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新坑发掘全记录

四川省广汉市鸭子河南岸，一圈高墙将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区包围得严严实实。墙外有众多保卫值守，拒绝外人和陌生车辆的靠近。墙内，连日来文物的发掘和提取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并被置于聚光灯下。

对墙内上百名工作人员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考古界的盛筵。此次三星堆考古发掘行动由四川省文物局主导，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具体实施，全国有34家科研院所和高校参与，其目标是三星堆新近被发现的6个祭祀坑。

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前站长、1号和2号祭祀坑的发现者之一陈德安提到，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在此背景下，三星堆新坑发掘工作意义非同寻常。

这是一场耗时良久的发掘行动。据受访者透露，三星堆新坑将在今年年底前结束野外发掘和提取工作，后续实验室检测、出土器物的修复和整理等工作，则还需要三到五年时间才能完成。

最大规模考古发掘行动

对有经验的考古人而言，仅凭肉眼便可辨别土壤的质地和颜色，进而判定埋藏坑的存在和范围。“我们根据土壤情况找出了3号坑，但一开始并不敢断定它里头有器物。”陈德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道。

在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曾经塞满宝物的1、2号祭祀坑经回填后，搭建了供游人参观的栈道。2019年12月2日，工作人员在栈道墙角用探钩进行勘探，于地下一米处触碰到了器物。他们不敢妄动，第一时间请来了陈德安。“是个尊，大口尊。”唯一的蛛丝马迹被盖在栈道之下，陈德安只能用手触摸，但熟稔于三星堆青铜器器型和质地的他还是果断给出了判断。此后，栈道等构筑物被迅速拆除，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顺藤摸瓜，耗时半年找出了三星堆6个新坑。

这时候，距离发掘1、2号坑已过去35年。35年来，新坑发掘因何陷入停滞？对此疑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1号和2号坑的另一名发掘者陈显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三星堆遗址从未停止过发掘，只是发掘对象并非祭祀坑，而是遗址内城墙、宫殿等其他功能区。“我国文物法规定的原则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技术再好也不允许主动发掘。确要发掘，必须是出于科研项目，并报批国家文物局同意。”

直到2019年4月，四川省委宣传部组织实施《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将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列为重点，新坑的发掘才迎来契机。这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制《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2）》，将聚落考古、社会考古作为今后几年内三星堆遗址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直接推动了发掘工作的展开。

根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执行领队冉宏林的解释，聚落考古指的是了解三星堆遗址范围内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遗存，以及遗存之间存在的各种关联;社会考古则指通过遗存去了解居住在三星堆人群的身份等级、族群构成状况等。在这些研究方向的指引下，冉宏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前述计划实施之初便带着寻找3号坑的目的，因此发现新坑并非偶然。

这是一场延续了几代考古人心愿的接力赛，不少人奉其为终身事业。冉宏林老家在重庆，到三星堆工作是他读书时候的梦想，2013年7月北大研究生毕业后，他如愿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为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的一员。

2019年8月，在前述计划启动的同时，冉宏林开展了三星堆遗址考古口述史的采集工作。“这是个摸清三星堆遗址家底的过程。只有清楚以前做过什么、怎么做的、为何而做，才可能在今后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冉宏林当时的考虑是，不少老考古人已经高龄，再不开展可能会留下永久的遗憾。他首个拜访的是年逾九十的敖天照老先生。熬天照住房条件之差和他对三星堆热情的反差触动了冉宏林。去年12月19日，敖天照在新坑发掘前夕离世。

从2019年10月22日至2020年8月8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在1、2号祭祀坑周边开展了系统、全面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基本摸清周边祭祀区域的范围，以及各类遗存的年代序列和空间格局。期间，6个新坑陆续被找出，它们位于1、2号坑的30米距离内，规模3.5平方米～20平方米，形状均是长方形，并呈一致朝向。

这番大范围的勘探，在为更重大的发现做着铺垫。冉宏林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新一轮三星堆祭祀区发掘工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是前述对8个祭祀坑所在区域的整体考古发掘。相比于1986年抢救性发掘过程中祭祀坑和周边区域关系明显割裂的情况，他认为第一阶段对8个坑进行统筹勘察，尽管尚未发掘祭祀坑本身，却是此次系统发掘工作最重要的一步。“如果没有对祭祀坑所在区域建立全面认识，直接一猛子扎进祭祀坑，那就真的是在‘挖坑’啦”。

根据受访者介绍，发现6个新坑之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给国家文物局，并制定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第二期发掘保护报告。国家文物局批复后，2020年10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推进到第二阶段。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邀请下，来自国内34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逾百名考古人云集四川广汉，共同探寻古蜀王国的秘密。

“不仅是国内，可能也是国际上最大规模、调动资源范围最大的考古发掘行动。我们国家所有的考古、文物保护、科研力量都参与了，重要单位几乎无一缺席，可以代表国家水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据其介绍，考古经费由国家文物局和省文物局支持，提供了3200多万元的发掘直接经费，同时为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拨付了3000多万元。

“34家单位分为几个层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充当组织者角色，北大、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川大、上海大学等属于合作关系，另外有些单位则是协作关系或提供配套服务。”唐飞说，现场的工作很复杂，涉及考古、现场清理保护、检测、做文字和图像记录等。“我们大致以7个人为一组，每组包含7个工种。”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1号和2号坑的发掘者之一陈显丹表示，‍以前文物发掘多是各个省自己做，现在组建了多兵种、多学科融合的‍考古‍团队，对文物进行信息提取、‍数据采集和后续‍研究，在考古史上具有“断代”的意义。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执行领队冉宏林则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考古团队虽然涉及单位、人数众多，但队伍年龄结构非常年轻化：“清一色的90后，带来了朝气蓬勃的气象。”

从“接生婆”到“妇产科”

实地探访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所在地，首先看到的是一座考古大棚，大棚内建有多个考古发掘舱，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各自置身舱中。进大棚后通往发掘舱的地面铺着绒布，考古人员需更换防护服，全副武装方能入内。

虽然新坑位置与三十多年前发现的1、2号坑距离不远，但工作场景已有显著变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陈德安将文物的出土比喻为婴儿出生：“我们那时候发掘就像农村接生婆，现在则是住进妇产科医院了，各方面的防护措施很不一样了。”

上世纪80年代发掘1、2号坑时，没有大棚和方舱，只有篱笆和草棚。陈德安清楚记得，彼时正值夏天，白天水分容易蒸发，他们只能在晚上回潮时挖掘。“文物一旦发掘出来，环境改变了，如果没有防护措施，很容易在氧化的过程中受伤，而现在恒温恒湿的方舱正好能解决这个问题。此外，让工作人员穿防护服进去，可以避免带进微生物，从而保证取样标本的纯洁。”陈德安称。

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3号坑发掘负责人徐斐宏曾参与过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洛阳龙门石窟唐代香山寺遗址、青海都兰吐蕃贵族墓等多个重大考古发现的发掘工作。“这边工地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高科技！”除方舱外，四川考古院还为发掘工作配备了集成发掘平台。据徐斐宏介绍，这个发掘平台包含几大板块：一是工作平台，可以像吊篮一样将人放进坑内悬空作业;二是起重机，足以应付各类器物的提取工作;三是拍摄云台，可盛放摄像机和照相机;四是高光谱扫描仪，帮助捕捉肉眼看不到的文物光谱。

徐斐宏所在的3号坑面积不足15平方米，尽管发掘远未结束，却已经发现109件青铜器、127根象牙和8件玉石器，是目前6个新坑中埋藏器物最丰富的祭祀坑。与35年前的2号坑情况类似，3号坑中象牙被堆放在了最上层。100多根象牙铺满坑面，如何理清其与其他文物的叠压关系并清理干净，是考古人员的主要挑战。“象牙不是说整整齐齐帮你排好，而是交错分布的。”徐斐宏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称，3号坑中有一个大型青铜面具，截面为U形，唯有两只耳朵暴露在外，它和象牙存在至少6层的互相叠压关系。

“我们必须得有一个合理的规划，不断调整发掘方案，来保证最后能把所有器物有机地取出来。如果方法不对、顺序不对，可能就过不去了。”徐斐宏说。按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此前统一编制的方案，3号坑最初进行填土发掘时，采用按水平层交替发掘小方格的方法。

方格内填土完成一定深度发掘后，需拍照、记录、测绘，然后开始刮面。刮完面搞清遗迹现象，才能进行下一步。4号坑是此次考古第一个发掘的坑。考古人员在4号坑历时一周才挖下10厘米深，花了两个月时间清理填土，此后又耗时一个月才找到器物。今年1月16日，他们清理出一段圆弧形物体，肉眼看是泥土，经检测才知是象牙。

根据徐斐宏的介绍，3号坑的发掘方法则经历了小网格变大网格、到最终无网格的调整。他们于今年1月9日动土，1月30日发掘深度接近75厘米，大件器物开始暴露出来。第一次调整时，他们将3号坑划分成六大网格，按照大网格交错发掘。“接近器物层的时候，因为器物分布高低不均，有些网格的点正好落在器物上面，再死板地沿用固定网格就会出问题。”3月初，他们开了一次专家论证会，决定调整为“退着清”的发掘思路。“那时候整个坑的南部有一个大的青铜面具，被很多象牙叠压，我们就以此为原点，往南、往北清理，我们叫‘退着逐步清理’。”

随着文物不断露出，象牙铺满坑道，考古队员最终无处落脚，这时候前述可升降的工作台派上了用场。3号坑的考古人员需要趴在工作台上，用毛刷和比筷子还细的竹刀，一点点清理文物上的泥土。3月16日，经过几个月的考古发掘，3号坑器物层首次完整露出原貌，开始进行三维扫描建模。数量丰富的青铜器与象牙层层叠叠，现场考古工作人员大为震撼。“虽然我是一步一步看着它们露出真容，但第一次完整展示，依然觉得非常震撼。”徐斐宏说。

与1986年1、2号坑的抢救性发掘不同，这次对6个新坑的发掘做好了充分准备。据徐斐宏介绍，过去发掘完成后，需将文物和环境样品送入实验室，交由给文物保护人员进行后续的研究、分析和保护工作，耗时良久，现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现场配套了具备应急保护、科技考古功能的实验室，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挖掘出来的信息。“此次考古发掘运用了很多新的技术和设备，把原先的田野考古发掘变为了实验室考古发掘，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