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百年：面朝大海建设“南方之强”

五老峰下，厦门岛南端，矗立着“中国最美大学”厦门大学。从思明校区的西校门而入，左手边是100年前落成的群贤楼群，一主四从，一字排开，面朝大海。楼群的屋顶是闽南常见的琉璃瓦“燕尾脊”，楼身有西式廊柱，这样“头戴斗笠、身穿西装”的建筑样式，由创校人陈嘉庚亲自参与定下，因此也被称为“嘉庚风格”。

群贤楼的东南方，是建于1950年代的建南建筑群，同样面朝大海，同样是嘉庚风格。当时，陈嘉庚的雄心，要让外国的轮船一开进厦门港，就能看到新建的厦门大学，看到新中国的新气象。宏伟的主楼建南大会堂，至今仍是厦大师生举行开学和毕业典礼等重要活动的场所。

建南楼群的北面，芙蓉湖畔，是21世纪之初建成的现代化钢筋混凝土建筑——以颂恩楼为主的嘉庚楼群，依旧是一主四从。颂恩楼为全校最高建筑，楼顶上是两头高高翘起类似“燕尾脊”的不锈钢飞脊。

100年间，厦大校园里的大楼越建越高，设施越来越先进，但始终保持了一致的风格，一如厦大百年历史的缩影。不论历史如何变迁，厦门大学始终都是中国高等教育版图上一座无法忽略的重镇。

“如果去考察中国所有第一方阵的大学，几乎都位于政治、文化中心，至少也在省会城市，但厦门大学是在一个海岛上，这在当时是一个根本不知名的地方。但就是这样一所大学，在每个历史时期都跟得上步伐，靠的是什么？是自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厦大往事》一书作者朱水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卖大厦办厦大

20世纪初，为了“教育救国”，一批文人志士投身于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1919年，在北方的天津，严修与张伯苓正式创办了南开大学;这一年，长期在南洋做橡胶生意的华侨商人陈嘉庚也回到国内，着手筹建一所高校。

相较周边的广东、浙江，福建长期是高等教育的洼地。出身于福建同安县的陈嘉庚一直关注闽南地区与华侨子弟的教育，在此之前，他已经创办了集美女子小学、集美中学等多所学校。1919年5月，陈嘉庚再次回国时，正赶上“五四”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成为最新的社会思潮，创办厦大的事，“不得不急急筹谋，刻不容缓”了。

陈嘉庚操持和运营庞大产业的实业家经历，使得他在创办教育时有一种全面和长远的眼光。100年前，厦大思明校区所在的地方，还是一片被叫做演武场的荒地。但陈嘉庚认为，“教育事业原无止境……将来发展无量”，所以跟政府要了2000余亩土地——尽管那时厦大师生只有100多人。

时至今日，当年的演武场已成为厦门房价最贵、旅游最热的区域之一。而坐拥这片风水宝地的厦大，已拥有三个校区和一个海外分校，占地面积已达9700多亩。厦大的发展，果然印证并已远远超过了陈嘉庚最初设想的蓝图。

“鹭江深且长，充吾爱于无疆。 吁嗟乎！南方之强！”1921年4月6日，在厦门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学生演唱了由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谱曲、化学家郑元贞作词的校歌。歌词表达出陈嘉庚对学校的期望：“南方之强”。这一天后来也被定为厦大的校庆日。

厦大的雄心，更具体地体现在当时校长林文庆的办学方针上，“保证学生所接受的教育，要能与世界各大学相颉颃”“希望各教员及学生均能极深研究”，使厦门大学将来“成为我国南部之科学中心点”。为此，厦大注重延揽国际顶尖人才，在1924年～1925年度的14名理科教授中，就有6名是外籍或欧美留学归国学者。在科学方面也已经有所成果。

陈嘉庚很早就意识到，中国领海面积与海洋资源不输任何国家，但海洋方面人才非常不足，沿海省份应该“奋起直追”。因此，厦大创校不久，就开始进行海洋生物、海洋化学的研究，并很快初露峥嵘。

1923年，厦大的一名外籍教授发现了被认为绝种的文昌鱼，文章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同时期，厦大师生还发现并命名了嘉庚水母、林文庆海星。早在1930年代，厦大就成立了生物材料处，为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供应生物标本，价格不及西方舶来品十分之一。1933年，太平洋科学协会年会报告评论称：厦门大学近海生物研究院以及各类研究实验室、图书室，使得该所大学可以与欧美诸优等海洋研究所媲美。

1933年，厦大化学系唯一毕业生佘文锵的毕业论文《厦门海水之分析》为中国最早的海水分析记录。次年，化学系一篇题为《文昌鱼之化学研究》的毕业论文出炉，作者是此后入选中科院院士、担任过中科院院长的卢嘉锡。1946年，厦大正式成立中国第一个海洋学系，设海洋生物、海洋化学、海洋物理三个方向。

与此同时，1920年之后，国学研究开始在学界被重新重视，1922年末，北大将国学划分为四大学科门类之一。林文庆虽出身医科，在西方求学多年，但对国文、传统文化很重视，于是，1925年底，厦大开始筹备成立国学研究院。

当厦大的教学科研正开展得蒸蒸日上之时，那些腰缠万贯的华侨们，却没有陈嘉庚原先想的那么慷慨。在经历数次募捐失败后，学校庞大的经费花销压在陈嘉庚一个人身上。相比南开大学初创时有社会捐助、学生缴费、北洋政府拨款和地产租金等多个资金来源，厦门大学创办的前十年，经费收入的91%都来自陈嘉庚。当时，陈嘉庚几乎是在倾囊办学。厦大成立后，他每年的生意及产业所得的利润，除花红与一部分添入资本外，其余皆尽数寄回祖国，以充教育费用。

所幸当时陈嘉庚的生意正隆，厦大的教授月薪可达400元，讲师和助教的月薪分别是200元和150元。相比之下，彼时的复旦大学校长与专任教授的月薪最高也只有200元，而北大正面临着开不出工资的煎熬。

1926年，由于北京时局动荡，加之学校长期拖欠薪资，北大的一批教授纷纷南下。相较北京，厦门有着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厦大又提供了颇为丰厚的薪资，林语堂、鲁迅、顾颉刚、陈万里等一批知名学者相继来到厦大国学研究院，令世人感到这阵仗“大有北大南移之势”。

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来厦大调查，结论是：基金充足，成绩甚佳，各种设备，亦极完善，方之他处，有过无不及。厦大因此比复旦、南开、燕京等私立大学更早得到政府的立案。在私立时期，厦门大学形成面向华侨、面向海洋、注重实用、注重研究的办学特色，设有文、理、法、商、教育五个学院，成为“闽南最高学府”。

但好景不长，不久，世界爆发经济危机，陈嘉庚的生意极大受挫，1929年，累计亏损320万元，资不抵债。当时，汇丰银行和一个财团愿意扶持陈，但要求他停办厦大与集美两校，因办学的资金包袱过重。但陈嘉庚回绝了，并表示：“企业可以收盘，学校决不能停办。”

这个过程中，陈嘉庚想方设法寻找资金来源，其中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是他卖掉了原本为两个儿子在新加坡购置的三栋别墅，被誉为“出卖大厦，维持厦大”。但即便如此，到了1936年，厦大从21个学系削减为9个学系，陈嘉庚感到已实在无力支撑厦大，便将学校无偿捐给政府。

“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个大学”

1937年，厦门大学从私立转为国立。“七七事变”的前一天，35岁的萨本栋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国立大学校长。萨本栋系出身福州八大名门之一，其伯祖父萨镇冰曾担任中国北洋海军舰艇最高将领，哥哥萨本铁是化学家，堂兄萨本炎曾任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

萨本栋毕业于清华，于1922年赴美留学，1928年回国，在来厦大之前，一直在清华物理系担任教授。抗战时期，当萨本栋在清华的老师梅贻琦在内地艰难主持西南联大时，萨本栋也带领厦大在东南一隅顽强支撑。他在清华接受的通识教育的理念、梅贻琦“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者谓也”的看法，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对厦大的领导。

今年101岁的潘懋元曾担任过厦大副校长，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1941年，潘懋元从广东揭阳出发，步行7天，在中秋节这一天来到位于闽西长汀的厦门大学报到。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北部、东部大学都在往西南大后方搬迁，如北大、清华、南开、浙大等高校， “只有一个厦门大学，离我的家乡最靠近”。

因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内高校都在纷纷计划撤往安全地区，厦大也不例外。因而萨本栋一到任，就要面临迁校的问题。他决定留在闽、粤、赣交界的山城长汀，而不是往西南去。萨本栋认为，“要留在东南最偏远的福建省内，以免东南青年向隅;要设在交通比较通达的地点，以便利闽浙赣粤学生之负笈;新校址的环境，要比较优良，以使员生得安心于教导与求学。”

石慧霞是厦大档案馆馆长，也是《萨本栋传》一书的作者。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教育部当时并没有给足够的经费支持厦大往西南迁移。更重要的是，萨本栋对于陈嘉庚创办厦大的初衷很清楚，就是希望厦大能为东南诸省和华侨子弟提供更多受教育机会。尤其是考虑到战乱交通非常不便，如果大学都迁到西南去，东南各省沦陷区的学生都无学可上。

转为国立之后，厦大的资金并没有很快得到改善，反而越来越捉襟见肘。1940年，教育部给厦大的年度经费为25.8万元，在当时国立大学中属于倒数第二，且实际只有七成到位，相比之下，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国立中山大学的这一数字分别是138万元、143万元、146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延揽大师到东南战场前线来，厦大已经不能靠高薪，而是萨本栋本人的留美关系、清华师友等人脉。当时，尽管与西南联大大师荟萃的场面无法相比，但在萨本栋掌校的1937年～1944年，学校新添了傅鹰、谢玉铭、林庚、汪德耀、邹文海等多位名教授，51名教授中有47名来自清华大学，其中超过一半曾留学欧美。

潘懋元在厦大教育系就读本科期间，大一的时候都要修基础课，他的英语是林语堂的一个哥哥林玉霖教的，国文课教授则是施蛰存。《萨本栋传》写到，萨本栋非常注重教学质量，学校教授、副教授全力备课、授课，没有硬性的写论文或科研任务。

2009年，潘懋元曾指出，当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学生数量的增长和教育质量发展的不平衡，造成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但在萨本栋治理厦大时，就明确提出：因为经费不足的现实，在量与质不能兼顾的情形之下，厦大对于质的改良，比量的增加尤为重视，而且一个学校的水准，一旦降低之后，要想恢复就要很大的力量。对于培养学生，萨本栋有一套包括学分制、考试制度等严进严出的重视“质”的措施。

萨本栋治理厦大时，就明确提出：因为经费不足的现实，在量与质不能兼顾的情形之下，厦大对于质的改良，比量的增加尤为重视。

萨本栋认为，合格人才首先应该是通才。1938年，厦大转为国立后的第一个校庆日，萨本栋为学生们拟定了20则信条，其中一则是：要思想纪律化，最好去研读数理，要知道祖国的可爱，应当温习史地;语文不通顺的人，在学术界不会有地位;不动手做实验的人，休想控制大自然，以造福国家及人民。

在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萨本栋依然想办法充实了厦大的工科。他用三年时间创办了土木工程系、机电工程系和航空系，同时将商业系具体分为工商管理和会计银行两个系。这基于他的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相信中国抗战必定胜利，而胜利后国家需要大量工科人才建设社会。此外，石慧霞说，还有一个考虑是，萨本栋自身是机电工程系出身，创办这个学科能够最大程度地用到自己的资源和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