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函授英语往事

作者: 李红笛 鲍安琪

1988年10月15日,河南原阳县祝楼乡中学英语教师李长栓在郑州这座陌生的城市中冒雨奔波了一整天,既找不到旅馆,也买不到考试用的2B铅笔,更没有时间去找考场。而第二天上午八点,就要开考了。

最后,他只能买了一支1B铅笔和一支3B铅笔,想着用3B和1B分别涂一遍,也许可以充当2B。

这个考试,就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首届广播函授英语课程的结业考试。

1985年,全国十多万人缴费报名参加了这个函授课程,约2万人坚持学完了三年,12317人参加了结业考试,7856人通过,98名优胜者参加了复试。最终,李长栓和另外26人被录取到进修班,在北外校园中度过了难忘的1989年。

“当时在社会上积存了一批因为各种原因没能读大学的英语爱好者和精华,之后我记得没有这种形式了,这是天逢其时。这个班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北外教授梅仁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没有寒暑假的课程

首届广播函授英语课程是由时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夜大学校长、函授部主任陈琳教授一手策划、主持的。

改革开放之初,教育资源相对于井喷的需求严重短缺。在邓小平“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的指导思想下,广播、电视等远程教育获得了空前发展。

陈琳曾回忆,1978年9月,李先念邀请他和北外其他几位专家到家中做客,探讨国内英语教育的现状和出路。就是在这次交谈中,酝酿出了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体在全国掀起英语学习高潮的思路。

很快,陈琳主讲的“广播电视英语课程”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黄金时段同步推出,从1978年直至1983年。陈琳编著的《广播电视英语课程》教材仅在北京就发售了1500万套。一股全民学英语的热潮就此涌起。

大约在1983年,还在村里的“戴帽中学”(意即小学戴上顶中学的帽子)读初三时,李长栓就开始听广播学外语了。

他听英语广播,是伯父常义志引入门的。常义志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入“国防部无线电学校”学习,期间学习了英语,1957年被划为“右派”,平反后在当地中学教英语。常义志建议他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星期日广播英语”。

由国际关系学院申葆青教授主讲的这档节目水平很高,介绍的都是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这样的作品,远远超出了李长栓的能力,但他学外语的愿望强烈,还是坚持听。这个节目的英语原文会刊登在《广播之友》上,他就咬咬牙订了这份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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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2月,北京外国语学院首届英语函授班进修生结业合影。—排左四为梅仁毅,左五为外教杰弗里,左六为陈琳,右五为杨宇光,右四为卞学恒。图/受访者提供

1985年5月,李长栓在《广播之友》上看到了一则广播函授英语课程的招生简章。

课程由北京外国语学院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学制三年,面向全国招生。最让李长栓心动的是这条:修业期满、结业考试成绩特别优秀者,由北外提供奖学金1600元,到北外进修班学习一年。

报名需要缴纳第一学年学杂费80元。80元并不少,李长栓的父亲是邮递员,月工资才40元,且他家条件在村里已经算最好的之一了。但家里一贯支持他学习,这次也不例外。

注册后,李长栓收到了邮寄来的学员证及第一批课本和磁带。家里只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他想买一个单放机但买不起,因此磁带放在家里几年都没拆包装。

1985年9月1日,广播英语函授课程正式开学了。

付费报名的在册人数超过10万,自由收听者就无从统计了。要跟上这个课程,需要极大的毅力。

与以往的讲座式广播英语节目多放在黄金学习时段不同,这个函授课程反其道而行,每周一三五晚上22时30分在中央电台一套首播,二四六清晨6时30分在中央电台二套重播,星期日休息。设计初衷很明显:不是为了让人在茶余饭后“开卷有益”地顺便听一听,而是要像在真正的课堂上一样专注学习。

但学校有寒暑假,这个课程没有。

在雷打不动的听课中,李长栓从河南省汲县中等师范学校毕业,成了乡里一名英语老师,一边教学一边继续听广播。

最困难的是麦收和秋收时期。那时学校要放假,老师、学生都要回家帮忙收割。这是最重最累的庄稼活,从早上5点多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吃完晚饭只要一沾床边人就会睡着。他只能硬撑着等,有时候实在支持不住就把闹钟上好先睡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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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杨冰(右二)常带着外教白达仁(左一)及他的朋友们到处逛北京。图为他们骑车逛街后在魏公村一家小饭馆吃饭休息。图/受访者提供

在他的老家,大年初一早上要走街串巷,给长辈磕头拜年。有一年他拜到一个长辈家时,正是早上6点半的时段。他看到这家人的收音机放在桌上,就赶紧拿过来听了一会儿,没听完就只能走了。三年中,他只有那一讲没有听全。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荣旗二中公办代课教师崔钟民也在坚持收听这个课程。他高考落榜,以中学生资历教中学生,很怕误人子弟,因此坚持边教边自学。他每次都是听晚上22时30分的课,然后开夜车学到两点睡觉。

他有一台小型单放机,可以用来听磁带。这是他用当民工给国道修桥赚的300多块钱买的。但无论广播还是磁带都只能听到声音,看不到老师的口型,这是他学习中的困扰。

不光要学好英语,还要学好汉语才行

函授英语第一年主要讲发音和基础语法,但进展较快,基本上三讲讲完一课。课后有练习题,每课要掌握100~150个单词。

到了第二年,课文的难度一下就上去了。教材异常鲜活,是后来的英语本科教育都未必具备的。

如第二学年下学期的第10课有两篇课文,是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上的双方讲话的对照。课文A为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及其官方英译文,课文B为撒切尔夫人的讲话及其官方中译文。这一课的目的在于学习正式讲话的体例和一些用语。

撒切尔夫人讲话的开头为“Your Excellency Chairman Deng Xiaoping(邓小平主任阁下), Your Excellency President Li Xiannian(李先念主席阁下)”等一系列称谓,课文介绍,Excellency可作为对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大使、总督和主教等的尊称。

崔钟民有个同事跟他一起报名学习,学到第二年觉得难度太大,就渐渐落下了。

这种情况并非少数。第二年缴费报名人数骤降到了38416人,到第三学年只有20284人了。

头两学年的教材是陈琳主编的,担任广播主讲并录制课文磁带的有陈琳、屠培、楼光庆、王若瑾、王毅、张耘和李宪生。第三学年讲翻译,由庄绎传主编和主讲。

庄绎传回忆,1986年的一天,陈琳找到他说,第三年的翻译课要由他来承担,他就开始做准备,编教材。

过去在大学教翻译课都是小班授课,学生交作业后,老师批改,上课讲评,重点讲几条翻译技巧,但函授显然无法用这样的教学模式,必须另辟蹊径。庄绎传赞同傅雷所说的,翻译重在实践,因此决定放弃以单句为基本教材的传统模式,改以整篇材料为主,引导初学者走上翻译之路。这一模式后来被广泛复制,函授教材经修订后成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专业翻译课程的指定教材。

1987年7月24日,录音开始。庄绎传请两位研究生轮流陪他,每周一次去中央电台录音。由于时间紧,教材随编、随录、随播。8月28日,节目开始播出。

开学几周后,庄绎传收到一位函授学员的来信,说英译汉已经摸着点门路,汉译英还没入门。这让他很欣慰,觉得这套新的教学模式是行之有效的。再上课时,他鼓励大家,汉译英要使用英语,难度较大,要假以时日才能有进步。

他常采用一些名家的文章。如第7课是吴祖光为《新凤霞回忆录》所写的后记,由翻译大家戴乃迭译成英语。庄绎传对这篇短短的文字做了详细的讲解,分析英汉结构的异同,以及译文的精妙之处。

如吴祖光的原文写道:“凤霞的一生过来不易,受过贫穷,受过冻饿,受过说不尽的欺侮折磨,但是她都能经受。”戴乃迭的译文是:Fengxia’ life has been hard. She has known poverty, gone cold and hungry, and been cruelly treated innumerable times.

庄绎传讲解说,我们看到“受”总先想到suffer和bear等词,其实know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

学到翻译课的时候,崔钟民开始感到,不光要学好英语,还要学好汉语才行,因为汉语不好,翻出来的东西就难以准确优美。

翻译课到1988年7月28日结束,整个函授课程,也就此结束。庄绎传后来感叹,两三万学子花一年时间学翻译,这种盛况恐怕是空前绝后的。

结业考试在北京邮电学院函授分院的支持下进行,共设115个考点,考试程度相当于大专英语单科考试。通过结业考试的7856人中,98人收到了复试通知。

山东淄博周村区彭阳中学英语教师杨冰差点与这次复试擦肩而过。那是1989年2月22日,传达室老大爷悄悄告诉他,有一封北京来的信,校长拆看后说不能让他知道。他去找校长质问,校长见瞒不住,从抽屉里拿出信还给了他。他一看,复试日期正是当天。

他不甘心错过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还是于第二天中午赶到了北外。但函授部工作人员毫不通融。

那时正是中午打饭时间。他难过地往外走,马上就要走出函授部的小月亮门了,一抬头碰到一位长者,端着快餐杯,上面放了4个包子。他福至心灵,大胆地上前问:您是陈琳教授吗?对方说是。他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将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陈琳听完,用英语问了他几句话,赞许地说,你基础很好呀。

在陈琳的安排下,当天下午,函授部用B卷为他重新组织了复试。

黑龙江阿城市松峰子弟学校代课教师王伟冰一直怀疑,自己是参加复试的98人中的最后一名。因为在大礼堂复试时,他的座位号是98号。他当时鼓起勇气问老师,自己是不是最后一名,老师说你现在不用管这些,好好考试就行了。被录取后,他觉得复试人选可能是从全国范围来整体平衡的,向班主任老师卞学恒求证,卞学恒说,既然来了就好好学习,不必关心这些事情。

进修班在1989年3月开学。开学第一堂课,老师介绍了广播函授的学习和考试情况,然后说:“我们这次复试的状元,不是河北的,不是山东的,而是河南的!”

李长栓看了看周围,见没有别的“河南的”同学站起来,于是迟疑地站了起来。

“西院”一年

进修班一共27人,职业为教师的最多,约十来位。李长栓年龄最小,只有21岁,年龄最大的是天津大港区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一位副校长,56岁,头发都白了。班长也选出了两位,各自负责一个年龄段。31岁的王伟冰当过教导主任,做“大班长”;22岁的杨冰口语最好,当“小班长”。

北外本科生在东院,进修生们上课和住宿都在西院。宿舍不够,以30岁为界,年龄较小的住宿舍,较大的住招待所。上课也在西院,借用一所小学的教室,夏天夕照时拉上窗帘,头顶的吊扇转动时发出嗡嗡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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