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荒野：疫情下的野性召唤

北京朝阳区与顺义区之间，纵贯着一条河流，名叫温榆河。河岸这两年铺上了草坪、绿道，环境整饬一新。今年开春以来，每个周末和节假日，温榆河两岸都像长蘑菇一样撑起一顶顶帐篷，延绵数公里。市民们扶老携幼带着狗，在河边度假。河畔开满紫色的二月兰，即将进港的飞机低空飞过，在河面投下倒影。清明假期，定居北京的歌手王啸坤在抖音热情地推荐过这里，“千万不要再去那些人挤人的地方，路边一停车下来就是，”他伸开双手拥抱空气，“真舒服，真舒服……”

东三环的亮马河已经成了北京的塞纳河，聚集着半个城市的年轻人;而东五环外的温榆河畔，则是北京的上野公园，是家庭聚会的地方。

到了5月，北京有一阵取消堂食，来河边野餐的人更多了。很多人连帐篷也不带，只用一张天幕撑起一个下午的阴凉。更简洁的人，就在河埂路旁支起简易的炉子烤肉，或者坐在野餐垫上吃吃熟食。当精致露营、风格露营或野奢露营在各城市甚嚣尘上之时，温榆河边的露营和野餐，却既不精致也无风格更不奢侈，只跟“野”字沾点儿边。此地的主流帐篷是三四百块一顶的迪卡侬馒头状的快开遮阳棚，烧烤炉锈迹斑驳，没有人举着相机拍美照，也没人对着手机直播。人们朴素地相聚在河边，实在只是因为没处可去了。

在这个单调的春天和初夏，旅行和聚餐都因疫情被暂时取消。到郊区去，到户外去，成为城里人的肉体和精神归宿。

作为旅行的替代，那些传统户外运动正在城市周边的山野中兴起，从爱好者群体拓展到普通市民。徒步、登山、骑行、攀岩、垂钓、探险……以及露营和野餐，有多少并未接触过户外的“小白”，在这一年春夏时节采购装备，一身运动装束，进入城市附近的荒野。

“此时不骑，更待何时”

5月下旬，黄国松骑着自行车走了一趟昌平慈悲峪线，绕十三陵水库而行。此行主要目的是练习爬坡，100公里的路线骑下来，痛苦得“绝望”。这是他的爬坡初体验，一个月前他才开始骑行。他并不热爱骑车。

对他而言，骑行只是健身的替代品。5月，健身房因为防疫关门了，为了填补空下来的时间，并保持运动量，他入了骑行的坑。他的车是一位朋友前几年留给他的二手车，3000多块钱的入门款美利达公路车，通体漆黑。

黄国松更喜欢城市夜骑，晚上9点多出门，在城内骑两个小时，行程四五十公里。有时从北边的鸟巢骑到南四环，再沿中轴线直插回来;有时骑到西边的新首钢大桥，眺望冰雪大跳台;有时在东城的胡同里转圈。他从未见过如此反常的北京夜色，王府井、三里屯等繁华商圈灯光暗淡，但商场前的广场上热闹非凡，像开运动会一样，打网球、打羽毛球、跳绳、玩轮滑和陆冲板的都在挥汗如雨。三里屯太古里的广场上，人们都穿着松松垮垮的运动服，“不像以前穿得光鲜亮丽，一群大叔举着相机街拍，现在风景完全不同。”

骑行是4月以后在北京走红的。当月上海因疫情全域静态管理，寸步难行的压抑通过互联网扩散开来;5月，北京越来越多的小区遭遇封控。商场关门、演出取消、公园关闭、游乐场封闭、堂食暂停、学校停课……户外活动成为最后的去处。黄国松清明节开车去郊区转山时，山里人还不多，5月再去，骑行道上都快堵车了。来回100公里以内的妙峰山、戒台寺、潭王路、黑山寨等线路上，满脸兴奋的“小白”比比皆是。

这个春天，骑行圈里弥漫着一种“此时不骑，更待何时”的情绪，担心自己随时可能被封控，所以趁着还能出门，赶紧骑车上路。北京骑行爱好者林好男今年4月的骑行里程接近1700公里，爬升1万多米，双双达到7年骑行史的新高。4月之后，骑行组织停止召集集体活动，坚持上路的骑友要么独行，要么以两三人小规模团队出行。林好男说，两位骑友碰头，会互相出示核酸证明，自证阴性。“现在不骑的话，可能过两天突然就不能骑了，一种强烈的未知感和无力感催着你出门。”他说。

阅读和骑行是林好男的两大爱好，在这个特殊时期，两者都延伸出特殊的意味。他将阅读看作是内心的流亡，而骑行则是外向的抵抗，后者更易被环境威胁。因此对他而言，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骑行的优先级要先于阅读。

4月，在骑行房山“六石-红井”线那晚，他跟同伴在漆黑如墨的山路上，借着前灯反爬松树岭回城。停在路边休息时，同伴突然让他抬头看看。“看见北斗七星了吗？”同伴问。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位同伴是在路上偶遇的，强烈拉拢他一起去红井路。在林的计划中，“六石-红井”本该是两天的行程，他加入了这个疯狂的任务。“当天的旅途中，他不断聊起经过的村庄有何历史变迁，太行山与燕山的形貌又有多大不同……”林好男回忆说，“重要的不仅是骑行路上遇到的有趣的人，还有它带来的强烈暗示：保持乐观，保持好奇，不要让生活的疲乏与荒谬战胜自己，至少要抵抗得更久一些。”

越来越多的日常行为被归为“非必要”，作为旅行、聚会、聚餐、遛娃替代品的城郊户外活动，就成为某种程度的必要。

“我觉得户外会越来越热，太多玩法还没开发呢，徒步、登山、露营、骑行、越野跑、冲浪、潜水、帆船、桨板、皮划艇、攀岩、攀山、滑雪、钓鱼、高尔夫、骑马……”说这段“贯口”的时候，李轩刚刚将新到货的钓鱼竿拆箱，在店里上架。他创办的James outdoorlife户外品牌店位于北京顺义天竺保税区，临近首都国际机场，主营露营装备，现在扩展到徒步、钓鱼等品类。6月1日下午，一个小时之内，就有四拨朋友来到店里看装备。

林虹也是朋友介绍过来的。那天下午3点多，她带父母和儿子来到李轩的店里，他们家今年开始置办露营装备，已经买了“一室一厅”的帐篷、两个床垫、折叠桌椅、炉具等，花费近万元，这次想找几把更舒适的椅子。这些东西差不多已经塞满她家的SUV了，但她还想买一台车载冰箱。

疫情后，她常跟朋友在郊区聚会，称之为“荒野聚会”，有时也在朋友郊区的小院里开篝火晚会。初次买装备时，她随便预订了一些，后来在朋友的专业指路下，换成了全套国际知名户外品牌，一个800块钱的桌子换成了1800块钱的。她觉得疫情过后，露营也不会停止，装备会一直用下去。“我们没在郊区买房，这些装备相当于在郊区有了一室一厅，这么一想，还挺划算的。”她笑着说。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之家，夫妻在大学当老师，有定期海外旅行的习惯。日渐殷实的经济状况，带来上升的生活品质追求，当疫情搅乱了这一切，撕碎了旅行计划，城郊户外活动就几乎成为中产生活的一项标配。

“表面上是露营、烧烤，背后其实是家人和朋友周末团聚的精神需求。同样的，户外运动也反映了大家探索世界的需求。”李轩总结道，“这些需求不是悬浮的，是立得住的。”

户外的理由：自由、孤独与交互

5月17日，张清扬登顶了人生中第一座雪山——云南哈巴雪山，海拔5396米。她37岁，定居深圳，在互联网公司担任资深人力资源管理职位，也是一个9岁男孩的妈妈。那天天气极差，向导说是罕见恶劣天气，但她决意一试。此前两次雪山之行她都止步5000米海拔之下，这次一定要突破极限。

最后几百米，队友们陆续下撤，决定性因素是手套。他们的手套都湿透结冰，继续前行会冻伤双手。而张清扬在标配的一厚一薄两副手套之外，额外带了一副厚手套，最终护卫她登顶。同行五人中，只有她抵达了刻着“5396米”的木牌。

为数不多的几次登山，都遗憾地遭遇了坏天气，她从未见过传说中雪山之巅“一眼万年”的美景。可即使是风雪满天、雾锁重山，在她眼里，已然是不虚此行的奇观。

张清扬有三年户外经历。2019年5月，她跟随领队第一次涉足雪山，爬到4800米海拔时，狂风骤起，另一支队伍中有人滑坠，领队决定原路下撤。这次未完成的哈巴雪山登顶，是她户外生涯的起点，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她的户外生涯在疫情两年里见缝插针地起步，每个五一、十一和暑期，她都在户外，登过四姑娘山二峰，完成了环青海湖骑行、洛克线徒步、梅里北坡徒步。“每次从户外回来，我都觉得自己又版本迭代了。”户外是她为自己找到的获取内在能量的新方式，“尤其像这次疫情，突然冲击人们的日常生活，普遍焦虑的情况下，你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登山能给我这种动力。”

登山是最为经典的户外运动项目之一。18世纪的欧洲，因探险和科考而生的登山、穿越和徒步，开启了现代户外运动。中国于1956年成立国家级登山队，背负国家任务向珠穆朗玛峰发起冲击，而民间的登山队迟至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中国民间户外运动至今不过30余年历史。

在深圳，登山正成为一项群众性运动。深圳周边并没有千米海拔的高山，但疫情之后，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将周边十座山峰打包成“深圳十峰”概念，鼓动起群众性登山热潮。在小程序里打卡十峰的人数已超33万人次。深圳十峰上还出现了一支醒目的童子军，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爬山，也有公司组织专门的儿童登山活动。山，成了“双减”之后孩子们的新去处。张清扬9岁的儿子已经达成十峰全部登顶的成就，曾经分头补课的小伙伴，现在时常在山里相聚。

被疫情激发的户外运动潮，并非单纯出于对大自然突然而来的热情，首先是来自对行动自由的珍视，以及被压抑的社交需求。疫情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城市生活的脆弱和狭隘，而广阔的原野，蕴含着自由与生机。

2020年之前，张清扬常常去海外旅游，她觉得旅行是“由外而内”的过程，将看到的风景内化为记忆;而户外运动则是“由内而外”，在与身体的较量和内心的对话中获得感知，两者对她都不可或缺。而在海外游停滞的几年，远离城市的户外运动，实际上也成了旅游的平替。她说，一些东西丧失之后，才会发现它的可贵，所以现在有机会走出去的时候她都很珍惜。

对骑行新手黄国松来说，骑行不仅是健身的替代，同样是旅行的替代。他是重度旅游爱好者，周末很少待在北京。疫情之后，他花4999元买了航空公司专门开发的“随心飞”套餐，随时抢票出门，半年里跨省旅行三四十次，飞遍大半个中国。最近半年他足不出京，但心里“每时每刻都想出去”，骑行只是无事可做时，不得已的选择。

疫情让生活陷入一种不确定的临时状态，出门这件小事变得重要甚至奢侈。此时此刻，户外运动给予人的自由感，在反衬中被急剧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