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家王贵忱

很多人都觉得，王贵忱是一位当代的奇人，一个“魁奇之士”。

他仿佛不是生活在当代，而是生活在“旧学”时代中。那个时代里都是周作人、周叔弢、容庚、商承祚、于省吾、潘景郑这些名士鸿儒，只有他晚了几辈，出身草根，小学没毕业就随四野南下广东，就地脱下军装，在岭南这个自成一脉之地一头扎进“旧学”世界中，自学成才，与这些前辈硕儒交游往来，成了忘年之交。

他曾自嘲“官运不好，书运好”，做过最大的“官儿”是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和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收藏界流传着“北有王世襄，南有王贵忱”的说法，郑伟章1999年所著《文献家通考》收入的在世文献家只有潘景郑和王贵忱两人。有人说王贵忱是“文化界的陈景润”，他自己则说，他是“文化遗民”，这辈子就是会读书会“玩”。

文史学者胡文辉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干部中的知识分子以及少数学院知识分子因缘际会，逐渐取代了旧时的收藏家群体。他们的政治身份是新的，但在客观上延续了旧时代的收藏风气，延续了旧文化传承，甚至也延续了士大夫传统。作为“干部收藏家群体”的一员，王贵忱走得更远，以收藏为始，以学问为归。

师友们相继离世后，他逐渐由别人口中的“贵忱兄”变成了“贵老”。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收藏型学问家，他几乎是硕果仅存。

2022年10月26日，95岁的王贵忱也去世了。

“奇货可居”

初涉收藏时，王贵忱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仗打完了，转业方向尚不明朗，他常在琢磨，自己搞点什么好？就在这时，他偶然在广州文德路一家古籍书店读到了屈大均的《广东新语》。

屈大均是明末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又有“广东徐霞客”之称，其所著《广东新语》是一本关于广东的百科全书，无所不包，让王贵忱几乎看痴了。

王贵忱说，自己真正开始读书始自广东。从此，他常一身军裤和白衬衫，一有空就直奔文德路上那一排古籍书店，成了那里最年轻的主顾。

不久，他在古籍书店里遇到了另一个引路人。

1953年他回东北探亲途中，在天津劝业场一家读者稀少的古籍书店里捧读一套鲜为人知的正德刻本《东莱博议》，引起了一位花甲老者的注意，他就是天津的大实业家、文物鉴藏家周叔弢。周叔弢当时是天津市副市长，80年代后还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毕生收藏了4万余册古籍，1952年开始分批捐给国家。

周叔弢问了王贵忱几个问题，发现他古文底子比较扎实，又虚心好学，当即邀请他去家里做客。不久，王贵忱正式磕头，拜周叔弢为师。

周叔弢指点他，收藏古籍不要搞宋元版，那花费太高，而要立足本地，以收藏明清版本为主攻方向，特别是清代的，可以多留意嘉庆道光年间的文人别集，如龚自珍、钱大昕等。

这番话，王贵忱牢记于心。他就此将收藏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年间，龚自珍的书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他全部都有，其中不乏珍本。

在周叔弢建议下，当时担任汕头交通银行经理的他开始研究货币史和钱币学。他买不起昂贵的古钱币，但关于钱币学的古籍书统统不放过，成为了当代收藏钱币文献最多的人之一。

收藏之路是艰难的，囊中羞涩是常态，底蕴不足也是大障碍。什么是宝？如何取舍？他一路磕磕绊绊地摸到了门路。一方面，他苦钻古籍版本，鉴赏能力提高很快；另一方面，他逐渐弄清了集中在京津沪的全国顶级古籍卖家，和他们成为朋友，保持着密切联系。在那个获取信息主要靠通信的年代，他对于古籍信息常常捷足先得，缺钱也总能东挪西借想出办法。

很快他的藏品丰富起来，以钱币、图籍、金石、书画为主，尤以图籍、钱币最多，他戏称自己是没钱的“有钱人家”。

他说，一个历史学家首先要是古文献学家，第二是古器物学家。器物学第一是钱币，钱币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小中见大，似乎谁都能玩，但很少有人能真正弄明白。

他给古文字大家、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等写信，请教钱币学、文献学方面的问题，由此结识了一大批岭南大学者。其中，商承祚、容庚、吴三立、黄文宽被他称为“四大朋友”。

容庚和商承祚都任教于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同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两人的友谊保持了终生。吴三立是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训诂学专家。黄文宽是法学专家，新中国成立后离开了法律界，旧体诗功力深厚，也精篆刻、书法。他们落座后每人一盏清茶，只谈学术，一聚就是半天。

1957年“反右”开始时，29岁的王贵忱已调到广东省蔬菜公司任监察室主任，因在发言中谈到“别搞阶级斗争，进城后要好好读书、安居乐业”被打成“右派”。他想不通，自己一个17岁参军、19岁入党的穷孩子，怎么转眼间就成了反党分子？像“变戏法似的”，他的生活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了。

但反右运动也带给他一个意外收获。他被发配去做采购员，常有机会去北京出差，结识了王世襄、黄苗子、启功等一批同样被划为右派的朋友，彼此互称“年兄年弟”。

王贵忱被打成右派时一直拒不签字，1962年摘帽时不好处理，是趁他出差时办的。之后他闲事不管，闲话不说，把心思都用在做学问上，家中收藏和信札都多了起来。

他早年对新文学时期很关注，收藏了很多书，鲁迅和周作人兄弟是其中重点。他说，他的文化搭架子主要是看周作人的书，周作人的文章淡雅有味道，像橄榄一样有嚼头。他的文字风格半文半白、言简意赅，即是受周作人影响。他从1961年起与周作人通信，还去北京拜访过周作人八九次，每次谈话时间不长，待十多分钟就走，但每次谈话都很开心。

“文革”时，老上级陶铸和曾志夫妇被批斗，王贵忱也被打成“陶铸的残渣余孽”受到批斗，却拒不认罪。

他将自己的家命名为“可居室”，取自《吕氏春秋》中的“奇货可居”，既指收藏，也含有自嘲。他的第一个“可居室”在广州德政路，只有五六平方米，既是卧室，也是书房。第二个“可居室”还要更小，他有时愤懑，茫然，有火没处发，就随手抓起个不太值钱的陶瓷古董摔碎在地上。

他的重要藏品都保存在客厅中一个能储物的小顶柜里，柜门和墙同色，很难发现，在抄家时躲过一劫。形势最紧张时，他只能把一些钱币当作废铜卖掉，把大量信札烧掉。

一些重要的藏品被存放在商承祚等朋友家里，得以幸存。他最好的三套书《道园学古录》24册、《文心雕龙》明刻本1～5卷和《陶渊明集注》崇明本两册，都寄给了在贵州公安厅工作的一位老战友，其中《道园学古录》24册是元朝至元年间刻本中最珍贵的，花了他260块钱。

周作人的很多信和条幅都处理了。他不敢烧，拿一个大木盆泡在水里，泡烂了，一点点冲进卫生间。这让他心痛不已，始终无法释怀。

《水浒叶子》传奇

虽然很多藏品在政治运动的风雨中散失了，但一件珍贵异常的藏品却不显山不露水地躲在他的书橱里，完好地保存了下来，静悄悄地等待着重见天日的一天，这就是《水浒叶子》。

《水浒叶子》作者陈洪绶是明末清初画家，因喜爱画莲，自号“老莲”。他将《水浒》中的梁山好汉座次与明中期一种名为“马吊牌”的纸牌游戏（40张一套）巧妙搭配，画了40位梁山泊好汉，栩栩如生，线条转折和变化很受画界称道，被视为中国版画史上一绝。

《水浒叶子》在流传过程中沿袭翻造，鲜有精品，一向有“无善本”之说。郑振铎购得一本单刻本，原以为是明朝原刊本，收入自己所编《中国版画史图录》。后来郑振铎得到原属潘景郑的版本（由刻工黄肇初雕刻，也称为“肇初本”）后，认为潘本才是正宗，在《中国版画史图录》再版时就用潘本替换了原来版本。

60年代初，王贵忱偶然听说广东顺德县园林局一位叫罗列的干部收藏有一本《水浒叶子》，为同乡严邦英的故物，急忙跑去鉴赏。书破破烂烂，却让他眼前一亮。

这本书是白鹿纸，刻印精美，共20页40幅图，其中一页书口处有“徽州黄君蒨刻”六字。据王贵忱考证，黄君蒨是徽派版画的佼佼者，从他的身世中可以推知这本书的刻印年份。王贵忱将这本书与影印的“肇初本”比较后发现，“君蒨本”刻得精妙入微，“肇初本”则比较粗率，且有省笔，由此认定“君蒨本”才是明朝天启年间的初刻本。他用明清名人信札从罗列那里换来了这本《水浒叶子》，并请装裱名家卢达文将之精心修补好了。

改革开放后，因懂古文献版本的名声在外，王贵忱被调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担任副馆长。

1978年，他趁一次进京的机会，带着《水浒叶子》去当时尚在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拜访了善本特藏部主任李致忠。李致忠“展卷翻阅，为之一惊”，忙让人从库中调出珍藏的郑振铎所捐献版本，两相对读，发现王贵忱带来的版本才是原刊本，大为赞叹。

王贵忱又带着书去见了李一氓。李一氓曾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是党内知名的中国古籍文献专家（1982年担任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王贵忱和李一氓相识已久，在他眼里，李一氓首先是一位文化人、“老玩家”，然后才是老革命、老领导、老布尔什维克，人特别有风度，富于浪漫气质，热爱中国文化艺术。他们两人常常换书，“交往在玩上”。

李一氓见到《水浒叶子》后爱不释手，王贵忱把书送给了他，只提了一个条件：要尽快出版。李一氓一口答应。

很快，由上海美术出版社出了三种版本。第一种是织锦封面，共80本，作为送给外国元首的礼物，李一氓和王贵忱也各得了一本。第二种是蓝绸封面，共200本。第三种是普及版，一元一本，很快售罄。

潘景郑在看过这版《水浒叶子》后，坦然“服输”，在写给王贵忱的信中写道：“知书囊无底，非公之真知灼见，不能达此深微也。敬佩，敬佩。”王贵忱的恩师周叔弢也在给他的信中称赞他对《水浒叶子》的版本“分析入微”，自己“钦佩之至”。

晚年，李一氓将《水浒叶子》捐献给了家乡四川图书馆。广东书画家夏穗在《水浒叶子又红了》中评论道：“《水浒叶子》之所以由赌场酒肆的民间娱乐纸牌而登上了国家级古籍善本的大雅之堂，有赖于一代又一代文化学者的慧眼识珠，接力传承和宣传推介，如严邦英、罗列、王贵忱、赖少其、李一氓等，而可居室主人王贵忱在这一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中用力甚笃，功莫大焉。”

“文史界陈景润”

王贵忱极少谈论政治，但1980年他破天荒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一篇歌颂张志新的文章，认为任仲夷在1979年主政辽宁时冲破阻力为她平反是做了大好事。

不久后，“思想特别解放”的任仲夷被邓小平点将，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去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向王贵忱了解广东地方史，王贵忱认为任仲夷随和、潇洒、有勇气，对他主政广东抱有很大期待。

在改革低潮时期，任仲夷饱受争议，王贵忱写了一副对联“每闻善事心先喜，得见奇书手自抄”，裱好后送给了任仲夷夫妇。这是明代文学家朱熹的书斋联，也是王贵忱最喜欢的对联。

1983年，王贵忱调任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1986年，他接到了新的任务：担任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组建班子，修地方志。他首先推荐了广东著名的《家庭》杂志副总编辑叶章永来当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叶章永回忆，王贵忱不让大家叫他“王主任”，让叫他“老王”。他平时不大说话，木讷近乎仁，日常生活中表达能力比较差，但一讲起文坛掌故、专业知识便滔滔不绝。

地方志办公室配了一辆小车，接送王贵忱和叶章永上下班。王贵忱提出，不要搞特殊化，要全办12人都接送。叶章永说，这样好是好，就是最后一个人一下班恐怕就要准备上班了，而且司机的工作量也会大增，多出的汽油费也无法报销。王贵忱听后感到确实难办，就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