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或削减对华关税：中美贸易新拐点？

近期，在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背景下，拜登政府不断释放出调整对华关税政策的信号。

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至今已延宕了四年有余，涉及的商品价值峰值时超过4700亿美元，创了历史之最。然而，贸易战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最终也无法解决它自身所面临的问题。

中美贸易战表面上的原因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所说的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以及他希望借此使“工作回流”美国。但是，违背了互惠特性的贸易战令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雪上加霜。据美国海关统计，史无前例的中美贸易战下，美国的全球商品贸易逆差反而从2017年的约8000亿美元上升到了2021年的10900亿美元;虽然2021年美中贸易逆差占美国全球逆差的比重由2017年的46.8%降至32.3%，但美中2021年的逆差额仍高达3528亿美元，较2017年仅下降了220余亿美元。至于将产业链从中国移回美国，即便有贸易战的政策扭曲，实际上也基本没有实现。据上海的美中商会去年7月份的问卷结果显示，只有4%的在华美商打算将自己的产能转回美国，不到13%的美商有计划将部分产能转移到非美国的第三国。与此同时，中国再次成为美国对外投资的首选之地。

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参加竞选时就曾批评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争端得不偿失，但他上台以来在各种政治压力下中美贸易争端迟迟未拨云见日。当下，降低通胀是美国的头等大事，为此拜登政府终于开始为逐步降低中美关税走出实质性步伐。去年10月以来，美国的通胀高企，5月同比增速达8.6%，创40年来新高。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曾明确表态希望通过中美贸易战降温来降低通胀压力;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今年3月份的研报表明，若美国取消贸易战关税，其通胀率可一次性下降1.3%。

目前，即便中美贸易争端有所降温，其过程也将是缓慢而曲折的。究其原因，需要分析美国发动中美贸易战的深层原因。

首先，贸易战的发动者们希望通过制裁中国的商品来逼迫中国在诸如“市场开放、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竞争、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遵从美国的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就曾表示，她与中国谈判的重点在于“纠正中方不公平贸易的行为”。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而中国是最大的顺差国，但是在服务贸易方面，中美两国的地位正好相反。因此，美国在货物贸易上制造摩擦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在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市场上逼迫中国尽快开放，发挥美国的巨大优势。此外，限制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是美国的另一大诉求，美国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有政府的背书，造成了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但中国的体制特点决定了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打压中国国有企业的目的，已超越了贸易的范畴。

其次，美国希望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确保其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链移出中国，如战略资源中的稀土、部分高端装备以及高科技电子产品等，建立所谓的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产业链。这其实是特朗普“产业链移出中国”战略的遇到重大挫折以后的缩小版。但是当政策扭曲聚焦以后，其产生的破坏作用可能是巨大的。

第三，美国对于中国在科技崛起方面的焦虑，导致其对中国在技术经贸领域持续打压。中国在科技领域乃至数字经济方面的突飞猛进，被认为是挑战美国领导权的主要威胁之一。因此，美国仍然希望通过各类关税与非关税的贸易壁垒，限制中国技术贸易的顺利开展以及科技产品贸易的正常发展，从研发、生产、到市场三个方面压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

虽然超高的通货膨胀会使拜登政府就双输的贸易战推出一定的缓和举措，但是美国从体制规则、国家安全和科技霸权三个维度压制中国发展的政治企图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此，预计未来美国只可能部分地、分阶段地降低贸易战烈度。中低端消费品和无涉“国家安全”的中间产品及原材料的贸易战加征关税可能会被逐步解除，但是涉及所谓“不公平竞争”“价值观”“国家安全”“尖端科技”的产品则可能会继续面临贸易战。

总之，中美经贸关系的拐点或即将到来，但是中美要恢复到正常的经贸往来则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和曲折的过程。夯实自身经济发展的基础，尊重多边贸易规则和积极推动多边贸易框架的革新，是中国应对贸易战和单边主义的主要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