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考古，“重写”了一部怎样的中国史

2021年4月，在《推理与发现：考古纪事本末》的新书发布沙龙上，一位读者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不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都？

《推理与发现：考古纪事本末》一书是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许宏回顾自己20年考古田野经历，向读者展示其亲历的考古发现及思考的考古普及读本。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相传这里是孕育了华夏文明的中原腹地。自发现之日起，对其“姓夏还是姓商”就争论不休。

对夏的执着追寻，交织着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追问、对华夏民族身份的确认、对国家自信的重建、对考古学科的期许等等，堪称中国考古学复杂使命的缩影。

100年前，一位瑞典人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的大门，西方现代考古学就此传入中国。“中国史前文化的系统论不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套用，而是根据扎实的考古材料所建立起来的文化历史。”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如此写道。

100年里，考古学让人们用另一种方式了解过去，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脉络逐渐清晰。不过，这门学科带来的疑问，或许比答案更多。

第一次考古高潮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带队，在河南仰韶村挖出了大量石器和彩绘陶片。这些出土文物，被确认为远古文化的遗存。因此，仰韶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命名为仰韶文化。

安特生热爱冒险，去过南极和北极，他本是北洋政府从中立国瑞典聘请的地质顾问，来帮中国寻找矿藏。刚来两年，袁世凯去世，地质调查没了经费。这却给了他一个机会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收集和研究古生物化石，并申请到了仰韶遗址的考古发掘许可。

这趟由个人爱好与特殊身份催生的出行，却是个了不起的开始：1921年10月27日，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西方现代考古学，进入了中国。

仰韶文化也被称为彩陶文化，其范围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持续时间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

但是当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的解读，让很多中国人感到沮丧——他认为仰韶文化是从西方传入的。因为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彩陶，在中国从未见过，在中亚却大量出土。19世纪起，一些西方人就做出这样的论断：中国文明是源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这种说法流传到国内，甚至写进了清末民初的历史课本。

这次官方考古的初体验，非但没能唤回民族自信，反而又一次刺激到了中国人，也引发了中国考古发现的第一次高潮。

1926年初的农历小年夜，留美归国的人类学博士李济顶着寒风，带队前往山西夏县西阴村。他希望找到更多证据，阐明彩陶的来源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这是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梁启超给儿子梁思永写信谈到这次行动，针对当年安特生判断的仰韶文化来自西方的论断，梁启超说这些中国学者“想翻这个案”。1929年春天，从西阴村等地考古归来的李济，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正式接任殷墟发掘负责人，从此他的名字与安阳不可分割。

这时期，中国考古界收获非常大，包括对周口店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中瑞学者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了大量汉代大小城堡，还有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等。

殷墟遗址位于河南安阳西北郊区，跨洹河两岸。对殷墟持续至1937年的15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七块龟版”、后母戊鼎以及藏有1.7万片有字甲骨的YH127甲骨坑等。这些古老而新鲜的材料，与历史文献合拢，使得商代成为确信无疑的信史。

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研究，开创了中国人认识历史的一种崭新方法：用地下材料印证文献记载，并补充古史的缺失，亦即“证经补史”。在此之前，历史研究只能依靠古文献和有限的青铜铭文、石刻碑文等材料。国际学界也因为殷墟的发掘对中国考古产生了兴趣，美国学者评价，殷墟堪与特洛伊遗址的发掘相媲美，两者都把传说变成了现实。

殷墟是星星之火，中国第一代最重要的考古专家几乎都是从这里走出的。除了李济和董作宾，还有第一位受过西方考古学训练的梁思永，以及石璋如、尹达、王湘、高去寻等。这群当时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称兄道弟，在李、董、梁三位先生之下，戏称“十兄弟”。

有个26岁的实习生参与了第十三次发掘，见证一具完整的女性骸骨出土时，他正站在坑边，产生了诗意的联想：“她的爱人洒着眼泪，将泥土遮没了痕迹，哪里知道数千年后有人来翻掘呢？”他叫夏鼐，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了考古事业长达30余年之久。

殷墟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其所出土的卜辞中关于商王室的资料，对历史文献中关于商朝的记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即与《史记》中对商王朝的综述基本一致。为此，研究古代史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深受鼓舞，迫切地希望用同样的方法，还原印证历史文献尤其是《史记》中关于夏朝的记载。

寻找夏朝

1948年内战局势渐明。11月，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决议选一批文物运往台湾，李济、董作宾受命参与押运，从此离开了大陆。

梁思永、夏鼐等人留在大陆。当年的殷墟考古“十兄弟”中两人早逝，四人赴台，四人留下，大多数人再也没有重逢。次年，留在大陆的人组建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社科院），夏鼐是继郑振铎与尹达之后的第三任所长。

50年代，郑振铎、梁思永、夏鼐等人敏锐预感到，大建设将让文物遭殃，考古所先后向西安西周丰镐、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洛阳东周王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等古代都城遗址派出考古队，配合基本建设，这就是抢救考古。

这一时期最大的成果是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主持这一考古工作的是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徐旭生。

徐旭生是留法归来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30年代前后出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主任一职。北平研究院是一个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齐名、同样是大家云集的地区性综合国立研究机构，其下设的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与李济主持的史语所考古组类似。30年代，徐旭生率队前往陕西关中地区调查周秦遗址，在宝鸡至长安地段发现包括宝鸡斗鸡台遗址在内的7处遗址。

郑州商城遗址、登封县王村遗址的考古发现，从地层关系上判断出这种文化的年代晚于龙山文化，又早于商代。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寻找夏朝的动议再次燃起。

1959年夏天，已经71岁的徐旭生，坐火车前往豫西，去寻找夏代都城的遗迹“夏墟”。这位白胡子老人待人和蔼，不愿给人添麻烦，总是随身带着铺盖卷，借当地政府、学校的空房下榻。一路行程很紧，一个多月调查了十多处遗址，常常一天步行十余里，雨天光脚蹚泥，靠红薯馍充饥。

顺着文献记载找遗址，是最有效的办法。出发前，徐旭生梳理了文献里关于夏的七八十处地名，凭着自己深厚的古史底子，在地图上画了两个圈：河南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

这次先去洛阳。

1959年5月中旬的一天，洛阳偃师忽然下起大雨，道路泥泞。这一天徐旭生到了二里头村调查，兴致很高，坚持冒雨调查完毕，直到天黑。

这是对二里头遗址的首次考古调查。当时徐旭生认为二里头属于商代早期，不过，后来学者的研究将二里头与夏朝直接挂上了钩。

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考古学家希望证实更早的信史，目光自然投向商代早期，以及传说中的夏代。据东周《竹书纪年》记载，从“成汤居亳”到“盘庚迁殷”，商代历经七座都城，殷墟是最后一座。令人遗憾的是，二里头并没有文字出土，无法直接定位年代，需要依靠其他无言的物证。

事实上，直到今天，人们再没有发现比甲骨文（“殷墟文字”）更早的中国文字系统。“文字是可遇不可求的。”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文字如果写在简帛木牍等易于腐朽的载体上，即使存在，也留不下来。

二里头遗址出世，让考古学家离夏朝从未如此接近。夏朝是文献记载里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如果将一个具有广泛辐射力的王权国家定义为“中国”，夏朝就是作为国家的中国诞生之起点。寻找夏朝，从情感上延续了晚清以来重修国史的爱国热情，也是考古学界自殷墟之后理所当然的下一个目标。王国维曾乐观地判断：“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抢救考古还在延续，从国家级考古队到省级考古队，甚至是县级考古队都出动了。

定陵是新中国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虽然夏鼐极力反对挖掘，但还是不得不亲自主持挖掘工作。从1956年开始，挖掘工作持续了两年，出土了大量珍贵的丝织品、玉器、金器等文物。然而，由于技术水平落后，无数奇珍异宝无法保存，发掘的丝织品变硬腐化，三口金丝楠木精制而成的巨大红漆棺椁以及万历帝后的尸骨也在“文革”前后被毁坏。

痛定思痛的郑振铎和夏鼐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周恩来批准了这一申请。不主动发掘帝王陵从此成为考古界的一个定规。

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以路易斯·宾福德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年轻考古学者崛起，强调以人类学视角研究考古，重要的是解释文化变迁的过程，被称为“过程考古学”或“新考古学”学派。当时，中国考古人对这些还一无所知，他们忙碌在层出不穷的新发现中，甚至来不及做出解释。

漫长的争论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新书发布沙龙。

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的许宏，如此回答现场读者的提问：“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但在发现文字证据之前，如果有哪个专家说能给出定论，那这个人一定靠不住。”

这是一场漫长的争论。

1978年春天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预示着“科学的春天”到来。而此前河南登封的冬季，考古界已经涌动着自由论辩的气息。

1977年11月18日至22日，河南登封告成遗址举行了一次现场会，主题定为夏文化。大会上来了个“搅局者”。会开到第四天，临近结束，北京大学教授邹衡拿起了话筒，作了长达6小时的发言，核心观点是：“二里头文化不能从中割开，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会下，考古所的先生们窃窃私语，打算组织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