者的要素对企业绩效形成约束，尽量追求一种弹性劳动关系。

孙萍也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了通货膨胀，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大笔热钱，最终落在了互联网产业。国际金融资本的投资让互联网产业倾向于使用“轻资产”的运营模式，即通过劳务派遣、平台合作等形式将部分劳动者“外包”，从而减轻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另外，数字化也使得兼职机会更为便捷。移动互联网的诞生让人们摆脱了传统台式机，找零工更迅速。劳动力从确认劳动关系、缴纳社保的部分制造业流动到平台零工。“这背后有传统行业吸引力下降的问题，也有农民工难以在城市扎根、不在意社保的问题。”闻效仪说。

众多因素使得灵活就业群体数量上升。根据美团财报等数据，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从2017年的220余万增长至2021年的527万。根据《2021年中国互联网家政服务行业报告》，全国家政行业从业人员从2017年的2623万增长至2020年的3275万。

平台给灵活就业带来了什么？

相较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出现在公共场合、被人关注的工种，平台家政工显得更为隐蔽。由于家政往往停留于单个家庭内部，她们的社会可见度显得更低。

刘芬是一名70后平台家政工，4年多前，她入职一个互联网家政中介，成为了一名钟点工。她每天早上8点至晚上6点接单，钟点工的单子分为2～4小时不等，每小时50块，平台抽成7块。经历4年的积累，她已经积累了一批老客户，每周有5天都排了固定客户。这让她的工作更为稳定。

尽管此前没有任何家政经验，在经过3天的培训后，刘芬还是顺利成为了家政工的一员。她给平台交了1000块押金，领了一些工具。每周除了周二休息，她都会提着平台发的红色印花背包，开着小电驴，穿着统一的工服和围裙穿梭于方圆7公里内的小区之间。

刘芬曾是全职主妇，直到女儿上大学离家，她跟着来到女儿的城市，通过打零工补贴收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梁萌曾对平台家政工展开调查，她发现，互联网平台对于家政工专业化、职业化有所帮助，“平台的培训和管理理念有助于塑造劳动者在清洁和家务方面的专家形象，基于提升业务水准的考虑，但也同时具有市场教育的功能，让民众意识到家政工作的价值，尊重家政劳动者。”

此外，家政工也通过互联网公司间接获得了更强的议价能力。刘芬入职不到两年时，平台将每小时保洁单价由35元提到了50元。“刚开始订单少了，但缓过一阵，订单量又恢复了，客户还是相信我们的专业能力。”

尽管在平台积累了稳定客户，刘芬也没想过接私单。“平台单量更稳定，客户放寒暑假时，平台也能把那段单量补上。”梁萌认为，互联网家政公司在订单来源和数量方面较传统家政公司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使得平台能迅速吸引一批家政劳动者。

梁萌认为，相较于早期经济地位较高的使用者以互联网积累资本而经济地位较低者主要用来娱乐的情况，底层劳动力市场能够参与到互联网资本的运作中并从中获得利益。在这个角度上，互联网家政业有利于数字鸿沟的弥合。

另一个不常被关注到的工种是游戏零工，尽管这类劳动者可能并不在少数。余莉莉在重庆的一所大学就读，她从高二开始玩手游，大一时，和四位同学组队拿到了学校的第二名，还和第一名的战队交上了朋友。她喜欢超前消费，常常入不敷出，在朋友们的引荐下，她开始做游戏代练、陪玩增加收入。

游戏零工常被看作一种“边玩边赚（play to earn）经济”，但余莉莉体验并非如此。刚开始，她在一款名叫“代练通”的App上接游戏代练单，不仅价格低，平台抽成还多达五至七成，因此行业里戏称这些在平台上接单的零工为“奴隶”。

焦虑是她接单的常态。“在平台接单先要付押金，如果没能在约定时间内把段位打上去，就会扣掉押金，甚至还可能赔钱。”余莉莉说，她曾接过一个“痛不欲生”的单子，由于是新人，缺乏客源，她只能用低于市场价一半的单价接单，打到最后她已经厌烦了游戏。

相比外卖、网约车等行业存在的大规模平台，游戏行业平台尚显稚嫩，与之对应的是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工作室。余莉莉有些技术，但加入工作室也只算勉强够格，还是在她选择辅助位的情况下被招进去的。工作室给了她一个800块钱的单子，那一周她每天从中午12点打到晚上八九点，终于赶在截止时间完成任务，但结账时工作室却拖欠了她400块。

即便是兼职，余莉莉也明显感受到了订单不稳定、新人难起步等零工行业常见的问题。从去年底开始接代练以来，她一共有二十多位客户，其中大部分都只下单了一次。

尽管如此，她仍然觉得游戏零工比奶茶店、饭店兼职轻松，至少体力消耗更少。不过，毕业后，她倾向于选择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对于张林洲来说，选择做外卖骑手还是因为灵活、自由，虽然平台管理严格，算法会不断给骑手压缩时间，但一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做久了也有很多方法支配自己的时间，总体上仍算轻松。

灵活就业，还“灵活”吗？

“我所在的站点，骑手职业周期通常只有4个月。”张林洲说，这导致管理者会在用工期内尽量多派订单。

他是专送骑手，每个月只能休两天。即使在没有单子的时间，他也不能休息，因为要“抢单”：一旦下线，意味着他将失去被系统派单的机会，而仅靠高峰期的单量只能勉强饱腹，所以不得不一直在路上保持“随叫随到”的上线状态。

专送骑手刚入职时，200单以内算新人保护期，此时系统会优先派顺路近单。新人保护期一过，骑手则面临订单下降的处境，不得不通过熬时间来换单量。加上张林洲所在的城市每年单量旺季只有三四个月，疫情下订单量减少、骑手数量增加也加剧了内卷，很难挣到钱。失望之下，张林洲经常在工作三四个月后匆匆告别这份高风险不稳定的工作。

孙萍在对骑手的调研中发现，平台零工逐渐变成了一种“黏性劳动”。在她的调研中，2018年至2020年，北京市专送骑手的比例从32.6%增长到了52.8%。“由于运力始终存在缺口，公司希望把部分工人变成又固定工作时间的人，想办法黏住工人。”孙萍说，这使得平台的灵活就业出现了去灵活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