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驻日大使程永华谈中日关系50年:这么远,那么近
作者: 程永华 黄卫 鲍安琪我当中国驻日大使是从2010年2月到2019年5月,这9年零3个月,真可以用“波澜起伏、迂回曲折、爬坡过坎、重回正轨”来形容。在我任上,中日双方可谓经历了“最严峻局面、最困难时期”。
你问能取得突破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我觉得应该说有两点吧。一个是双方都认识到中日互为不能搬家的近邻;另一个是,双方尽管矛盾冲突很多,但实际合作规模很大,像经济贸易,2021年达到3700多亿美元。
中日关系不好的时候我回国开会,有人问,程大使你那里怎么样?我说政治上忙着吵架,经济上也受到一些影响。人家就问影响程度如何,我说简单来讲还剩下2748亿。对方一听吓了一跳,说你那受到影响规模还有这么大。
所以说,双方共同利益还是很大的。做对外工作就是要通过加强双方共同利益的纽带来解决问题,这在外交上也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
我觉得,中日关系这50年,从一开始的“既近又远”,发展到“近而又近”,现在又有些“既近又远”的味道。近既是指地理位置,也是指包括经贸关系在内的各种交集;远一是疫情的隔断,二也是心理距离,似乎有点冷冰冰的感觉。双方听到的似乎都是透过麦克风传来的声音,不真切,杂音很多。
要重新打破这种氛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双方民众要多面对面地接触。广泛开展民间外交,“以民促官”,一直是中日关系一个很大的特色。我始终相信,国之交在民相亲。
新中国第一批公派留日生
我是中日恢复邦交那年被选拔进入外交部成为学员的,从那时起到现在整整50年,几乎没有离开对日外事工作这个领域。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日语。1963年,在周恩来和陈毅的领导下,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地设立了八所外国语学校。八校各有侧重,长春外校以日语为主,小学和初中各招了一个班,每个班都有外教。
1972年秋天,我们升高二了,社会上这个年龄的孩子都上山下乡了,我们学日语的不知道将来怎么办。
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的消息。9月29日,中日宣布邦交正常化。大家模糊感觉到,可能我们的生活会有一些什么变化。
10月下旬,学校里来了几个生面孔的老师,突然宣布下星期一要考试。考的都是平时没学过的,如翻译日本报纸上的消息稿,说的事根本不知所云,一看考题就发蒙,只能凭语法基本功翻译出来。很幸运我考上了,就这样成了外交部的出国学员。
我们是12月1日到外交部报到的,但等了一年才出国,主要是等驻日使馆帮我们联系大学。因为中日还没有签订教育协定,双方学制没有互认,日本留学生可以直接就读北京语言学院,日本文部省却不同意公立大学接收中国留学生。后来总算通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联系到私立和光大学。
那时还没有直飞航线,我们是经香港到日本的,路上就走了3天。到后感觉日本社会现代化程度很高,小车满街跑,还有新干线高铁。那时整个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极其有限,也没有见过中国的年轻人,但是总体上日本人对我们都非常热情。
我们开始主要是以旁听的形式,与日本学生一起学习,我们感觉这样的课程设置对我们不是很合适。197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305医院病房里会见了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还回忆起自己50多年前在樱花盛开时节离开日本时的情景。池田大作深受感动,表示要为中日友好尽力。他答应当我们的“身份保证人”,安排创价大学接收了我们。
在1975年4月初,我们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公派留日生,正式进入位于东京都八王子市的创价大学。我们是在樱花飘落时节踏进校园的。在池田大作先生的提议下,我们在当年秋天种下一株樱花,命名为“周樱”,以纪念周恩来总理。那时“周樱”才是一人高的小树苗,现在早已长成大树,成了著名的“打卡地”。

学校专门为我们6个人开设了一个“日语别科”,就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给我们“吃小灶”,每天强化,学习效果特别好。我们住的是跟日本同学混居的“学生寮”,宿舍里总有人在聊天,对强化语言很有帮助。
文化冲突还是有的。中日两国你看人长得都差不多吧,但是衣食住行都有所不同。在食堂里,鸡蛋是生吃的。我斜眼看日本同学怎么吃,也学着把生鸡蛋打到饭里,浇上酱油拌着吃,有的中国同学不吃,都给我,我一顿吃好几个生鸡蛋。
我们还和日本学生一起下乡去做社会调查,了解农村的“过疏化”问题。当时青壮年都进城打工了,农村人口减少,老龄化严重。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早于中国,自然也就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日本与中国同属儒教文化圈,也叫汉字文化圈。日本法律规定,学生在学校必须学会2000多个汉字。我看过孙中山和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笔谈”的原件,孙中山不会日语,宫崎滔天不会汉语,但两人写汉字纵论天下,有来有去,谈得很深入。
后来我们组织中日青少年交流的时候,如果时间较长都会安排一个“home stay”环节,即在对方国家的普通老百姓家中住两天。宣布计划的时候无论哪边的学生都会发蒙,说我不会汉语或日语,但我们作为组织者心里有数,径直安排,让接待的人家像幼儿园领小朋友一样将人领走,两天后肯定都难舍难分。语言不通,写几个汉字就都明白了。
我在学习中特别感兴趣的是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日本人的思维里有一些矛盾之处,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写的《菊与刀》很有名,她就讲日本人思维的双重性。日本小说以“私小说”为多,就是以日语第一人称“我”为视角的小说,如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这种小说分析日本人的心理构造、思维方式很细腻。
在创价大学学习到1977年3月,我被安排到中国驻日使馆工作,从此开始了外交生涯。
给邓小平当翻译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实际上从当年夏天就开始准备了。那段时间使馆50多人全员动员,我年轻,就让我多跑腿。我就三天两头跑日本外务省等地方,主要是协调日程、礼宾方面的安排。
小平同志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按职务来说应算“外务省宾客”,但日本人都了解邓小平的分量,而且他是访日的第一位新中国国家领导人,日本政府很重视,把他定格为“公宾”,即政府首脑一级。确立为“公宾”,就有走红地毯、放礼炮等一系列礼仪。而且,日本外相园田直说,他要亲自去机场迎接。这与“公宾”的接待规格不合,外务省有人提出异议,但园田直表示他不管什么“格”不“格”的,哪怕作为园田直个人也要去。
小平同志访日期间,我是他身边三个联络员之一。他的专机到达时,我的岗位是在赤坂国宾馆值守。小平同志车队进来,福田赳夫首相在国宾馆主持欢迎仪式,我所站位置在前院,看到五星红旗升起,听到礼炮轰鸣,感觉整个大地都在颤动一样,真的是热血沸腾,那种感动是终生难忘的。
小平同志讲他到日本有三个目的,第一是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第二是看望老朋友,第三是“取经”,寻找“长生不老药”。当时日程里安排了三家日本企业:新日铁、日产汽车和松下。我后来听使馆同事说,小平同志看后说,知道现代化是怎么回事了。我个人的理解是,他10月这次访日对于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改革开放政策应该是有很大的触动作用的。
我一直在驻日使馆工作到1983年,等于连续在日本待了近10年才调回国,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
从1984到1988年,我有不少机会为小平同志担任翻译,那时他每年至少要会见日本客人十来次。在他身边工作,我感受非常深。
一般他提前十到十五分钟到福建厅听汇报。他能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关系当中一下子抓住重点,思维的那种高度和宽度真是罕有其匹,而且他谈事情很有预见性。我记得他多次说,我们要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再过三五十年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胡耀邦1983年访日时邀请了3000青年访华。这是在访问前开过多次准备会,反复讨论、仔细测算了国内接待能力后才决定的。3000人分成大大小小多个团分赴各地,1984年十一前夕汇集在天安门,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阅兵、群众游行和焰火晚会,那个场面是很动人的。
我负责接待的“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团的席位在华表东边,临时观礼台最前面,紧靠大街。群众游行队伍中的学生方阵过来时,那种欢欣鼓舞的气氛就上来了。北大学生拿床单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时,刚好在我们前面。我还在发愣时,日本朋友们很快都鼓掌欢呼起来,气氛特别热烈。
当时我们国家国力还不是很强,开展这么一个大交流可以说是很有远见、着眼未来的做法,培育了一大批对华友好骨干力量。很多人成为日本各行各业的精英,一些人还成了政要。我跟其中很多人都保持着联系,几十年之后他们对这次大交流仍然念念不忘。
1989年,我又调回驻日使馆工作,给时任大使杨振亚做大使秘书。
那时为了突破西方封锁,我们在各个方向上都在做工作,但总体来说日本这边是最先松动的。这主要靠的是我们长期做对日民间友好工作打下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从周恩来总理开始打下的,所以我们在日本各界都有一批朋友。这个过程中,我直接参与了一些高层沟通。
我记得是在1990年新年,1月2号,杨振亚大使与日本大藏大臣(相当于财政部长)桥本龙太郎一对一面谈,桥本龙太郎指定我直接与他秘书联络。这样就推动了桥本龙太郎1990年初的访华,那是1989年后西方国家部长首次来访,影响很大。1990年11月,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做出决定,解冻了8100亿日元的第三批对华政府贷款。1992年10月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还实现了明仁天皇和皇后访华。

按照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国民的象征,不叫国家元首,不能参与政治,因此日本国内有相当的阻力,一些右翼人士反对天皇访华。实现天皇访华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我参与了其中一些工作。
后来我担任驻日大使,每年至少有两三次与天皇直接面对面交谈。他好几次提到1992年的访华,谈到在北京、上海等地参观的印象,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很深。
驻日大使9年
我是2010年2月开始担任中国驻日大使的。正好是从那年起,中国GDP超过了日本。
日本从1968年开始就是世界老二,一下子被中国超了,一些人从内心中感到难以接受,用我们官方的话讲就是“没有调整好对华认知”。当然这个认知也是相互的,我们对日本也有一个调整认知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钓鱼岛和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再次强烈地浮现出来,我们当然要进行反制。
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我当时就去日本外务省抗议。对方辩解,我反驳,如此七八个回合。
对方说,日本人的文化观和中国有所不同。我说,你讲日本文化,我也略知一二,你下边想说的我也知道,但是用你们日本人的话说,你们福岛县的女儿绝对不会嫁到山口县当媳妇。
这个典故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可能都听不懂,这就得学习日本历史了。日本明治维新时,关西“萨长联盟”从西往东攻打幕府军,“萨”是萨摩藩,就是现在的鹿儿岛;“长”是长州藩,就是现在的山口县。幕府最后的堡垒会津藩(今福岛县)被攻破,一批叫“白虎队”的童子军在山上剖腹自杀。这个故事在日本是很被传颂的。之后福岛县和山口县就结了仇。山口县还有一个寓意,指安倍晋三是山口县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