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人民的文学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是一幢五层的灰色老楼，坐落在朝内大街与南小街交叉十字路口的西南角上，在如今栉次鳞比的高楼大厦间，毫不起眼。这却是很多诗人、作家、学者心中遥望着的一座“文学的大山”，有些人称它为“遥远的文学的母亲”。

这座庄重却又稍显老旧的房子便是已经成立了70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所在地。1951年3月成立，1958年1月，人文社从东四头条胡同4号文化部东院迁入此址，直到今天。

《当代》杂志前主编何启治至今还清楚记得，1959年他刚从武汉大学毕业，带着一个小小的破皮箱和简陋的行囊，抬头仰望这五层的灰楼，当时在周围一大片小平房、小餐馆和小商店的包围中，它那么引人注目。

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这座敦厚结实、历尽沧桑的老楼张开怀抱迎接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编辑、稚嫩的作家，他们带着还显粗糙的稿件走进来，无论经历挫折还是非议，这座楼里的人和事总是托住他们，让他们最终拿着散发着油墨香气的书籍走出去。何启治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仿佛觉得这幢大楼是有生命、有灵魂的。”

曾有作家对人文社前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王培元说：“如果有人问，在你因写作而到处漂泊过的一些地方当中，哪儿给你留下了最深的印象？我一定会说是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批判就是弄清楚”

何启治大学毕业分配到人文社时，社长为著名的编辑出版家巴人（王任叔），巴人接替的是参加过红军长征的人文社首任社长冯雪峰的工作。那时，冯雪峰因被划为“右派”已被撤去一切职务，但老社长的传奇经历和创社之初各种壮举仍然在人文社大楼里流传着。

1951年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成立，由胡乔木提名，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安排，请冯雪峰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既是革命者也是著名作家、诗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结识鲁迅并成为鲁迅的挚友和党与鲁迅的联系人，在抗战前就翻译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著作。

1951年，冯雪峰正在上海成立鲁迅著作编刊社，准备要编辑出版鲁迅的作品。接到任命后，他召集孙用、杨霁云等人，将鲁迅著作编刊社整体纳入人文社，又在全国物色遴选人才，为办好人文社不遗余力。有一次，在文化部召开的例会上，文化部主管人事的领导说，中央指示要精简机构，人员的进用开始冻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要求各单位照此执行。那时，正值冯雪峰为实现人文社规划而广进贤能的当口，当天原本并未出席会议的冯雪峰闻讯后立刻赶到会场，声调激昂地讲了一大段话，力争出版社必须进人，话毕离去，因为情绪激动，大衣都落在了会场。

很快，人文社就延揽了一批优秀的专家学者，聂绀弩、舒芜、顾学颉、王利器、周汝昌……这些功底深厚、学问扎实的学者型编辑，为之后几十年人文社编辑队伍的水平、风格和素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人文社的发展，冯雪峰可以据理力争甚至措辞严厉，对待同事和下属，冯雪峰却很温厚可亲。在很多共事过的人眼中，他是个和蔼的长者，交办一件事总要问一句“你看行不行”，是商量口吻，而不是一味的指令。他的思想和管理方式，也兼具老一辈文人的坚守与开放。在那个还讲究批判的年代，人文社古典部的年轻后辈曾经问他：“在我们整理古典文学作品的工作中，究竟怎样体现批判？”冯雪峰答复，批判就是弄清楚。并不是把一个东西批判成别的样子才是批判，你把它解释清楚，还它本来面目，就是批判。

古典白话小说的整理出版，是当时古典部工作的重点。当时有些人建议，应该搞所谓“批判分析性的前言”，但冯雪峰始终坚持书前不要有长篇大论的序言，只要交代整理情况，介绍作者生平，就足够了。50年代，人文社出的古典白话小说前面只有一篇《出版说明》，一篇《关于本书的作者》，这在当时，是要顶住内外上下各种压力，才坚持得下来的。

人文社的方针任务和重要决定，冯雪峰并不向周扬请示，而是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同时又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相商而定。在建社之初，他就明确提出八字出版方针：古今中外，提高为主。冯雪峰认为，人文社应区别于地方出版社，在学术水准、内容含金量、文学品位上都应设一定门槛，出版的作品重点不在普及而是提高。根据这个方针，从1951年起，人文社编辑出版的著作不但有延安以来的工农兵优秀文艺，还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古代文学名著，以及苏联和欧美等国家的外国文学名著。

冯雪峰确定的出版方针，在50年代新中国初期是一个新鲜的思路，可以说是新中国文学出版中外古今全面发展的开端。他提出的方针、他的思想格局和坚守文学底线的管理方式，也为他一手创建的人文社之后半个多世纪的跋涉奠定了基调和框架。

1957年，冯雪峰被撤职。巴人接管人文社工作后，延续冯雪峰的规划，人文社在1958年9月编制完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这部长达472页的规划草案，分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两个部分。直到今天，人文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等一些丛书计划、选题思路，仍得益于或者说延续了这个视野开阔、结构完整的规划草案。在《规划草案》出版一年后，巴人也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来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于1972年去世。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文社作为共和国的文学“生产工厂”，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些阶级教育工作。从1964年岁末起，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到1965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指出：“我国目前城市和乡村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1965年春节前，时任人文社中国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韦君宜，在人文社三楼的办公室布置组织了“揭露资产阶级”的书稿。

编辑何启治接到任务，被派到上海荣氏纱厂体验生活，同时进行采访、座谈，和纱厂的工人业余作者陈勇、董成仁合作，一起完成一部揭露资产阶级剥削罪行的小说《天亮之前》。在纱厂， 何启治算临时工，和工人一起干活，一起生活。为了最大程度保证小说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何启治利用业余时间列出了小说的提纲，带着两个工人作者一起写初稿。最后也由他进行统稿、修改和编辑的工作。这本十万两千字的小册子在当时累计印行了三十八万多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一时颇为热闹。如今，这本红色封皮的小书仍保存在何启治的书架上。

在何启治的印象中，那时全国的作家基本都不写作了，大家都要到工农兵中间去体验生活，人文社的编辑们也不例外。他没想到的是，在体验生活时，以难以想象的方式见到了有着很多传奇经历的老社长。1969年9月，人文社被“一锅端”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田间，何启治看到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农”，认认真真地挑粪、浇菜，在田埂间一锄头一锄头地刨着地，看了半天他才认出，那是冯雪峰。

1979年，冯雪峰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在平反的三年前，冯雪峰因病离世。

坚冰碎裂

1973年开始，人文社的职工陆陆续续从“五七干校”回到“朝内大街166号”这座灰楼里。那时的文坛被很多人形容为“空荡荡”，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出版社几乎都没有稿源。1973年，人文社派出编辑到全国各地组稿，在业余作者中寻找苗子。

何启治回到北京后被分到现代文学编辑部北组，负责西北地区的长篇小说组稿。一天，他在同样刚刚恢复工作的陕西作家协会主办的《陕西文艺》上，看到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他认为这个短篇“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势”，于是坐火车到陕西，从陕西作家协会那里要来了作者陈忠实的地址。

1973年隆冬，在西安郊区小寨区委的大门口，推着二八自行车走出来的陈忠实见到了一个陌生的外乡人。他后来回忆，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人文社这个高门楼无异于文学天宇的圣殿，几乎连在那里出书的梦都不敢做，何况自己根本没有动过长篇小说写作的念头。何启治却耐心地给他鼓励，说他已有长篇的基础，依他在农村长期工作的生活积累完全可以做成。

陈忠实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很感动，不单是老何说话的内容，还有他的口吻和神色，在我感到真诚的同时也感到了基本的信赖。”他们都没有想到，小寨街角的匆匆一面，会催生出十几年后的经典之作《白鹿原》。

去天津组稿的小说北组副组长李景峰同样发现了好苗子，这个业余作者叫冯骥才，他已写出了长篇小说《义和拳》，只是还达不到出版要求。

对于那些作品具备一定基础但距离出版要求还很远的作者，人文社开创性地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型写作方式——借调式写作：人文社将他们临时借调过来，在编辑的帮助下修改作品，直到能达到出版要求为止。

冯骥才于1976年被借调进人文社，他住在四楼西北角的一个大屋子里，里面住着十来个作家。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在编辑的帮助下专心写作。那时的人文社编辑，对住在这里的作者从系统的标准化改稿符号教起，像老师批改作文一样批改他们的小说，然后和他们讨论作品、人物，直到把人物谈活了谈深了，再由作者自己去改，而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作者的作品中。

1977年，冯骥才在四楼西北角修改小说时，王瑞琴作为刚毕业不久的工农兵学员走进了同楼层的外国文学编辑室。和她这样的年轻人一起回到人文社的，还有一批曾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老翻译家，萧乾、绿原、纳训、黄爱……那个时期，外国文学与古典文学还没有摘下“封资修”的帽子，出版业务尚未恢复，却常可以看到一个或高或矮或胖或瘦的人怯生生上四楼来，走进古典文学或外国文学编辑室，很快引起里面一阵喧哗，那都是被落实了政策的编辑，把制服穿得规规整整，回到人文社上班来了。

王瑞琴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的总编辑韦君宜有见识有魄力，不受外界“左”的思潮影响，她认为1975年到1978年分配到人文社的工农兵学员底子薄，必须要好好补课，那些逐渐落实政策的老专家学者是现成的教师。

1978年6月，人文社文学进修班正式开课，王瑞琴、张福生等30多名工农兵学员脱产两年，在进修班专心学习。学习内容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授课的不但有舒芜、牛汉、绿原、黄爱等社内专家，还有吴组缃、王力、启功等社外学者。王瑞琴说：“用如饥似渴来形容我们一点儿也不过分，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一直有人在教室读书或写作业，外文部的几个男士干脆就住在办公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