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代表中国竞逐世界航空城？

“仅帝王蟹一个产品就能带来至少14亿元的年产值，这只占北京及周边地区当前市场消费额的不到1/3，未来可期。”在视频会议另一端的镜头前，南洋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郭进文正神采飞扬地描绘公司未来在中国北方的商业版图。

三年前，这家以出口分销冷冻海鲜为主要业务的新加坡贸易公司选址北京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大兴），将在这里建设该公司的中国北方总部，以此为中心辐射京津冀、甚至东北地区业务，这一切都建立在机场强大的国际国内运输能力基础上。郭进文现在最期待的是，疫情过后尽快全面恢复国际货运。

“所有产业活动都因机场的运作而加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名誉教授约翰·卡萨达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航空大都市”的理念。他无数次在演讲中强调：机场不只是交通基础设施，更是整个新经济体系的功能核心。

尽管“航空城”理念自诞生起就面临着各种争议，仍未能阻挡世界各地交通枢纽城市拥抱航空经济的热情。卡萨达理想中的“航空城”，各类设施以机场为中心成波浪状排开，重塑了此前由汽车交通主导而形成的郊区化城市形态，高效地服务着机场周边的产业及其员工。

“航空大都市是一个国家面向世界开放的窗口，资金、人才、科技、创新都在向其集中，正逐渐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和重要推动力量。”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曹允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从全球战略角度认识到了大力发展临空经济的重要性，并将此作为区域经济新引擎、城市发展新动力，借以在新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世界城市创新体系中占据有力地位。

“快者生存”

就在卡萨达为“航空大都市”理念呼吁奔走的上世纪90年代，地球另一端的迪拜正在筹建以国际机场为原点的“世界中心”航空城，位于东八区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于1993年突破了1000万人次年旅客吞吐量，掀开了中国临空经济发展的序幕。而在与美国隔大西洋相望的西欧，“海上马车夫”荷兰再次抓住航空运输带来的发展先机，建成了世界首座经过规划设计的航空大都市——史基浦机场航空城。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荷兰政府便意识到航空运输的重要性。自大航海时代起，港口经济一直是荷兰的重要支撑，而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渐落于下风的荷兰为寻找新的发展动力，于1988年在其《国家规划与发展报告（第4版）》中，从国家战略高度，将史基浦机场建设提高到国家发展的中心地位，使史基浦机场逐步成为“欧洲商业界的神经中枢”。

荷兰政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推进机场周边产业有序发展的政策。在机制方面，1987年成立了史基浦区域开发公司（SADC），对机场商务园区进行开发。2003年起，荷兰启用严格的项目遴选标准，“离机场控制圈越近的位置，要求越严”，控制航空关联性项目的办公点选址，保证土地使用效率的最优化。

“伴随史基浦机场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机场周边产业结构逐渐升级，第三产业比例不断增加。”曹允春介绍说，从1988年到1995年，机场处于形成期，周边还未出现产业集群，临空产业与全球网络融合性较弱，以地方产业和航空运输服务业为主。自1995年后的十年为发展期，机场客流量从2500万人次上升到4500万人次，货运量从100万吨增加到150万吨，区内企业高度依赖机场发展，国际商业区基本形成。2005年后进入成熟期，以航空维修、航空制造、航空物流、总部经济等为主导的航空城逐步形成。期间，微软欧洲总部落户史基浦航空城，区内产业创新网络逐渐形成，知识经济作用凸显。

截至疫情前，史基浦机场2019年旅客吞吐量达到了7171万人次，位居全球第12、欧洲第3，货邮吞吐量欧洲第4，多次获得“世界最佳机场”称号。“人、财、物在这里聚集，机场已经成为荷兰国家经济战略转型的新支撑。”曹允春评价说。

伴随物流、航空航天、时装、金融咨询等八大产业的形成，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史基浦机场航空城内的休闲娱乐和住宅区也在逐步完善，先后建成了史基浦机场自然公园、绿色酒店和可持续体育场等一系列生态友好项目。荷兰史基浦机场航空城的规划师们常说：“机场迁出城市，城市紧跟机场步伐，最后，机场变成了城市。”

长久以来，交通枢纽以其强大的磁力不断塑造城市的轮廓和命运，而城市发展又总是依托当时最先进的交通方式。卡萨达在30年前就预测到，航空旅行将在全球范围内重塑新的枢纽网络。“每个城市、地区，甚至国家，不管其是否意识到，都已经面临着一场优胜劣汰的竞争。通过这场竞争，将形成新的世界秩序。今天，人们将这个过程称为全球化。”卡萨达在与美国作家格雷格·林赛合著的《航空大都市：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一书中写道。

一部由全球十几个国家上百家公司组装完成的苹果手机，餐桌上一条刚从苏格兰空运而来的三文鱼，或是一款刚在美国上市的抗癌药……卡萨达认为，在欲望需要被快速满足的速度经济时代，航空大都市将成为一种新型城市。而随着城市形态的变迁，经济发展也发生了改变，规模经济让位于速度经济。在新的模式下，不论是企业、行业，还是一座城市、一个地区，其发展信条从“适者生存”变成了“快者生存”。

韩国仁川航空都市便是“快者生存”理念的最佳践行者。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经济遭受重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韩国提供了580亿美元援助贷款，作为交换条件，韩国必须放开国际贸易政策、改革国内劳动市场和财团管理体制。更为市场化的投资模式和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战略得以实施，这也帮助韩国提前3年还清了贷款。受益于新的发展环境，韩国电子信息科技迅猛发展，成为全球智能手机等高端电子设备的主要出口国之一，这些高精尖、轻薄小、高附加值的产品通常选择空运方式，仁川机场及其自由经济区的重要作用越发显著。

2001年，仁川机场作为韩国最大的民用机场正式投运，自2005年起，连续12年获得国际机场协会（ACI）评选的“全球最佳机场”。受平昌冬奥会、旅游旺季等多重利好因素影响，2018年仁川机场旅客吞吐量近7000万，收入创下历史新高，达2.63万亿韩元，连续14年保持盈利。

曹允春曾撰文介绍，韩国把自己定位为“东北亚的枢纽与中心”，为此，在规划设计时，便把仁川机场设置为由韩国政府直接管理的唯一机场。同时，在仁川机场自由经济区，在税收、外汇管制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特殊的经济政策，取消或放宽了对外商投资的各种限制。临空区着力改善外国人居住环境，修建了大量绿地与休闲娱乐设施，建立高校，引进海外医疗机构等。

一座造价23亿美元、全长21.4千米的大桥连通了机场和仁川自由经济区的核心——松岛国际商务区，这座填海造陆速建而成的智慧新城，总投资达350亿美元。规划师们借鉴了巴黎、悉尼、威尼斯等名城的设计蓝图，准备将松岛建成韩国最漂亮的城市。

“人们之所以选择住在城市，就是为了享受城市在社会、金融、精神层面上的纽带性优势。”卡萨达认为，为追赶速度经济的步伐，从迫切需要发展的美国底特律到古老的阿姆斯特丹城市边缘，任何一座城市都可以、也都应该建成为航空大都市。

让机场成为新的动力源

卡萨达在1991年发表的文章《全球航空货运——产业综合体》中首次描绘了航空都市的初始样貌，他想象在未来某一天，工厂会沿着机场跑道延伸的方向修建。当时美国联邦快递正在被以亚马逊为代表的新兴电子商务吊打，亟待突破困局，卡萨达描绘的航空枢纽港成为传统快递业的突围利器。

联邦快递很快联系到卡萨达，并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西北110多公里外的前美国海军基地旧址建设了“亚太转运中心”。1995年，联邦快递亚太转运中心开放，很快成为所在地苏比克湾自由港的中心。走在苏比克的街道上，除了英文地名，最常见的便是中文繁体字路标。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多家中国台湾企业在当地办了几十家工厂，它们生产的电脑主板、驱动器、中央处理器得以坐上美国联邦快递的货机，被送往世界各地。

据苏比克湾大都会管理局主席威尔玛·艾斯玛公开表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苏比克湾自由港解决了14.22万人的就业问题，进出口额分别为15.8亿美元和13.7亿美元，均高出2020年水平，现在已经成为菲律宾最发达、最繁忙的港口城市之一。卡萨达的构想在这里得到了验证，机场让一个快被世人遗忘的角落重新焕发活力。

而在4个时区之外的迪拜早就对航空城建设跃跃欲试，这源于它对资源枯竭的深深忧虑。阿联酋拥有的已探明石油储藏量可供本国开采一个世纪，但绝大多数都埋藏在首都阿布扎比的地下，经济中心迪拜的石油资源正在枯竭。从资源依赖型到多元发展，迪拜需要更便利的交通运输。1959年，迪拜国际机场重修，1960年正式投入使用。

1985年阿联酋航空成立时，全公司只有几架旧飞机和1000万美元的支票。15年后，阿联酋成功与德国、泰国、英国、中国香港等地通航，将这些地区的理念、贸易、游客、货物运回迪拜;那些飞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为迪拜本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而通过到伦敦、法兰克福、香港和新加坡的航线，将迪拜与世界金融中心紧密连接。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迪拜老酋长辞世，新酋长继任，建立“迪拜世界中心”航空城的计划逐渐显形。

地处欧洲到环太平洋地区的十字路口，没有腹地支撑的迪拜只能极力提供中转服务，成为连接伦敦、迈阿密、新加坡等经济中心的枢纽。尤其在航空运输时代，迪拜的地理位置优势更为凸显，根据客机飞行时间计算，迪拜周围“8小时航程”内居住着约35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一半。而在任意两个东西方城市之间，如果没有直达航班，比如从东京到米兰，都可以通过迪拜实现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