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后真相时代

2020年7月31日，我的同事正在主持由多名国际知名科学家参与的线上讨论会。为了让疫情研究的科研成果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会议也邀请了其他学者和对此感兴趣的公众。在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刚打开PPT，对话框就跳出一些谩骂的言语，原文是：“去你妈的，去你妈的新世界秩序。”

我报告的题目是《新冠疫情下各国不同的口罩政策分析》，会提到封城、检测、流调和隔离等数十个相关题目。每一个案例，政府官员都假定从疫情的开始就“遵循科学”，而且科学已经很完备。几乎所有新的政策发布都会遭到科学家和公众的质询，有时候甚至受到激烈的谩骂。

身为医生和牛津大学教授的我，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谩骂？究竟是谁在组织这样的网络暴力？

让我们回到2020年春天，当新冠肺炎席卷全球时，研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取得了进展。科学数据库很快就塞满了难以判断出处和质量的数据。尽管关于该病毒的几个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但也有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许多研究结果模棱两可、不完整、无法复制或不相关，但每一项都对数十亿人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过去我们都哀叹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为普罗大众所关注，超过半数的学术报告无人阅读。没想到现在我们的研究成果还没有成熟，社会上就急不可耐地推广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研究流程变成了可疑的操作。概念一旦提出，就不能收回。公众要求完美，任何瑕疵、不成熟的结论、学术争端、政治站队，甚至个人私生活都会被人津津乐道。在如此分裂的网络世界，我们都成为了冤大头。

对我网暴的是一个匿名的白人男性。他对他认定的（但未经证实的）事实进行有侵略性和情绪性的保护。假信息、谎言和半真半假的消息从来就不是新鲜事，但正如哲学家杰森·哈辛（Jayson Harsin）所言，关于新冠疫情信息的“后真相”现象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对于那些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择手段的人来说，未经证实的科学发现给他们提供了攻击别人的机会。

新冠疫情完全改变了科学。疫情会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如何报告、传播和分享信息给大众。在可见的未来，科学将会成为一个公共事务，科学传播也将变成好心人和网络喷子之间的短兵相接。

科学如何得以幸存？科学家需要更多的自省，如何在提供公共服务中形成自己的标签、价值和道德观。通过认真研究我们所遭受的批评和人身攻击，我们更能感受到当前的政治气候。为了更好地传递信息，我们要在如何陈述已有的事实和我们力图揭示的事实之间找到平衡。科学家也会更习惯于为了不被歪曲地解读，而小心选择使用的词语，掌握披露信息的程度。

例如，《大巴灵顿宣言》就是一群主张“群体性免疫”的学者提出的解决方案，该方案提出要对高危人群进行保护，而让非高危人群恢复正常生活。虽然这是值得尊敬的科学，但这样的理论在传播中仍被误导，甚至被攻击。

作为科学家，我们开始严肃地对待和熟悉这样的网络攻击。实际上，在我的下一篇论文中，我还要把那些挑衅性的网络行为作为我分析的数据加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