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变中的欧洲

乌克兰危机升级五个多月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正不断失去“朋友”。当地时间8月5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了外界对于马克龙和普京两个多月未曾通话的担忧，指责法国“不是友好国家”，双方领导人交谈“不是时候”。与此同时，欧盟内两股完全相反的力量正试图左右马克龙的决策方向。在他的“密友”德拉吉黯然离任意大利总理后，最有希望执政的意大利右翼抨击马克龙对俄政策过于“敌对”;但另一边，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领导人持续批评马克龙寻求和普京通话“毫无意义”。

距离巴黎一千公里外的柏林，德国总理朔尔茨面临相似但不同的烦恼：由于“技术原因”，俄罗斯向德国的天然气供应到7月底已减少到去年同期的20%。朔尔茨不得不考虑延长三个原本计划在年内关闭的核电站的寿命，以应对必然到来的能源危机。受此影响，近半数德国民众希望政府对俄妥协。但8月6日，乌克兰政府高层再次指责朔尔茨拖延对乌援助，要求柏林运来更多军事物资……

五个多月前，马克龙、朔尔茨和欧盟领导人站在一起，追随美国启动对俄制裁，以应对2月24日俄军在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那时，从政策界到民间，很少有人看到今天的结局。知名专栏作家、世界银行前董事莫伊塞斯·奈姆当时认为，欧洲终于“发现自己是一个超级大国”，欧盟官员们则声称找到了介入地缘政治的“欧洲方案”，民调也显示，超过七成的欧盟民众支持团结一致的政策。

但进入下半年，俄乌冲突升级带来的“次生灾害”逐渐在欧洲社会的各个层面蔓延。虽然欧元区19国第二季度维持了0.7%的增长率，但显示各国工商界人士对未来经济预期的工业信心指数自2月以来连续下跌，到7月底已降至一年半以来的最低点。三分之二以上的制造业受调查者抱怨，“全面衰退”的担忧弥漫整个大陆。欧盟委员会预测称，全面切断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将让今年欧盟的经济增长下降2.5个百分点。

这种背景下，先是马克龙在法国议会选举中失利，紧接着德拉吉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先后因内部危机辞职，一场又一场“政治地震”接踵而至。原欧盟高级官员皮埃尔·维蒙认为，欧洲各国已因对俄乌问题的立场不同而分裂为三个阵营，每个阵营内部又面临不同的撕裂和不信任危机。如今，整个欧洲已经没有共识建设者和桥梁人物。过去十余年，这个角色一直由上一位德国总理默克尔扮演。2012年，欧盟因将欧洲“从战争大陆转变为和平大陆”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十年后，当俄乌冲突升级打破了“和平大陆”的神话，欧洲的未来又在何方？作为欧洲两大国的领导人，马克龙和朔尔茨都不被视为默克尔的有力接班者，但他们必须联手为欧洲找到出路。

桥梁的断裂

凡尔赛宫的战役厅画廊，陈列着反映欧洲1500年来历次历史转折的油画。这些画中，莫斯科时而是巴黎的盟友，时而又被视为敌人。

3月1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凡尔赛宫举行会晤，特意选择这个画廊作为新闻发布会场所，并首次宣告欧洲在俄乌冲突升级后已经迎来“转折点”。不过，对于俄罗斯“是敌是友”，凡尔赛峰会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从2月底俄乌局势升级开始，马克龙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六次交谈。5月28日的最后一次通话中，马克龙和朔尔茨共同指责俄军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的问题，克里姆林宫随后将德、法列为“不受欢迎的国家”。直到6月16日，马克龙、朔尔茨和德拉吉共同访问基辅，人们最终确定欧洲领导者们选择将莫斯科视为“敌方”。

转变并不容易做出。自五年前在演讲中首提“欧洲主权”以来，马克龙一直将俄罗斯视为构建未来欧洲秩序的合作伙伴。2019年，他与莫斯科重启有关欧洲新安全秩序的谈判，并宣称美国领导的代表“旧军事同盟”体系的北约已经“脑死亡”。德国总理朔尔茨则是该观念的坚定支持者。今年2月14日，朔尔茨在俄乌冲突升级前最后一次到访莫斯科，依然强调“没有俄罗斯的欧洲是不完整的”。

外界多认为，朔尔茨和马克龙频繁往返于西欧和莫斯科之间，是想争取接过默克尔2021年退休后遗留的特殊角色，即成为俄罗斯和西方世界之间的“桥梁”。“然而，他们却在当下最需要‘桥梁’的时刻放弃了这种选择，让不能被西方世界信任的埃尔多安在俄乌之间扮演了一个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角色。”加拿大约克大学比较政治学荣休教授勒迪克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道。

马克龙和朔尔茨为何“半途而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龙和莫斯科决裂，和他的内政转向发生在同一时段。6月19日，马克龙领导的前进党在议会选举中失去了绝对多数席位。此后，他不断与左翼政党组成的最大在野阵营磋商，最终在7月底“扳回一城”，说服议会多数支持拨出200亿欧元用于增加养老金、提高社会福利的“通胀应对方案”，从而使得修订后的2022年度政府预算案顺利得到批准。

考虑到马克龙在上一个任期内放松劳工保护、削减公共福利的“亲商”政策取向，“青蛙”一词频频被媒体提起。法国前总统奥朗德曾形容马克龙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像睡莲上的青蛙一样从一个信仰跳到另一个信仰”。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欧洲研究中心教授列维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分析马克龙的转变，要从其个人执政风格说起。马克龙一直希望成为名垂青史的改革者和救赎者，“认为自己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相信法国需要自己，不愿听从意见”。

因而，马克龙在首个任期之初就敢于削减失业救济金、改革养老金制度，最终酿成“黄背心危机”。但此后他提出“不惜一切代价”政策，强制推动疫苗接种和社交疏离，大规模资助濒临破产的法国企业，让法国在欧洲国家中较早从新冠疫情中复苏。而在对外政策上，马克龙一直想成为“默克尔第二”。美国《政客》杂志指出，他对自己的说服能力“过于自信”，并“天真地认为自己能对俄罗斯领导人施加影响”。

列维指出，马克龙应对新冠疫情的方式已经显示出，为了实现最终的目标，他愿意舍弃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而采取强硬的实用政策。“现实主义的一面超越了自由主义政客的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他的治理”。因而，当失去了对原有路线的信心，他能迅速并坚定地转变方向。

6月在法国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清晰记录了马克龙对成为“桥梁”失去信心的过程。在爱丽舍宫跟拍了五个月的记者呈现了诸多因素：马克龙无法使用俄语或德语同普京交谈，因而他们的对话事实上并非“闭门”，总统的助手们总是听着免提的通话内容并随时向马克龙传递纸条。此外，马克龙政府的“自由主义班底”对与普京通话似乎并不感冒。

显然，当普京表示和马克龙“互相信任”时，他指的并不是和默克尔那样的对话：默克尔会说俄语，曾在德国从事克格勃工作的普京会说德语，两人在会晤时都曾使用对方的语言。默克尔和她的团队在社会主义东德长大，熟悉德国和俄罗斯在历史、移民和能源问题上的微妙关系。

如今，随着法国通货膨胀率超过4.5%，能源批发价格在一年内上涨100%，马克龙已经使用了冻结天然气价格、限制电价涨幅、提供油价补贴等一系列“对自由主义而言非同寻常的政策”。一些分析认为，马克龙将以更灵活的方式带领法国和欧洲从当前的危机中脱困。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选择重启和莫斯科的接触。

美欧的失衡

今年2月以来，德国总理朔尔茨得到了和马克龙相似的嘲讽。

2月27日，朔尔茨在俄乌冲突升级三天后就在联邦议院发表紧急讲话，确认德国将在安全领域增加投入。波恩大学教授、美国前驻德国大使宾得纳格尔指出，朔尔茨巧妙地抓住了德国社会最初的惶恐时机，“发起了一场革命”，试图颠覆德国几十年以来“不介入地缘政治”“不领导欧洲安全事务”“不参与欧洲战略决策”的既定政策。但此后，朔尔茨在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上小心翼翼，“每增加一定程度的军事介入，都仔细权衡”，直到5月才正式确认德国外交、安全政策进入“新时期”。

以谨小慎微著称的朔尔茨和马克龙面临的情况不同。曾出任德国驻俄罗斯大使的资深外交官吕迪格尔指出，由于“不堪的战争历史”，“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政府一直在回避“战略讨论”。默克尔执政期内，柏林因而无法正式回应马克龙不断抛出的“欧洲战略自主”橄榄枝，而是处于“既支持欧洲一体化深化，又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扭曲姿态。默克尔和朔尔茨的执政联盟多次试图推动涉及安全合作的局部政策调整，都因为内部分歧不了了之。

不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当代德国研究所杰克逊·琼斯指出，默克尔时期的德国已经成为欧洲事实上的领导者，德国无法再拒绝领导责任。德国前总统高克幕僚长布罗克霍夫则指出，乌克兰危机引发的“综合性对抗”体现出地缘政治斗争渗透到安全、经济、供应链、大数据等现代生活的每个领域，德国已经到了必须介入这种战略竞争的新时期。

俄乌冲突升级一个月后，德国执政联盟的议员们提出了一个笼统的战略性构想：“有能力的防御性联盟”。华盛顿的分析人士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就是马克龙所提“欧洲主权”的改头换面。但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科尔霍宁认为，“有能力的防御性联盟”展现出了欧洲人在失去和平和“无法自卫”后难能可贵的冷静。这个构想并不简单地归咎莫斯科，而是找到无法构建起外部、内部两重基本安全保障的根源。

俄乌冲突升级后，欧盟高级代表博雷尔最先公开表示，欧洲在处理这场危机时并没有“真正参与”。欧洲国际事务委员会报告也指出，虽然“西方世界”对俄统一立场，但事实上“是美元和美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控制使制裁如此‘有效’”;在军事领域，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超过了所有欧盟成员国的总和;在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的议程中，又是华盛顿通过出售先进战机换取了对北欧“充满疑虑”的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的支持。

但是，美国并未让欧洲重回和平，却迫使欧盟紧跟美国的制裁方向，落入欧元兑美元跌至并可能跌破平价的“被收割”局面。另一方面，德国为增强自主安全新增的1000亿欧元军费，首要项目是向美国购买F-35战机以替换德军原本列装的欧洲战斗机，进一步削弱了欧洲建设自主军力的可能。

为何会形成美国单边主义加剧的局面？美国资深外交官杰瑞米·夏皮罗将之归因于美欧之间“失去平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时，欧盟经济体量为16.2万亿美元，略大于美国。但现在，美国经济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欧盟却下降到15万亿美元的规模。美国军费开支增至近8000亿美元，同期欧盟27国及英国的军费总额却降至3000亿美元以下。美国在新国防技术上的支出因而达到所有欧盟成员国总和的七倍多，让欧洲在需要扩张军备、购买先进技术时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