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东西：探索无尽潜意识

即便他的作品有着极高的起点和普遍的好口碑，但普通读者看到“东西”这个名字，还是会疑惑，他到底是谁？

东西的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耳光响亮》都被改编成了影视剧，早在1998年，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就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从事写作30多年来，东西完成了四部长篇小说和多部中短篇、剧本，与毕飞宇、韩东、邱华栋、李洱等人被并称为“新生代作家”。有评论认为他是“永远的先锋作家”。

曾有人问过东西为什么起这样一个笔名，他给出“东拉西扯”甚至“东邪西毒”之类的玩笑话解释，但这个名字和他的作品风格其实颇为贴切——声东击西，意在言外。他从不用艰涩的语言和字词，就能让读者惊叹于他的想象力、幽默和塑造出的荒诞感。正如评论家李敬泽对东西作品的评价：“东西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

2021年6月，东西出版了最新的长篇小说《回响》。为宣传这本书，他特意从南宁飞到了北京，还和好友、导演陈建斌一起做了视频直播。平日里，他在相对悠闲的南宁生活，在虚无的文字游戏和刺痛人心的现实之间穿梭，东西找到了那个巧妙的平衡点。他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是“垂直”而深入的，带着20世纪60年代生人特有的烙印。他在小说里不断地探索，无论是个人的心理变化，还是整个社会的潜意识，他都不断向更深处掘进。

挖掘整个社会的潜意识

很多年过去了，东西还一直记得自己升高中时参加的一次考试。当时条件所限，他从没学过物理，但他居然答对了这样一道物理题：镜中蜡烛距离镜子的距离是5米，真实的蜡烛和镜中蜡烛的距离是多少？时至今日，东西对自己当时的灵光一现都颇为自豪。他觉得，自己当初喜爱文学的源头也和解决那道物理题的状况差不多，并非源于纯粹的感性冲动，反而是因为一种智性的吸引——这也成为了他如此擅长于寓言式写作的基础。

东西本名叫田代琳，祖上是从外省迁到广西天峨县的汉人。1966年春天，母亲把他这个全家最小的男孩生了下来。由于家庭成分是富农，他的家庭在当时备受欺辱。这样一个被家里人疼爱，外在境遇却不太好的农村少年，很容易陷入胡思乱想，而他生活的整个村子又像是透明的，谁家发生了什么事，转眼间就能传遍全村。

村庄里“说书先生”一般的民间叙述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东西早期创作的模式。2005年的小说《后悔录》中，东西就让主人公曾广贤一开头就说出了那句：“如果你没有意见，我就开始讲了。”那本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罕见的题材，一种对于过往特殊年代中罪错的沉痛忏悔。

东西19岁从河池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回天峨县做教师。大概从那时起，成为作家的念头在他心中开始滋长。他从纸箱子里翻出了《郁达夫日记》，为其中坦诚的心理描写和真情流露感动不已。后来，他又读到了一本卡夫卡的《地洞》，感觉自己找到了精神上的同类。20世纪90年代初，东西开始在《花城》等杂志上发表作品。后来，他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又被改编成影视剧，在文学圈内声名鹊起。

和少年时那道物理题中的“蜡烛”形象颇为吻合的是，东西的创作总是从某一个想法或者抽象概念出发，再从现实中去收集他想要的细节，让寓言和现实互为镜像。他小说中那些神奇的“意象”最为人称道。成名作《没有语言的生活》中，他将自己多年来“说不出”的困扰抽象为三个人：一个聋子、一个瞎子和一个哑巴，将这三个人组合在一个家庭中。这些故事显得夸张又真实，夸张是因为其表面情节的荒诞，而真实是因为无论在哪个年代，人们在新闻中也都曾听到、看到过类似的故事。

后来，因为其作品中大胆的心理暴露、剖析和对家庭关系隐私的揭示，东西总被人问起童年印象深刻的事，仿佛这些情节设置和他本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提问得久了，东西也曾仔细回忆自己是否经历过原生家庭的创痛，却毫无所获。他只能试着分析，是当年外在环境的不公，让他一直在观察着大家背后那个更大的“父亲”，这个父亲是一种象征，也是集体无意识中所有人的精神负担。

这种寓言式的小说不断地返照回现实。2015年，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中，出身农门的主人公汪长尺不知自己的高考成绩和身份被人替换，出身赤贫又没有学历的他和父母、妻子不断经历着生活的毒打，最后将自己的孩子送给了有钱人改命，自己选择自杀。小说发表之后的一天，作家余华给东西发来短信说：你看网上的新闻，到处都是“篡改的命”。

从一腔热情到“细节控”

连东西自己也一直都没有发现，他的作品中不断出现一些高度重合的意象：比如总有人被关在密室里洗脑;用“反义词”说话的怪象;不停后悔的人;总是在怀疑和追查另一半甚至产生幻觉的人。这一点被指出后，他才回过头分析，这可能是自己潜意识的流露。比如他发现自己极度痛恨“洗脑”，对照到这部最新的长篇小说《回响》中，就有很多个角色都无法摆脱原生家庭的强力控制。

关于东西的新作《回响》，有人觉得它是一本悬疑小说，也有人觉得是一本心理小说。“我写作的基础，就是我喜欢想事情，写的是自己的思考，或者说仅仅是‘想法’。”东西说，如果读者觉得“思考”这个词太假太“装”的话，他宁愿把这个词替换掉不用——就像他愿意套着当下流行的悬疑小说和心理小说的壳子去写严肃文学，在任何一个细节中，他都希望读者的观感能够更舒适一些。

让读者有舒适感的背后是千百遍的磨练。曾经，东西的写作是凭着一腔热情埋着头往前冲，如今他日益变成了一个“细节控”，开始如语言的强迫症患者一般精心地雕琢自己的作品。《回响》从2017年开始写作，光开头几千字就写了两年多，以至于他怀疑自己是在写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一部每一个篇章都是在开头的小说。而在七八年前写《篡改的命》时，写完每个段落都要看十遍、二十遍才敢往下写，因为想要找到完美的语言和形式。

直到2019年，东西终于找到了心中那个完美的故事。《回响》中，女主人公冉咚咚顶着患抑郁症的风险追寻一场杀人案的真相，她在案件链条上发现了几个人，都有杀人的念头和动机，但每一个人在法理上都是无罪的，他们巧妙地将内心的黑暗转移给了下一个人，直到最后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民工徐春阳将罪案执行。而另一条线索则是冉咚咚在婚姻生活中遇到的心理危机，因为职业性质，她不断对自己的丈夫产生怀疑，陷入追查的漩涡无法自拔。整部小说的奇数章节是罪案，偶数章节是婚姻家庭，结构巧妙。

“你有没有发现，在《回响》里，最后是两个被认为精神有问题的人，（警察）冉咚咚和（嫌疑人）徐春阳，只有他们两个，在对这个社会负责？”东西说，如同当年在《后悔录》中，曾广贤在特殊年代承认了莫须有的强奸罪名，坐了十几年牢，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和女性亲密接触的经验，他对没有男女关系经验这件事感到后悔，却又因为内心的底线而对此毫无办法。他的小说中总会出现这种充满困境的人物，承受着各种来自道德和良心的重压。那种拷问成为了东西小说的一个标签。

生活的旁观者

作家东西和生活中的东西仿佛是两个人。在作品里，他的想象天马行空，内容大胆，但在生活中，他重视日常生活，随遇而安。

东西1995年起就在南宁居住，《耳光响亮》出版后有了一定声誉，但他没有离开广西，更没有离开自己多年朴素的生活。快40岁的时候，他不是没想过接受一些省份的邀请，到更加“发达”的城市去，但考虑到家人、生活压力等各种因素，他还是放弃了。

在广西民族大学的教学生活给了他安稳的写作空间，不需要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那样面对高压。他可以安于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观察整个世界，也不用被迫为了生计去写自己并不感兴趣的剧本。

和村上春树等长跑型的作家类似，东西身上也有种稳定的节奏和强大的自制力，人到中年他为了避免身材发福，吃饭时可把主食摄入量控制在半碗米饭，也会像年轻时一样保持着打篮球的习惯。东西靠着这种稳定感维持着创作，平均5到10年才推出一部长篇小说，与市场上其他职业作家相比，这个节奏是很慢的，但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输出。正如他自己曾说到的：“现实虽然丰富，却绝对没有一个灵感等着我们去捡拾。”

在这里时间越久，他越发现南宁对他的重要意义。“我在那个地方（南宁）非常接地气，中国不全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它附近还有广大的乡村，我的亲人都在小城里面。我对中国的了解是‘垂直’的了解，无论是乡村的生活，还是农民们怎么脱贫，我都看得见，比较了解现实。”他觉得自己所做的就像地质学家那样，截取一块地层断面进行研究。

他的小说并没有刻意突出地点，也没有显著的方言特征，仿佛放在中国哪一个乡村，哪一座城市，这些故事都有可能发生。只是小说中偶尔出现的“邕江”“米粉”这样的细节还是会透露出，他写作的背景就是在那座绿树成荫的南国城市。他居住在自己熟悉的亲人和朋友中间，在平稳生活的守护下，获得了最多的灵感和最荒诞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