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零年”

我们刚刚迈进的一年可能是历史性的一年。在“二战”后的“零年”过去75年后，我们再一次迎来了重建的机会。1945年后的进程是名副其实的“重建”：从战争的废墟中建立崭新的世界。这一次，焦点集中在物质世界，但绝不仅限于物质世界。我们必须着眼于更高程度的社会成熟度，为所有人和地球的福祉建立可靠基础。

“二战”结束后，我们发展出以合作和一体化为基础的新经济哲学，其主要目标是物质福利。这项工程带来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及日后演变为世界贸易组织和欧盟的部署。新自由主义坚定不移地坚持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成为西方主流，并实现了几十年的繁荣与进步。

但这一模式已经破产。新冠疫情给了它最后一击，至少二十年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战后模式已不再可持续，不管在环境还是社会问题上都是如此。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有一句名言：“黎明前的几小时最为黑暗。”但我们绝不能认为这个带来了一个世纪以来最大公共卫生危机和最严重衰退的可怕的一年之后，就能赢来更好的一年。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这依赖于三个方面。首先，2021年可能是我们控制住新冠病毒的一年。如果当前的预测成立，那么将有多种疫苗问世。如果这些疫苗能够战胜疫情，我们应该反思危机带来的教训。尽管疫苗能够带来稳定，但并非万灵丹。疫苗对疫情的控制只是第一步，它就像结束战争的和平协定一样，并不能抚平战争造成的伤害。更大的挑战是，修补体系和机构中的结构性缺陷，其中许多已无法为需要它们的人提供必要的医疗卫生服务。

确保下一代人拥有韧性更强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体系要靠我们所有人的努力。疫情提醒我们，不能只盯着GDP和利润，认为这些指标的最大化就能自动为社会带来收益。这是不可能的。即将到来的2021年，我们必须在经济增长和治理方式上来一次大重置。

其次，2021年所有主要国家的政府以及大部分的私企联盟，要致力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净零”目标。这意味着世界不会进入逐底竞争，担心持续的“免费搭车”问题，而是可以得益于去碳化的良性循环。欧盟已经同意“将2050年碳中和写入法律”，中国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日本也作出了类似的2050年承诺。在拜登已经当选美国总统的情况下，预计美国将重返《巴黎气候协定》，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100%清洁能源和净零排放。这些承诺将是历史性的发展。中国、日本、美国和欧洲加起来占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一大半，也占全球GDP的一大半。目前，《巴黎气候协定》所列出的目标在国家和地区层面是完全可实现的。此外，一系列行业和公司承诺能够补充政府行动。全球气候运动从未像现在这样规模庞大又具体可行。

最后，2021年，企业将从严格短期利润导向转向战略性关注业务的长期自生力以及所有相关利益方的利益和贡献。当然，2019年的商业圆桌会议和2020年的达沃斯宣言中，商业领袖们已经接受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但它们缺乏手段将原则性承诺转化为可衡量的目标和非财务报告。今天不再如此。2020年，人们制定了明确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所有公司都有了将环境、社会和治理承诺转化为可测量行动的办法。

这又将产生影响全球的历史性突破。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安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都为新指标作出了贡献，现在可以将它们纳入年度公司业绩报告。一些大型金融机构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包括美国银行、黑石集团等，它们声援“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音量越来越大。

三大重要发展趋势——重新关注公共健康和韧性、“净零”承诺以及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的出台，将确保2021年成为新“零年”。正如“二战”结束后万事俱备，如今，建设全新的福利改善、全方位经济增长和气候行动的时代的基础已经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