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百年路

“米小圈”拍剧了。这个脸蛋圆圆，头顶支棱起一撮闪电形头发，贪吃又贪玩的小孩，在卖出17亿码洋，拥有《米小圈》杂志，又登上戏剧舞台后，今年5月9日，少儿情景喜剧《米小圈上学记》正式杀青。

《米小圈上学记》是儿童文学作家北猫专为小学生创作的故事，在故事里，米小圈把上学时的趣事、烦恼一一记录下来，这是一个孩子在学校成长的点滴经历。因为叙事诙谐幽默，贴近真实生活，成为少儿群体中的现象级畅销书和爆款IP。但就在一年多前，《米小圈上学记》还曾在一些地方遭到下架处理，理由是书中含有“给同学起外号”“希望同学当不上班长”等内容，有些家长觉得对孩子影响不好。

不乖、任性、调皮捣蛋……“米小圈”是典型的“顽童”形象。在已有300多年历史的世界儿童文学长河中，“顽童”是最典型的形象之一，其中的代表彼得·潘，影响力已逾百年，“长袜子皮皮”也快要80岁了。中国儿童文学第一代“顽童”皮皮鲁，诞生于1981年，自那时起，中国的成年读者，对于“顽童”的争议，几乎从未间断过。

如果说，1922年叶圣陶书写的《稻草人》是中国童话的开山之作，那么从悲怆无力的“稻草人”“小兵张嘎”式的小英雄再到顽皮开心的“米小圈”，中国儿童文学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岁月。这百年间，儿童文学的面貌与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它是中国社会发展投射于精神上的侧影，也被认作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因素与标志，这更是中国儿童文学不断寻找、不断建构自我独特艺术身份与面貌的一百年。

与悲剧同眠的稻草人

百年前的那个春末夏初，正在商务印刷馆旗下尚公学校当教员的叶圣陶给《儿童世界》主编郑振铎写了封信，信中言谈流露出些许担忧：“今又呈一童话，不识嫌其太不近于‘童’否？”

随信附上的童话名为《稻草人》。故事通过一个田野间稻草人的眼睛，观照世间的悲苦，稻草人虽富有同情心，却只能站在原地，最终，在内疚感与无力感间纠结的稻草人“倒在田地中间”，与悲剧同眠。

即便是在原创童话还处于空白的1922年，《稻草人》的问世也引起了文学界的争论：这样一部带着深挚的成人凄切和失望呼声的作品，是不是适合儿童？那时，中国虽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童话，却已翻译出版了不少世界童话名作。

早在1910年，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就曾有过包天笑译本，十年之后，教育家夏丏尊又将其重译。夏丏尊曾借此书反思对儿童的教育过程，孩子们是在生活中学习成长的，而非课本。

1919年《新青年》杂志6卷1号上，刊登了由周作人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1925年，人们同样熟悉的安徒生童话故事《天鹅》（今译《野天鹅》），曾由冰心翻译，刊登在当时最重要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上。1926年，《小说月报》还曾将第16卷8号、9号定为“安徒生号”，刊登了《老人做的总不错》《豌豆上的公主》《牧羊女郎和打扫烟囱者》《锁眼阿来》《烛》等。这些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童话，就这样纷纷在一百年前就有了中文版本。从那时起，相对于成年人的读物，中国对于童话和童书的引进就一直更加紧随世界，有着更加宽广的眼界和胸怀。

1980年，叶圣陶回忆自己的童话创作时说：“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绍过来了。我是个小学教员，对这种适宜给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当然会注意，于是有了自己来试一试的想头。”

在中国还尚无原创儿童文学时，周作人已经提出“儿童为本位”的见解，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此思想的学者。1920年，他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说：“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灌下去，便将他看做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与教育作用相比，他认为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和想象力更为重要。

周作人的思想受到当时世界童话创作的影响，在“五四”前后，儿童文学的概念还比较单一，童话即儿童文学。童话这一文学形态诞生于17世纪，由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产生，西方童话在经历了《鹅妈妈的故事》《格林童话》等脱胎于民间文学的孕育时期，以安徒生、王尔德为代表的文人独立创作发展期之后，经过200年成长，已经进入繁荣期，种类多样，开始出现以瑰异想象力为特点的幽默游戏之作。例如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于1865年创作出版的《爱丽丝漫游奇境》，它打破了在此之前以启蒙主义为宗旨的儿童文学传统，1921年由语言学家赵元任译成中文并出版，被周作人称为“绝世妙文”。

“但任何文学创作，不可能脱离时代背景和那个写作当下的社会环境，儿童文学也是如此。”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原副社长、出版人孙建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内则诸侯割据，外则列强环伺，农村经济凋敝，《稻草人》书写的正是中国农村风雨飘摇的人间百态。

1922年6月，《稻草人》在《儿童世界》周刊五卷第一期一经发表，就引起极大反响，被誉为“中国的快乐王子”（《快乐王子》为王尔德知名童话作品）。鲁迅评价：“《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郑振铎也发表文章说：“我想，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可以说是应该的。他们需要了解人间，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知识一样，我们不必，也不能有意地去防阻他们。”

在《稻草人》之前，叶圣陶已经在《儿童世界》发表过一些童话试水之作，由于影响力远不及《稻草人》，且第二年商务印书馆将叶圣陶全部童话作品汇成童话集出版时取名《稻草人》，因此，《稻草人》被公认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开山之作。这部充满诗意童话意境又融入了现实主义内核的作品，对之后几十年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儿童文学的主导风格。

站在百年后回看，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原副社长、出版人孙建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自觉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萌发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担负着唤醒国民的教育性，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注重“诗教”“文以载道”，再加上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儿童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相对沉重的现实主义主题，教育型作品贯穿了整个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在叶圣陶之后，不少作家加入了儿童文学创作，例如沈从文和陈伯吹相继模仿《爱丽丝梦游奇境》写下了《阿丽思中国游记》和《阿丽思小姐》，郑振铎和茅盾也都写过童话故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给儿童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再次形成五四运动之后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引入高潮，一批专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者步入文坛，其中成就最大者要数张天翼。

1933年，张天翼出版中国第一部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故事中的大林一心想当富翁，最终成为寄生虫，好吃懒做地死在了金子堆中。勤奋的小林在工厂做工，和小伙伴一起打死了资本家，过上幸福生活。

这部童话和1936年出版的《秃秃大王》显然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当明显的教化意味，可以说是以孩子的口吻叙述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平，却并不因此有损于艺术价值。张天翼作品的笔调相当诙谐幽默、辛辣讽刺，《大林和小林》中的“唧唧王国”极具夸张，千奇百怪的童话形象带给世间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幻世界，区别于叶圣陶童话中诗意的“静美”。

后来的“童话大王”郑渊洁曾在文章里提到张天翼之于他的影响：“我在小学二年级时看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和《宝葫芦的秘密》，如醉如痴。《大林和小林》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三本书之一。如果我儿时没有看到《大林和小林》，我今天不可能靠写童话谋生。”

进入30年代，叶圣陶出版了第二本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如果说在第一本童话集《稻草人》里，还有类似《小白船》那样唯美温情的作品，那么到了第二本，叶圣陶的所有童话则完全转向教化功能。

此时，儿童文学作家们似乎与周作人提到的“儿童为本位”越走越远，但正如孙建江所说，“乃是社会现实所致”，人们并非忘记了中国童话甫一出现时那场要教化还是要游戏的争论。事实上，这个议题始终伴随着后来的每一代作家和评论家，他们在不同的时代里，始终思考、讨论并摸索着。只是在30年代的中国，正面临民族存亡，“儿童本位”更像一个美好的理想，埋藏进了文学土壤的深处，静待春天。

小英雄与好孩子

1955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社论：“少年儿童读物奇缺，种类、数量、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向作家们、编辑们、出版发行工作者们提出要求：要更多地注意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出版和发行工作吧！”步入上世纪50年代，政府提倡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在继承民国时期创作积淀的同时，儿童文学被赋予了新的要求。

“后面‘站住，站住！’两声喊，‘啪’的就是一枪，子弹在脚下哧的穿了一道沟，小嘎子一个箭步，蹿进了街筒子。又跑几步，几条影子一晃，胡同里又闪出三个鬼子。小嘎子一急，拨头撞进了一家大门……”这是1958年，徐光耀创作的《小兵张嘎》。

那个时代的人们，内心深处渴望重建受创伤的记忆，也充满昂扬的胜利激情，时代的气氛落在儿童文学中，结晶成“阳光、春天、燕子、海浪、树苗”等洋溢着蓬勃活力的词汇。《小兵张嘎》《小游击队员》《小英雄雨来》……一批批儿童形象以“小英雄”“小智者”的身份出场。这些“小英雄”不但参与成人世界里的斗争，且拥有超越成年人的能力，他们身上承载着民族家国的想象。

随着这些新的题材和内容出现，儿童文学的类型已经不拘泥于童话，小说、剧本、儿童诗一起丰富了这个文学类型。此时的叶圣陶，专注于教育，不再进行文学创作。曾借童话写出社会黑暗的张天翼，作品中已经充满明亮的色彩，1952年和1958年，他又接连创作出了新的代表作《罗文应的故事》及《宝葫芦的秘密》。两部作品都有严肃的命题，带着明确的“立人”目的，但是，在主人公身上，出现了“顽童”的影子，这是中国“顽童”的雏形。

“顽童”是儿童文学中最为典型的形象，是对听话“乖孩子”形象的反抗，他们身上最突出的特质为快乐、力量和自由精神，那是在走向“社会人”之前，“自然人”所具有的生命基因、力度与天性。整个世界儿童文学史中，第一个“顽童”诞生于1876年马克·吐温笔下——《汤姆·索亚历险记》。之后，最广为人知的“顽童”是英国作家詹姆斯·巴里于1904年创作的《彼得·潘》，这个拒绝长大的小男孩，和他的朋友们住在顺着右手边第二颗星一直飞就能抵达的“永无岛”，与代表着成年及现实社会的“虎克船长”永远作战，拥有无尽的游乐与童年。可以说，顽童形象是对儿童本位思想的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