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如何被证实

2019年7月6日，位于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消息传来，不仅文化遗产界欢欣鼓舞，也让考古界的学者生出壮志已酬的感觉。

良渚古城是一座完全依靠考古人从地底挖出来的都城遗址，几十年前，这里只是一片连绵不绝的水田和村庄。考古让人们知晓，5000年前这片土地上就是一番熙来攘往、百业繁忙的景象。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一处超大型遗址，良渚获得全球考古界的长期关注。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始终围绕着它：这个已经具备王权、宗教、手工业、水利等要素的人类社会，是否已经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这个问题的追索，对中国人有一种特别的“诱惑”。

“五千年文明史”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我们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与这个观念基础密切相关。可是在现代科学语境中，这个说法长期以来并无实证，仅仅作为一种信仰而代代相传。国际上普遍将出土了甲骨文的晚商时代认作中华文明的起点，距今3300年。考古学家王巍上世纪80年代留学日本时，看到这一观点盛行海外，深受刺激：“我们对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究竟有多长的历史，竟然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实在是汗颜！”

恰巧出现在五千年前的良渚古城，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论据。通过一系列考古发掘和理论建设，中国学者达成普遍共识：良渚古城已经形成文明。良渚申遗成功，意味着在国际社会中，认可良渚文明的声音也已经颇为响亮。

良渚文明的复现，解决了很多疑问，也留下了另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5000年前中华文明的起源不在中原，而在东南？良渚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聚落是什么关系？甚至文明起源究竟是一个历史学问题，还是一个考古学问题，也各有各的说法。

更为棘手的是一个根本性的分歧：到底什么是文明？

必然的一站

世纪之交，中国考古学迎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良机——用实证的信史替代飘渺的传说，让文明史的开端不再糊里糊涂。

中国学者们集结在一起，力图动用近20个学科的手段，寻找并说清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大脉络。这项行动迄今整整20年。

故事铺垫于1996年，当年中国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用科学手段为夏商周三代确定具体年份。虽然这是个历史和考古问题，但由于联合了多个自然学科，工程由国家科委立项。2000年项目结束后，一些学者意犹未尽，希望继续沿用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模式，研究中华文明起源这个更大的问题。

“科技部领导一听，文明起源怎么研究？断代工程还能拿出个年表，起码可以结项，文明起源怎么结项？”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当时王巍是社科院考古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跟一些学者向科技部领导作了汇报。随后，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几千字的文章，针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总体思路和课题设置系统阐述了想法，科技部有关负责人看了，觉得或多或少能出些成果，决定支持。

中国社科界从未操作过如此规模的课题，立项、实施、验收都按照科技工程思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即“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由科技部批复立项，国家文物局负责组织。研究团队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联合近70家科研院所、高校和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参与，其中有大量自然科学领域的团队。

王巍最头疼的事，是如何将这些自然学科与考古学捏在一起，“这些可都是非常自信的强势学科”。而且是由两位考古学者来领导各自然学科的专家——总计近400多位，20个学科，半数以上是教授和研究员级别。与王巍共同担任执行专家组组长的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赵辉，一位声音低沉、直言不讳的学者。

几乎在王巍向科技部争取项目的同时，赵辉也在做一项有关文明起源的课题。2000年，赵辉找到北大考古学教授严文明，商量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启动一个古代文明研究的课题。严文明点头同意，并担任主持者，当年他已年届七十，年高德劭。这个课题将全国诸多“最热闹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主要研究者集中到一张圆桌上，结项于2004年。同一时期，社科院考古所也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展开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先后召开了九次研讨会。

事实上，对文明起源进行宏观探讨，自90年代起已经跃跃欲试。考古学家苏秉琦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等考古学者陆续发表文章。数年之前，这还是敏感话题。

考古学界人人都心知肚明，趋势已经不可阻挡：文明探源是考古学科发展至此必然要抵达的一站。

考古学狂飙突进地驶过了80年代，一系列新石器时代大发现，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大惑不解。那是中国考古难以复制的“奇迹年代”，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浙江余杭良渚大墓、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甘肃天水秦安大地湾殿堂式遗址等先后面世，这些距今5000多年的遗址，透露出在早于夏商一千多年前，中华大地多个地区已有王权与阶级出现。疑惑产生了：根据传统“中原中心论”的观点，中原才是最先进和最发达的，却并未发现同时期的典型遗址，“中原中心论”还能站得住脚吗？

面对谜团，苏秉琦、严文明等学者作了理论层面的解释。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说，勾勒出全国六大区系并立的模式，更为形象的说法是“满天星斗”。苏秉琦强调“多元”，严文明继而提出“一体”。他认为中原文化区由于地理上位居中心，易于吸收四面八方的文化。千百年间，空间阻隔逐渐打破，各区系彼此交流日益深入，最终从多元走向一体。多元一体论，至此成为解释中华文明史的核心框架。

考古实践和理论的携手飞跃，使得中国考古实现了一次跨越：从物质文明史转向古代社会研究——穿透那些陶罐、玉石、神符、墓葬、城址的表面，窥探古代社会是如何运转的，又是何时迈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从无数个点，到几条线，再编织成一个面。

“以前不是不关心古代社会，是没时间、来不及。因为基本的文化面貌还弄不清，相对年代关系、绝对年代关系都不清楚，这张年表还模糊着，怎么去做历史研究？”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80年代的新发现让学界不得不重视起古代社会研究，“不是一个两个人，是一阵风”。因而，启动一个总体性的探源工程，亦是水到渠成、意料之中。“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一项新的工作。”他回想起当时的平静，笑着说道。

与考古学家的胸有成竹不同，对于考古遗址发掘者来说，探源工程的机会是难得的，他们以进入工程为荣。“这是个国家项目嘛，一个人、一个单位参与国家项目的机会不是很多的。”赵辉说。

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和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成为令人羡慕的对象。

探源工程于2002年春天启动，2002年到2003年是预研究阶段，考古工作基础较好的中原地区被作为试点，陶寺和二里头两大都邑性遗址，则成了最早的试验田。纲举目张，待到工程正式启动并逐渐深化，探源工程形成以都邑性遗址和区域中心性遗址为重点的布局。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和辽河三大流域。

“我们意识到必须要找都邑性、中心性的遗址，”王巍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道，“可以说，就是寻找都城，寻找反映王权的最直接的证据。”曾经，墓葬是最受瞩目的考古发现，也是各地考古的重点目标，因为墓葬里往往埋着满坑满谷的文物。但一个社会达到何种复杂程度，人们如何生活、祭祀、耕种、畜牧、战斗……需要从更宏观的城址中透视。

彼时，陶寺刚刚发现280万平方米的城址，二里头的城址考古已经持续多时。2007年，随着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被揭开，良渚也被列为探源工程的一大都邑。另外一个以都邑身份入选的，是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但2011年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揭开了更宏伟的400万平方米石头城后，取代了近期考古工作开展较少的石家河城址，石家河城址被列为中心性遗址。

至此，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四大都邑遂确定下来。

都邑之谜

陶寺，现在是山西临汾市襄汾县的一个村庄，4000年前则是汾河流域一个庞大的古国。从进临汾的那一刻起，你就会被有关“尧”的字眼包围：尧都机场、尧都区、尧庙……太阳有一个人尽皆知的别称：尧王。古籍中有“尧都平阳”的记载，而平阳就在临汾。规模恢弘的陶寺遗址，因而被很多人认为是尧的都城所在。

陶寺遗址坐落在一片高高的黄土台地上，背靠晋南盆地最高峰塔儿山，汾河支流从塬下流过，与古籍中“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都城选址原则吻合。如今城址已埋藏在庄稼地下，上面生长着玉米和草药。

8月初酷热的一天下午，陶寺遗址考古领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高江涛开着一辆旧旧的越野车进村，按着喇叭跟放羊的村民打招呼。这是他投身陶寺考古的第15年，长期的田野发掘让他拥有了和农民一样的肤色。2003年，高江涛进入社科院考古所读博，随即兼任探源工程办公室秘书，经常去各位专家家里送评审材料，他的博士论文也是关于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课题。

今年6月盛夏到来前，上半年田野发掘任务收工。他在临汾又待了一个多月，一边整理发掘资料，一边配合央视多个频道的拍摄任务。他每年在北京和临汾两地跑。两天后，他将回到北京，“这一个星期，还有7件事要做。”结束了烈日里汗如雨下的拍摄，他脸上又黑了一个色度，坐在饭桌前喝了一大口冰可乐。

在陶寺，高江涛希望揭开一个距今4300至4000年的古国全貌。这个古国比文献记载的夏代早数百年左右。高江涛相信，尧舜时代的存在是无疑的，陶寺遗址就是尧舜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