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病”与心理咨询

作者: 李明子 杜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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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2日,电台节目主持人、80后的国家级心理咨询师楚林,为一名担任公司董事长助理职位的李女士进行心理疏导。图/视觉中国

刘倩曾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的视频部门上班,用她的话说,大公司就像一台结构复杂、不停运转的机器,而自己是这个庞大系统里一个没有生命的螺丝钉。一切都是从她升职后改变的。从工作6年的业务岗被提升到管理岗后,她发现,每天处理人际关系的时间与精力远远超过处理业务本身,同事之间的互相倾轧、甩锅与内卷化竞争,让刘倩在越来越忙的同时,也越发怀疑这份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刘倩渐渐变得“不开心”“很丧”。此后两年,工作绩效也从“优秀”一路下滑到压线及格。她在2016年离职前去医院看诊,医生说她当时已经处于抑郁状态,但还没到“病”的程度,不用吃药,可以找心理咨询师“话疗”。

在进行过几次咨询后,刘倩开始自学心理学,如今已经转行成了一名心理咨询师。在刘倩的来访者中,不乏与她经历相似的人。他们有着收入不错的工作或很好的学习成绩,社会功能相对完好,但就是不快乐。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傅小兰在2019年公开表示,中国进入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不仅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加快,生理和心理上的压力也大大增加,国民的心理健康问题已呈现出比单纯的躯体健康问题更突出的态势。

心理咨询平台“简单心理”在2021年1月12日发布了《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这份报告在对四万多人进行调研后发现,不论什么年纪、收入、行业或性别,77.54%的来访者表示,最让他们苦恼的就是“情绪压力”,即个体在焦虑或恐惧等情绪的作用下形成的心理紧张反应或状态。

心理咨询火了

现在,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每天有1000多人来访,日门诊量是1990年代的20倍。“咨询需求的增加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只有在维持基本生存的物质需求被满足后,人才可能关注心理状态和内心感受。”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部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委会主任委员张海音说,1980年代以前,人们只有身体上生了重病才会去医院,实在顾不上心里是否郁闷。另一方面,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后,人们对心理卫生知识有了更多了解,对心理健康更为重视,需求也随之增加。

张海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二三十年前,到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求助的来访者多为神经症性障碍,包括社交恐惧症、抑郁症、强迫症等等。随着心理咨询服务谱系拓展,咨询室不再只为患者服务,也会面向普通人群或心理亚健康人群,求助问题除了心理方面的困惑,还有职业发展、情感问题、伴侣关系、家庭问题等个人发展问题,包括“我该选什么大学、什么专业、什么工作”、“结婚后如何与婆婆相处”等等,这些问题如果长久未能解决,也会给人心理带来影响,发展出抑郁、紧张、焦虑等情绪。“与二三十年前相比,现在的人们对自己内心的感受更重视、更敏感、更关注,所以才会把自己的感受呈现出来。”张海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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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音。图/受访者提供

近5年心理咨询来访者年龄代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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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简单心理平台《2019年心理咨询行业数据报告》(样本量:10000人)图表制作:田昊

80后及90后心理咨询来访者年龄具体分布(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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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则显示,有81.81%的受访者自述有过焦虑、抑郁等情绪困扰,当人们在谈论心理健康的时候,最关心的依然是“抑郁、焦虑、压力”,这与2016年的调查结果高度相似。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下普遍的焦虑感与现在的社会缺乏确定性相关。这位专家生于1960年代、80年代考入大学,他以自己的经历举例说,过去,每个人的一生基本可以按计划“计算”出来——农村孩子大多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大学毕业生则被分配到在城里某个单位工作一辈子。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机遇与竞争并存,现实生活充满未知,有未知就意味着风险,有风险就会给人带来压力与焦虑。

由中科院心理所2017年主持的一项调查显示,教师、医护人员、科技工作者、工人、公务员等不同职业群体,普遍反映“压力大”。例如,有10.2%的公务员受访者表示“压力水平比较高”。而脉脉数据研究院则在2018年推出“行业焦虑排行榜”,根据行业平均薪资、行业人才年平均跳槽频率、职场人对行业压力的主观评价三个维度,将不同行业的焦虑进行量化,IT互联网行业位列榜首,文化传媒行业与金融业紧随其后。

“现在社会竞争激烈,个人主观体验到压力是正常的,一个人没有压力也不会成长、进步,关键是如何正确认识、对待压力。”上述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专家说,个人要学会缓解压力,如果能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就更好了,如果压力大到实在扛不住,则要去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或医生的帮助。

这位专家指出,人在适应压力的过程中,自然就会产生焦虑、恐惧、抑郁等情绪反应,其中,焦虑更像是各种不良情绪的底色,普遍存在于多种心理问题背后,因此看上去更为普遍。一个人从出生到老,都会承受基本的生存焦虑,即便是小孩子,为发展自身能力、满足父母期待、老师同学评价等等,也会承担相应的压力和焦虑。

刘倩的一个来访者对她说:“我想不到,短短一年,大环境推动着我从一个佛系妈妈变成了一个鸡血妈妈。”这位来访者的孩子在小学时并未花过多精力补课,成绩也一直不错。但在孩子升到清华附中考进创新班(即重点班)后,为了不出局必须学奥数,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了学习上的“军备竞赛”中——别人家孩子上一个奥数班,他们就要上两个。妈妈和孩子都笼罩在一种弥漫性的焦虑中。

《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对两万多青少年的调研结果显示,孩子们的整体压力源就是考试。这些孩子即便考上了最知名的大学,可能仍会感到“迷茫”,情绪低落,有强烈的孤独感与无意义感。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对此提出了“空心病”的概念。“其核心问题在于缺乏支撑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他撰文分析称,“空心病”群体受害于一种功利化的社会价值观,即人生目标只有金钱、地位,学习和工作只不过是追求这一目的的手段。

当这些得了“空心病”的孩子长大后,就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前述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专家说,他们那代人要解决生存问题,人在面临生存压力时的韧性是最强的,心理问题的影响反而比较小;而他的孩子这一代物质条件更好,生活起点高,面临的选择和诱惑都更多,如果从小没有培养出自己的爱好和追求,就很容易迷失。

刘倩从小就是“听话的好孩子”。她从北京一所“985” 大学毕业后,先后就职于广告与互联网行业,在外界看来“每一步走得都不错”。但这些都不是刘倩真正喜欢的,她感觉自己像是被裹挟着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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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和工作节奏的加快,国民的心理健康问题已呈现出比单纯的躯体健康问题更突出的态势。图/视觉中国

在调查了505名职场人之后,《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显示,有50.89%的人在工作中感受到“无意义”,近五成受访者表示“缺乏目标”或“感到迷茫”。“个体产生无意义感的重要原因就是总在身不由己地完成周遭环境强加给自己的要求,通俗点说,难免总有点为别人而活的感觉。”张海音分析说,比如,个体服从“996工作制”、年轻人浸染在努力加班赚钱买房的氛围中等等,社会越发展,个体越容易感到自己的渺小,无法与大环境抗衡,被淹没在所谓主流观念或快速运转的社会节奏中,无暇顾及自身的真实需求,从而跟自己的内心越来越脱离,这时就比较容易产生“自己这么拼命到底为什么”、“活着有什么意义”等感受。

刘倩开始关注自己内心感受也是在基本物质生活有了保障之后。人到中年,在北京有车有房,刘倩开始关心自己“内心是否得到满足”。“就像荣格提出的中年危机,人到40岁左右,突然发现很多地方不对,前半辈子活在别人的认为中,下半辈子要还给自己。”她说。

由于心理咨询有一定经济成本,付费咨询人群大多为高收入行业从业者。据《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近90%的来访者为本科及以上学历,近五成来访者从事IT、互联网、文体、文化传媒、金融等工作,超过一半的付费来访者来自一线城市。

有的人更容易有负面情绪

刘倩现在每周有半天到一天在“12355”青少年服务台做志愿者,接听青少年心理咨询和法律援助热线,在刘倩接到的求助热线中,以孩儿妈居多。拨打热线的青少年中,女孩大多在倾诉学习上的困扰,很多刚上高一的女生会因为成绩下滑而自责烦恼,小男孩则有五花八门的话题,有一些还是关于青春期性萌动的困惑。

“高校学生做心理咨询的原因和社会群体不同,很多是出于自我探索的目的。”心理咨询师李松蔚说,他在北京大学心理学读研期间,担任北大校医院心理咨询中心与北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咨询师,2012年到清华读博后,担任过清华大学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老师。有的学生因为“拖延症”来到咨询室,有的是因为无法处理大学里的人际关系,还有人是因为性取向问题。高校心理咨询免费,学生有充裕的时间,他们希望从各个方面探索自己、了解自己。

女性来访者是心理咨询的主力军。《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显示,女性来访者几乎是男性的3倍之多。“从心理咨询的问题分布来看,多数与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相关,而跟情绪有关的国内外所有流行病学调查都显示,女性来访者几乎是男性的两倍。”张海音指出,这样的数据并不意味着男性心理问题不多,只不过女性会更敏感地感受到自己的负面情绪,并愿意通过“倾诉”的方式来调节。男性不太会因情绪痛苦而求助,可能会采取其他方式疏解,如饮酒、吸烟,有时甚至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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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中。图/受访者提供

同样遇到压力,为什么有的人容易产生负面情绪,而有的人却没有?张海音分析,这与每个人的个性基础相关,包括一个人所面临的工作压力、家庭压力和性格等多方面因素。例如,有的来访者首次咨询的问题是“工作状态不好、没办法好好上班”,但导致无法“好好上班”的抑郁情绪的根源可能是家庭问题没有处理好;同时,个人性格很可能还在加重心理问题,负面情绪是多种因素综合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结果。

在遇到类似困惑时,不同求助者走出心魔的过程也不一样。刘倩曾有一位年轻来访者,因为从未得到上司“口头赞许”而苦恼,并因此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已经抑郁了一段时间。这位来访者在自诉过程中发现,他的上司在用行动表达对他的认可,比如曾向其他团队力荐过他,所以只咨询了一次就解决了问题。但同样在“与上司相处不好”这个问题上,刘倩的另一位来访者就咨询了40多次,问题根源是来访者和她母亲有冲突,一旦上司表现出来访者母亲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时,来访者就会特别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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