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经济大反弹

对全世界而言，最大的希望也许是2021年成为转型之年——经济快速恢复，企业通过调整规模的商业模式而得到发展，政府谈论的是“更好的重建”。目前尚未充分认识的风险是，决策者最终将在未来一年中花费大部分时间来应对新冠疫情冲击造成的损害。

对2021年保持乐观，我们有四个理由。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科学家和制药公司一直在竭尽全力开发新冠疫苗，很可能会获得可观的政府直接和间接拨款。第一批疫苗已经获批，从而为经济和社会回归正常所需的群体免疫创造了条件。

其次，很大一部分私企——在完全开放的资本市场能够为其提供充足的低成本融资的情况下——也在忙于思考和规划疫情后的世界。企业寻求在危机之后能够在韧性和效率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业务更加灵活，思维更加开放。而要达到这个程度，他们必须被迫进入高度不确定和不平衡的危机管理模式才行。

再次，疫情期间管理的内在困难凸显出企业及各级政府的领导力欠缺。新冠疫情冲击也暴露出全球和地区协作的重大缺陷，迫使人们更好、更广泛地理解低概率、高影响度的“尾部事件”。所有这些都有利于人们加快适应，让过去的治理结构适应当今变化多端的现实世界。

最后，疫情期间许多国家和社会各阶层被迫进行各种试验，促使人们更加认识到可持续性、认知多样性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这一变化反过来促成了许多领域的隐性经济运行模式带来其急需的改变。我们现在可以而且必须做更多努力，以确保子孙后代拥有更多的资源，而不是不断地向未来索取。这样他们才会比他们的父辈过得更好。

我担心的是，因为我们在克服疫情导致的损失方面的无能，上述四种可能性都未能实现。因为不完美的进程而导致经济无法达到预期，这样的结果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许多决策者很快便宣布取得了胜利，却忽视了确保危机后强劲、包容和可持续的长期增长。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这一失误加剧了各种结构性弱点，包括在经济、金融、制度、政治和社会上的各种问题，也耗尽了反弹的潜力。

为了避免2021年世界在疫情恢复的过程中重蹈覆辙，决策者必须在三个领域尽早果断地采取行动。

首先，我们必须更好地与新冠病毒共存。即使疫苗已经获批，生产和分发也需要好几个月，况且无论是高使用率还是后续的效果，都无法得到保证。因此，我们可能要到2021年下半年才能达到合理的群体免疫水平，即便是这个时间表也显得过于乐观了。许多发达经济体亟须控制新冠肺炎的传染率，快速建立关键的检测和跟踪能力，提高治疗水平。特别是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必须强化一个信息：关注新冠意味着艰苦和牺牲，但这是保护自己、家庭和社会的唯一办法。

其次，政府必须从现在开始采取措施，包括基础设施现代化、绿色经济投资、劳动力再培训和赋能，以及税收改革等，以抵御日益加剧的潜在增长的长期压力。如果不能迅速采取行动，疫情后的世界将大量爆发公司破产和长期的失业。公司紧缩将会加剧，全球化将受到抑制，竞争性将减弱，收入、财富和机会不平等性将更加恶化。全球经济将出现生产率下降，变得更加碎片化，参与和准入变得更难，家庭财务风险更大。所有这些可能，将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导致旷日持久、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经济复苏障碍。

最后，决策者必须解决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钩问题，脱实向虚已经走向极端，未来经济福祉岌岌可危。全球经济要尽量避免无序金融去杠杆化，避免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过去几年的过度冒险行为影响甚至扼杀经济复苏。

如果不能在上述三个当务之急的问题上迅速采取行动，将大大增加疫情后全球经济陷入增长不充分、过度不平等、社会割裂加剧、金融波动周期性发作的范式。目前，拜疫情相关的遗留问题和长期显露的结构性变化所赐，已有太多的人有可能面临永久性经济失调。滞后的政策应对将抑制能源和社会投入，而这些正是平稳过渡到高生产率、高报酬的新机会的必要条件。

在2021年实现经济大反弹并在此后保持强劲而可持续的增长，需要的远不止新冠疫苗。决策者需要制定果断的措施、拥有强大的领导力，才能够让全球经济走上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