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建交30周年：谈判代表回忆建交内幕

1992年8月17日，卢泰愚60岁生日之际，一批记者来到青瓦台，送了他一个很特别的生日礼物：一个特制的硕大地球仪。地球仪上用绿色标注着卢泰愚就任总统以来与韩国建交的39个国家，其总面积比他就任总统前建交的国家总面积大得多。

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领土上涂的是浅绿色。嗅觉敏锐的记者们已经听到风声：两国即将建交。

果然没过几天，8月24日，中韩两国正式宣布建交。

中韩建交30年之际，当年出任中国驻韩国第一任大使的张庭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建交是双方的事。从韩方来讲，尽管卢泰愚的前任也曾呼吁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真正将之付诸实践的是卢泰愚，中韩建交表明卢泰愚是有眼光的。从中方来讲，从松动中韩关系到建立外交关系，没有一个上呈文件不是经邓小平审批的，中韩建交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鸡犬之声相闻，不能老死不相往来

“我们与韩国建交没有时间表。”

1992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按惯例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历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常有外国记者提问，探听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是否会有变化，钱其琛的回答总是：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我们不会与韩国发生任何官方关系。这一年，他的回答却不同了。

“没有时间表”，其潜台词其实是说，已经提上日程了。

钱其琛曾说，中国要与韩国建交，难点并不在于双边关系，而在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多年来，中国和朝鲜保持着传统友谊。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十几个亚洲周边国家的关系都在改善和发展，唯独与韩国仍然互不承认。

但是调整关系已是势在必行。

1985年，邓小平在谈到中韩关系时说，中韩发展关系，对我们还是有需要的。第一，可以做生意，在经济上有好处;第二，可以使韩国割断和台湾的关系。

后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几次谈起中韩关系。他说，中国同韩国发展关系有利无害，经济上对双方有利，政治上对中国的统一有利。现在时机成熟了，发展经济文化交流的步子可以更快一些。发展两国民间关系，是一着重要的战略棋子。同时他也提到，做这项工作要十分慎重，处理起来要很谨慎，要取得朝鲜的谅解。

1988年2月，卢泰愚就任韩国总统，在上任之初就提出“北方政策”，即在他的任期内与中国、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其中与中国建交是重中之重。

但长时间来中国政府采取的是政经分离的方针。1990年中韩贸易额达38亿美元，1991年有望突破50亿美元，1991年初双方在对方首都互设了贸易办事处。

很快，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中国面前。

当时朝鲜和韩国在联合国里都只有观察员身份。多年来朝鲜一直反对南北双方分别加入联合国，担心那样会使南北分裂永久化，但是韩国却谋求单独加入联合国。到1990年9月，韩国与苏联以及绝大部分东欧国家都已建交，韩国加入联合国的努力得到越来越多成员国的支持。

1991年5月，李鹏在访问朝鲜时告诉朝方，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如韩国再次谋求加入联合国，中国将难以持反对态度，而一旦韩国单独加入了联合国，朝鲜再想加入就会遇到困难。

经过沟通协调，中朝采取了一致立场。这一年9月，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了联合国。

11月，钱其琛首次来到汉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这是中国作为亚太经合组织新成员第一次出席该会议。

中国外长出现在汉城，这是破天荒的事情。代表团被各国媒体包围，大家最关心的不是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问题，而是中韩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

卢泰愚在青瓦台集体会见了各成员部长，之后，单独留下了钱其琛。

钱其琛回忆，卢泰愚虽是军人出身，但比较温和，风度儒雅，在中韩建交问题上的态度相当坚决。这时他的任期只剩下一年多了，因此他比较着急。

卢泰愚单刀直入地说，韩国的西海岸与中国的山东半岛之间鸡犬之声相闻，几十年的相互隔绝是令人遗憾和不自然的。韩国真诚地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并早日实现建交。

钱其琛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问题，只是说，中韩既然是近邻，鸡犬之声相闻，就不能老死不相往来，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中韩关系更好地发展下去。同时他含蓄地提出，希望美国和日本与朝鲜改善关系。

尽管没有直接回应韩方，但中方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也因此，钱其琛在1992年3月的两会上对外发出了这样一个微妙的信号。

秘密谈判

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张庭延回忆，钱其琛从汉城回来后，亚洲司内部开始深入研究与韩国的关系问题。他们感到，与韩国谈判建交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正当中方在寻找一个与韩国接触的合适时机和方式时，一个良好的契机不期而至。

1992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48届年会在北京举行，时任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率团出席。经与韩方商量，会议期间安排了一场不为外界所知的活动。

钱其琛在钓鱼台单独会见了李相玉，与他讨论了中韩关系问题。钱其琛建议，中韩正式谈判建交的时机还不成熟，但可以先建立联系渠道，先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可能性进行探讨。李相玉欣然同意。双方商定，任命一位副部级首席代表和一位大使级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领工作班子尽早在北京和汉城开始会谈。

5月初的一天，从外交部被借调到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工作的张瑞杰接到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王英凡的电话，让他第二天去一下外交部商议要事，不好在电话里讲。

第二天，司长告诉张瑞杰，根据中韩外长协议，双方要建立秘密接触渠道，中方任命副外长徐敦信为首席代表，任命他为副代表。

张瑞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曾作为东北商业代表团成员和中国驻朝鲜大使馆馆员在朝鲜工作过多年，1959年回国，担任过主管朝鲜工作的亚洲司副司长。1982年后，他长期被派驻国外当大使，对近10年来的朝韩情况缺乏了解。准备时间只有一周，他紧急阅览材料，了解情况。

由张瑞杰率领的工作班子中还有来自外交部亚洲司、条法司等部门的6人，其中担任翻译的邢海明是现任中国驻韩国大使。

韩方首席代表是外务部次官卢昌熹，副代表是外务部亚洲局局长权丙铉。

在汉城，台湾“大使馆”人员对中韩接触异常敏感，到处刺探动静。因此，保密是第一要务。

权丙铉以“老父病重”为由向外务部请了假，担任中文翻译的李英百早晨上班时在外务部门口被“绑架”到另一秘密地点去上班。工作班子在青瓦台附近租了几间办公室，秘密工作了两三个月，直接受卢泰愚领导。

因为汉城耳目众多，韩方建议第一轮会谈先在北京举行。工作班子连家人都没有告诉，七个人兵分三路，汇集北京。

5月13日中午，张瑞杰在首都机场迎接第一次来北京的权丙铉。权丙铉个子不高，性格和善，他有些紧张，一直在警惕地观察四周。后来张瑞杰得知，权丙铉是怕被在北京的韩国记者发现，引起怀疑。

双方代表团都住进钓鱼台国宾馆东南角偏僻的14号楼，韩方代表团住在中方代表团楼上。韩方代表入住之后很少出楼门，中方人员建议他们到院子里散散步，去颐和园一游，都被婉拒。

次日，中韩开始会谈。中方想先进行一般性商谈，摸一下韩方想法。这也是张瑞杰第一次同韩国官员正面接触，他主要谈形势、谈原则，着重强调了台湾问题不容商量，表示愿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但未提“建交”字眼，也没提关系正常化。

出乎意料，权丙铉当即回应：中方谈的内容同韩国政府立场一致，他们完全赞成;韩方希望尽快消除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尽快建立外交关系。他说：“我们此行是充当清道夫角色，让我们一起把路上的障碍打扫干净，以使两国建交的道路畅通无阻。”

这样，以建立秘密渠道为名的会谈，实际上变成了建交谈判。

双方在建立外交关系上没有其他障碍，主要还是台湾问题。第一轮会谈，双方没有正式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只在私下里进行了沟通。

韩国在法理上继承了1919年在上海组建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冷战时期与台湾同为在远东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堡垒，作为亚洲四小龙成员又有着极为密切的经贸关系，韩国社会中存在较强的亲台势力。权丙铉有时会约张瑞杰在楼栋四周散步聊天，以“韩台关系特殊”为由，试探中方在台湾问题上能否放宽条件，允许韩台之间存在政治往来。张瑞杰则反复向他强调，韩台之间只能有民间交往和贸易往来。第一轮会谈就这样无果而终。

半月后，双方在钓鱼台进行了第二轮会谈。韩方人员这一次选择了夜班飞机，到后被中方人员摸黑接上汽车，又摸黑住进了钓鱼台。

中方重申了要求韩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馆”的建交三原则，这次韩方有所退让，但强调韩台关系建立已久，要求中方同意其在中韩建交后与台湾保持“某种特殊关系”。中方判断，这是韩方的最后一张牌，只要坚持既定方针，谈判就有可能突破。

每次会谈时，张瑞杰面前放着几页纸的发言提纲，其他人面前放着几张白纸便于记录。韩方则是拉开阵势，权丙铉每次都用包袱皮兜一大包文件放在脚下，其他人也各提一兜文件。权丙铉发言后，分坐左右的人员一会儿递上一份文件让他看某一段，一会儿递来一张条子，在他耳边嘀咕几句。事后他开玩笑说：“我真羡慕张大使，他胸有成竹，别人也不干扰，我则是左顾右盼，颇费脑筋。”但他其实是个谈判能手，在重要问题上总能及时决断。

第二轮会谈结束后，韩方代表似乎是卸下了重担。在参加完中方的宴请后，他们酒兴未尽，回房间后又向服务员要来茅台接着喝。张庭延的夫人谭静也是中方工作班子成员，她回忆，深夜他们听到楼上“咚咚咚”敲地板的声音，第二天一问才知，原来是茅台酒喝得尽兴之时跳起舞来。

因为这两轮谈判均在北京举行，中方建议，第三轮谈判在汉城举行，得到韩方赞同。

6月19日，张瑞杰等七人乘飞机赴汉城，下飞机后不见人来接，走进机场大厅仍未见人影。正疑惑时，走过来一个年轻人，问明是从北京来的，悄声说跟他走。办完手续后，年轻人领着他们从旁门出来，在拐角处才看到权丙铉等人从汽车上下来，还没来得及握手就被一把拉上了汽车。权丙铉在车上解释，说这样安排很无奈，因为汉城记者太多，担心暴露。

汽车开进喜来登华克山庄酒店后，又拐进了一条僻静的小路，在一座别墅前停下。这里是华克山庄“别院”，与饭店隔开，环境清幽。中方代表团中没有公众熟悉的面孔，又都衣着普通，不会被韩国和台湾记者认出，因而不太担心保密问题。

谈判于6月20日至21日举行，主要内容是逐项落实建交公报文本。韩方仍想在台湾问题上争取中方作出松动，强烈要求中方放宽条件，中方表示不能接受。会谈一度僵持。最后，韩方还是做出了妥协。

张瑞杰说，中韩建交谈判，韩国是主动方，中国则因为朝鲜存在一定顾虑，韩方见中国态度坚决，因此选择了让步。

张庭延回忆，本来他们内部评估，韩国不会轻易把台湾丢掉，谈判至少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半年，他们的目标是争取在卢泰愚任内谈下来，结果，只进行了三次会谈，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就达成了协议。

权丙铉后来回忆，在汉江水势浩然尽收眼底的华克山庄酒店顶层贵宾间里，两国通过紧张的秘密谈判事实上已达成了建交协议，“那种如释重负的喜悦是我外交官生涯中最难忘的”。

一次特殊的通报

谈判工作结束后，中方还面临着一个紧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