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驻日大使程永华谈中日关系50年：这么远，那么近

我当中国驻日大使是从2010年2月到2019年5月，这9年零3个月，真可以用“波澜起伏、迂回曲折、爬坡过坎、重回正轨”来形容。在我任上，中日双方可谓经历了“最严峻局面、最困难时期”。

你问能取得突破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我觉得应该说有两点吧。一个是双方都认识到中日互为不能搬家的近邻;另一个是，双方尽管矛盾冲突很多，但实际合作规模很大，像经济贸易，2021年达到3700多亿美元。

中日关系不好的时候我回国开会，有人问，程大使你那里怎么样？我说政治上忙着吵架，经济上也受到一些影响。人家就问影响程度如何，我说简单来讲还剩下2748亿。对方一听吓了一跳，说你那受到影响规模还有这么大。

所以说，双方共同利益还是很大的。做对外工作就是要通过加强双方共同利益的纽带来解决问题，这在外交上也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

我觉得，中日关系这50年，从一开始的“既近又远”，发展到“近而又近”，现在又有些“既近又远”的味道。近既是指地理位置，也是指包括经贸关系在内的各种交集;远一是疫情的隔断，二也是心理距离，似乎有点冷冰冰的感觉。双方听到的似乎都是透过麦克风传来的声音，不真切，杂音很多。

要重新打破这种氛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双方民众要多面对面地接触。广泛开展民间外交，“以民促官”，一直是中日关系一个很大的特色。我始终相信，国之交在民相亲。

新中国第一批公派留日生

我是中日恢复邦交那年被选拔进入外交部成为学员的，从那时起到现在整整50年，几乎没有离开对日外事工作这个领域。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日语。1963年，在周恩来和陈毅的领导下，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地设立了八所外国语学校。八校各有侧重，长春外校以日语为主，小学和初中各招了一个班，每个班都有外教。

1972年秋天，我们升高二了，社会上这个年龄的孩子都上山下乡了，我们学日语的不知道将来怎么办。

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的消息。9月29日，中日宣布邦交正常化。大家模糊感觉到，可能我们的生活会有一些什么变化。

10月下旬，学校里来了几个生面孔的老师，突然宣布下星期一要考试。考的都是平时没学过的，如翻译日本报纸上的消息稿，说的事根本不知所云，一看考题就发蒙，只能凭语法基本功翻译出来。很幸运我考上了，就这样成了外交部的出国学员。

我们是12月1日到外交部报到的，但等了一年才出国，主要是等驻日使馆帮我们联系大学。因为中日还没有签订教育协定，双方学制没有互认，日本留学生可以直接就读北京语言学院，日本文部省却不同意公立大学接收中国留学生。后来总算通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联系到私立和光大学。

那时还没有直飞航线，我们是经香港到日本的，路上就走了3天。到后感觉日本社会现代化程度很高，小车满街跑，还有新干线高铁。那时整个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极其有限，也没有见过中国的年轻人，但是总体上日本人对我们都非常热情。

我们开始主要是以旁听的形式，与日本学生一起学习，我们感觉这样的课程设置对我们不是很合适。197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305医院病房里会见了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还回忆起自己50多年前在樱花盛开时节离开日本时的情景。池田大作深受感动，表示要为中日友好尽力。他答应当我们的“身份保证人”，安排创价大学接收了我们。

在1975年4月初，我们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公派留日生，正式进入位于东京都八王子市的创价大学。我们是在樱花飘落时节踏进校园的。在池田大作先生的提议下，我们在当年秋天种下一株樱花，命名为“周樱”，以纪念周恩来总理。那时“周樱”才是一人高的小树苗，现在早已长成大树，成了著名的“打卡地”。

学校专门为我们6个人开设了一个“日语别科”，就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给我们“吃小灶”，每天强化，学习效果特别好。我们住的是跟日本同学混居的“学生寮”，宿舍里总有人在聊天，对强化语言很有帮助。

文化冲突还是有的。中日两国你看人长得都差不多吧，但是衣食住行都有所不同。在食堂里，鸡蛋是生吃的。我斜眼看日本同学怎么吃，也学着把生鸡蛋打到饭里，浇上酱油拌着吃，有的中国同学不吃，都给我，我一顿吃好几个生鸡蛋。

我们还和日本学生一起下乡去做社会调查，了解农村的“过疏化”问题。当时青壮年都进城打工了，农村人口减少，老龄化严重。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早于中国，自然也就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日本与中国同属儒教文化圈，也叫汉字文化圈。日本法律规定，学生在学校必须学会2000多个汉字。我看过孙中山和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笔谈”的原件，孙中山不会日语，宫崎滔天不会汉语，但两人写汉字纵论天下，有来有去，谈得很深入。

后来我们组织中日青少年交流的时候，如果时间较长都会安排一个“home stay”环节，即在对方国家的普通老百姓家中住两天。宣布计划的时候无论哪边的学生都会发蒙，说我不会汉语或日语，但我们作为组织者心里有数，径直安排，让接待的人家像幼儿园领小朋友一样将人领走，两天后肯定都难舍难分。语言不通，写几个汉字就都明白了。

我在学习中特别感兴趣的是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日本人的思维里有一些矛盾之处，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写的《菊与刀》很有名，她就讲日本人思维的双重性。日本小说以“私小说”为多，就是以日语第一人称“我”为视角的小说，如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这种小说分析日本人的心理构造、思维方式很细腻。

在创价大学学习到1977年3月，我被安排到中国驻日使馆工作，从此开始了外交生涯。

给邓小平当翻译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实际上从当年夏天就开始准备了。那段时间使馆50多人全员动员，我年轻，就让我多跑腿。我就三天两头跑日本外务省等地方，主要是协调日程、礼宾方面的安排。

小平同志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按职务来说应算“外务省宾客”，但日本人都了解邓小平的分量，而且他是访日的第一位新中国国家领导人，日本政府很重视，把他定格为“公宾”，即政府首脑一级。确立为“公宾”，就有走红地毯、放礼炮等一系列礼仪。而且，日本外相园田直说，他要亲自去机场迎接。这与“公宾”的接待规格不合，外务省有人提出异议，但园田直表示他不管什么“格”不“格”的，哪怕作为园田直个人也要去。

小平同志访日期间，我是他身边三个联络员之一。他的专机到达时，我的岗位是在赤坂国宾馆值守。小平同志车队进来，福田赳夫首相在国宾馆主持欢迎仪式，我所站位置在前院，看到五星红旗升起，听到礼炮轰鸣，感觉整个大地都在颤动一样，真的是热血沸腾，那种感动是终生难忘的。

小平同志讲他到日本有三个目的，第一是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第二是看望老朋友，第三是“取经”，寻找“长生不老药”。当时日程里安排了三家日本企业：新日铁、日产汽车和松下。我后来听使馆同事说，小平同志看后说，知道现代化是怎么回事了。我个人的理解是，他10月这次访日对于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改革开放政策应该是有很大的触动作用的。

我一直在驻日使馆工作到1983年，等于连续在日本待了近10年才调回国，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

从1984到1988年，我有不少机会为小平同志担任翻译，那时他每年至少要会见日本客人十来次。在他身边工作，我感受非常深。

一般他提前十到十五分钟到福建厅听汇报。他能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关系当中一下子抓住重点，思维的那种高度和宽度真是罕有其匹，而且他谈事情很有预见性。我记得他多次说，我们要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再过三五十年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胡耀邦1983年访日时邀请了3000青年访华。这是在访问前开过多次准备会，反复讨论、仔细测算了国内接待能力后才决定的。3000人分成大大小小多个团分赴各地，1984年十一前夕汇集在天安门，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阅兵、群众游行和焰火晚会，那个场面是很动人的。

我负责接待的“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团的席位在华表东边，临时观礼台最前面，紧靠大街。群众游行队伍中的学生方阵过来时，那种欢欣鼓舞的气氛就上来了。北大学生拿床单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时，刚好在我们前面。我还在发愣时，日本朋友们很快都鼓掌欢呼起来，气氛特别热烈。

当时我们国家国力还不是很强，开展这么一个大交流可以说是很有远见、着眼未来的做法，培育了一大批对华友好骨干力量。很多人成为日本各行各业的精英，一些人还成了政要。我跟其中很多人都保持着联系，几十年之后他们对这次大交流仍然念念不忘。

1989年，我又调回驻日使馆工作，给时任大使杨振亚做大使秘书。

那时为了突破西方封锁，我们在各个方向上都在做工作，但总体来说日本这边是最先松动的。这主要靠的是我们长期做对日民间友好工作打下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从周恩来总理开始打下的，所以我们在日本各界都有一批朋友。这个过程中，我直接参与了一些高层沟通。

我记得是在1990年新年，1月2号，杨振亚大使与日本大藏大臣（相当于财政部长）桥本龙太郎一对一面谈，桥本龙太郎指定我直接与他秘书联络。这样就推动了桥本龙太郎1990年初的访华，那是1989年后西方国家部长首次来访，影响很大。1990年11月，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做出决定，解冻了8100亿日元的第三批对华政府贷款。1992年10月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还实现了明仁天皇和皇后访华。

按照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国民的象征，不叫国家元首，不能参与政治，因此日本国内有相当的阻力，一些右翼人士反对天皇访华。实现天皇访华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我参与了其中一些工作。

后来我担任驻日大使，每年至少有两三次与天皇直接面对面交谈。他好几次提到1992年的访华，谈到在北京、上海等地参观的印象，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很深。

驻日大使9年

我是2010年2月开始担任中国驻日大使的。正好是从那年起，中国GDP超过了日本。

日本从1968年开始就是世界老二，一下子被中国超了，一些人从内心中感到难以接受，用我们官方的话讲就是“没有调整好对华认知”。当然这个认知也是相互的，我们对日本也有一个调整认知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钓鱼岛和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再次强烈地浮现出来，我们当然要进行反制。

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我当时就去日本外务省抗议。对方辩解，我反驳，如此七八个回合。

对方说，日本人的文化观和中国有所不同。我说，你讲日本文化，我也略知一二，你下边想说的我也知道，但是用你们日本人的话说，你们福岛县的女儿绝对不会嫁到山口县当媳妇。

这个典故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可能都听不懂，这就得学习日本历史了。日本明治维新时，关西“萨长联盟”从西往东攻打幕府军，“萨”是萨摩藩，就是现在的鹿儿岛;“长”是长州藩，就是现在的山口县。幕府最后的堡垒会津藩（今福岛县）被攻破，一批叫“白虎队”的童子军在山上剖腹自杀。这个故事在日本是很被传颂的。之后福岛县和山口县就结了仇。山口县还有一个寓意，指安倍晋三是山口县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