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中德关系起伏：五十而知天命

2009年7月2日，第八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马灿荣登上回国的民航班机，结束了7年半的任期。

此时夜幕已降临，马灿荣却感觉不到连日来辞行拜会的疲惫，他的思维突然开始活跃，在德国经历的一切像放电影一样出现在回忆里。

1972年8月，他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班结业，进入外交部西欧司工作。两个月后，联邦德国外交部长谢尔率团访华，在10月11日与中国签署建交公报。还是年轻科员的马灿荣在人民大会堂目睹了这一历史画面。

一年后，马灿荣作为翻译被派往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常驻。此后，他又先后作为政务参赞和驻德大使两次常驻德国。在驻德的22年中，他几乎亲历了中德建交后的每一个时代。

慢热的“质变”  

1973年9月5日清晨，马灿荣和同事一行四人从北京启程，前往波恩。为了节省外汇，他们选择乘坐火车，路上经过了12天的长途跋涉。

波恩经济高度发达，花草繁茂，街上车水马龙，商店琳琅满目，与当时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世界，让马灿荣十分震撼。

那时中德在经贸、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合作及互访活动已逐渐活跃。使馆的主要任务是广交朋友，为日后工作打牢基础，同时深入了解德国情况，为国内提供决策参考。

马灿荣经常陪同大使和主要外交官去德国各机构联络，有时也陪同大使出席一些国家的国庆招待会和使团活动。他明显感觉到，时任德国总理对中国外交官不是特别热情，除了握手寒暄外，很少有实质性交谈。当时联邦德国由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勃兰特推行的是旨在与苏联、民主德国及东欧其他国家缓和关系的“新东方政策”，其中苏联被视为重中之重。

这一外交政策让在野的德国联盟党大为不满。联盟党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他们始终认为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在中德建交后对中国表现出的热情也要高于执政党，科尔、施特劳斯等联盟党人频频访华。

1974年5月6日，勃兰特因国务秘书纪尧姆被查明是东德间谍而辞职。5月19日，施密特继任联邦德国第五任总理。

早在60年代末，时任国防部长施密特就对中国有一种“政治上的好奇心”。当时中德尚未建交，他决定先走访中国周边国家，试图“用中国邻国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此行印证了他“中国今后在世界上将扮演重要角色”的想法，回国后他建议勃兰特尽快与中国建交，“我可以肯定，中国会成为世界大国”。担任总理后，他继续推行新东方政策，但加强了对苏强硬的成分。

1975年初，施密特托人转告中国使馆，对中国邀请如此众多的反对党人士访华感到惊异，并暗示自己有意访华。中方很快做出积极反应。

1975年10月29日，施密特抵达北京，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联邦德国总理。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会见了他。

施密特此行发现，中国希望能看到一个强大的欧洲，以牵制苏联，而德国被认为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他向中方表示，要把中国放在与美苏同等的地位看待。

马灿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施密特任总理期间中德关系发展平稳，没有太大起伏，但施密特在德国联邦议院辩论时的能言善辩和犀利言词让他和同事们印象深刻，每当有施密特发言，大家都会围坐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听他的演讲。

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和比利时。施密特在与谷牧会谈时表示，希望中国经济强有力地发展起来，中国作为亚洲稳定因素的作用应大大增强。

同年10月，中德两国政府签订科技合作协定，这被解读为两国关系发生“质变”的标志。

“特别重要和特别值得信赖的伙伴”

1982年，联邦德国政府更迭，执政13年的社会民主党下台，联盟党与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科尔继任联邦总理，他一上任就表示，中德两国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广泛一致，有很多合作潜力可利用。中国使馆工作也由此发生很大变化，节奏明显加快。

马灿荣回忆，中国各种代表团和考察团在改革开放后蜂拥而至，德国拥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最需要的雄厚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是中国在欧洲考察的首选之地。他还记得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访德时专门安排两天考察中国还没有的高速公路，对用料选择、风险规避、材料承受能力等问题都咨询得很仔细很专业。

几乎同时，中苏关系开始解冻，影响中德关系的苏联因素不再构成障碍，新中国和联邦德国的关系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

两国高层频繁互访。80年代，中国副部长以上官员访德、联邦德国副部长和州一级部长以上官员访华每年超过20起，双方领导人互访时都有负责经贸和科技的部长随访。科尔政府自1982年起向中国提供无偿性质的技术合作，自1985年起提供软贷款财政合作。1981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从建交时的2.74亿美元增长到23.4亿美元，1986年猛增至45.59亿美元。

1984年10月科尔以总理身份首次访华，1986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德，两国关系进入一个高潮。科尔称中国是联邦德国“特别重要和特别值得信赖的伙伴”，德国的对华方针是使两国建立“充满信任的关系”，“到下一个世纪也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1987年7月，科尔再次访华，强调“政治上相互磋商、经济上密切合作、文化上相互交流是两国长期稳定合作的三根支柱”。

但80年代末，两国关系急转直下。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制裁”，德国不是带头者，却是唯一以国家议会决议形式通过“制裁”决定的欧洲国家。时任中国驻德大使梅兆荣提出严正交涉，中德关系跌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马灿荣于1987年开始担任政务参赞。1989年11月9日晚，他和同事正在使馆看晚间电视新闻，突然画面切换到东西柏林之间的边防检查站。那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东德人，他们正像潮水一样涌向出境口。

晚10点左右，东德边防线接到命令打开边卡，数以万计的人流涌向西柏林。西柏林人则从反方向涌向边卡，抛出巧克力、花束和黑熊玩具，开香槟庆祝，同素不相识的东德人拥抱，哭着笑着尽情欢呼。

那段时间，马灿荣密集参加德国各界的报告会和讨论会，重点关注美、英、法等大国的反应和动向。此时中国同联邦德国关系处于低潮，同民主德国关系亲近，因此对联邦德国显示出的统一德国之势持谨慎态度，静观其变，对推倒柏林墙未做官方评论。

科尔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加快统一步伐。1990年10月3日，德国实现统一。

马灿荣说，柏林墙倒塌不是偶发事件，联邦德国政府从未放弃统一目标。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之前说“德国的统一是100年以后的事”，后来改口“民族自主的原则也适用于德国人民”，不久后他又放弃这一立场。科尔捕捉到国际形势的瞬息变化，在这扇门打开一条缝又要关回去的瞬间抓住了历史机遇。

梅兆荣曾回忆，当时德国各党派内部都有一些反华人物，但以科尔为代表的执政者对中国保持了理智、友好的态度，静观事态发展，想方设法逐步改善对华关系。

1990年，科尔邀请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于1991年访德，这在当时属于突破禁忌的行动，其间的斗争“惊心动魄”，因德方有人在接待规格上做文章，致使访问推迟至1992年成行。钱其琛访德不仅冲破了一些障碍，还推动了两国经济合作。时任德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曾私下告诉梅兆荣，钱其琛访德虽然充满激烈交锋，却成了推动两国关系的转折点。

1992年12月10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决议，取消对华“制裁”，宣布中德关系正常化。德国也成为最后一个取消对华“制裁”的西方主要国家。

1993年11月15日，科尔第三次访华。1994年7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德国。1995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1996年11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访华。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马灿荣认为，在中德关系的低谷期，科尔坚持发展对华关系不动摇，在1993年9月提出新的“亚洲政策纲要”，强调中国在亚洲地区和世界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表示要与中国建立长期、稳定、全面的合作关系。他支持中国留学生到德国学习，多次不顾国内反对，拒绝对台军售，拒绝会见达赖，避免了两国关系再度出现困难，对中德关系的贡献不可磨灭。

出任大使

2001年10月28日下午，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马灿荣接到通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任命他为驻德大使的议案。

他立即开始做赴任前的准备。他1993年1月结束第二次驻德任期回国，时间已过去9年，过去熟悉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必须从头了解。

他调出中德关系的全部重要档案仔细研究，发现中德建交后关系发展一直比较顺利，总体上友好与合作的时期远远多于不好的时期，尤其是德国从未与台湾有外交关系，中德双方没有历史遗留问题，没有直接利害冲突，友好合作是历史必然。

驻德国使馆是大馆，国内很多部委都派驻了干部。马灿荣拜访了相关部委和单位，十几个部委领导都强调，德国是他们发展对外合作的“重中之重”，优先级很高，投入很多。他们对当前双边关系现状感到满意，但认为还不够，发展关系的潜力还很大。

2002年1月2日，马灿荣离京赴任。此时，德国首都已从波恩迁至柏林，科尔政府也已被社民党和绿党联合组阁的施罗德政府所取代。

施罗德是20世纪60年代德国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对中国多有好感。他任下萨克森州长时兼任大众汽车公司监事会成员，深知大众汽车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获益良多。他曾主张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由于绿党反对而未能实现。他首次访华即以北约成员国名义就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向中国表示了歉意。

施罗德在1998年到2005年担任联邦总理期间六次访华。马灿荣出任大使期间每次都奉命回国陪同，他感觉施罗德对发展对华关系有一种激情。

施罗德出国访问习惯带一些企业家随访，回国后还要召集这些企业家到联邦总理府聚会，听取意见和建议。2003年，施罗德第二次访华后召集随访的德国企业家聚会，特邀马灿荣出席。德国企业界头面人物几乎悉数到场，如西门子公司总裁冯必乐、巴斯夫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贺斌杰以及奔驰、大众、拜耳等20多家大公司老板，还有联邦政府经济部长、经济政策顾问等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