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守护者王冶秋

1980年1月的一天，《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一则消息：王冶秋等四人被免除职务。

当时王冶秋的长子王可作为航天部派出的首批访问学者，正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访学。一时间周围流言四起，纷纷传说这几位部级干部是因与“四人帮”有牵连而下台的。王可很担心父亲经受不住这样的无端伤害，果然，家里来信说父亲已病重住院，并一度病危。

此后，在一次文物系统各直属单位负责人会议上，接替王冶秋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任资斌针对王冶秋“给康生送文物”等问题传达了组织调查结果。时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金冲及参加了这次会议。

“任资斌是代表组织讲这些话的，话说得很清楚，我直接听到的。”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社会上的流言并没有停息，这是让王冶秋晚年深感痛苦的。金冲及多年来每每想起这事总觉得痛心，也深深感受到什么叫“人言可畏”。

曾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的宋伯胤多年来总是难以忘记一幕场景。那是70年代初的一个鹅毛大雪天，他在故宫后门口远远看到王冶秋吃力地蹬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而来，一辆高级小轿车飞驰而过，给满头满脸都是雪的王冶秋溅了一身泥浆。

新中国成立前，宋伯胤从西南联大休学，回重庆暂时谋了个小学教职，自编了一本《新国文》教材。其中收录了王冶秋的《青城山上》，其中有一首小诗，多年后当年的学生还能背诵：“海静得似春江，帆船却像载着无限的凄凉。不要讲话吧，静静地想，默默地注视着那春江。”

文物复兴三板斧

1970年5月10日，周恩来召集会议，宣布成立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由军代表郎捷任组长，王冶秋任副组长，主管业务工作。图博口由国务院办公室代管，吴庆彤为联系人。

周恩来说，康生病了，文物工作由他亲自来管。他告诉王冶秋，吴德既是北京市负责人又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有事可以多找吴德商量。

王冶秋新中国成立前曾在隐蔽战线工作，因此周恩来1951年11月在考虑由谁带队去香港收购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与现藏于台北故宫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合称“三希帖”）时，鉴于当时香港政治情况复杂，决定由王冶秋带着马衡和徐森玉两位专家赴港。他们化装成煤炭商人，由澳门乘运煤船偷渡到香港，以48万港币价格将二帖安全购回。1965年周恩来又派王冶秋再赴香港，以45万港币购回一批善本书。周恩来知道，王冶秋是党内不多的一位由外行转为内行的领导干部。

图博口成立伊始，王冶秋抓的第一件大事是故宫的重新开放。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要进故宫“破四旧”，周恩来得知后于1966年8月18日深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关闭故宫。周恩来告诉王冶秋，许多外宾要求看故宫，还有外电造谣说故宫三大殿都被红卫兵砸毁了，要他抓紧故宫的恢复工作。

王冶秋和吴德商定了故宫的整改方针，确定为“原状陈列、个别甄别、文字斟酌”。1971年7月5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向公众开放参观。

王冶秋的第二个抓手，是举办“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此后发展为出国文物展）。

1971年春，王冶秋给湖南、陕西、湖北、安徽、河南、新疆、山东、北京等11个省、市、自治区行文，抽调各地新出土的文物精品到故宫参展，并要求每单位出两名工作人员随展。行文用的是“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的名义，但盖的却是“故宫博物院”的公章。

考古学家徐秉琨回忆，当时他所在的辽宁省博物馆人员都已“上山下乡”，他被下放到辽宁凌源县一个偏远小山村。一天忽然得到通知，说有任务要借调他回城，他连夜下山，辗转回到了阔别三年的文物工作岗位。回来以后才知道，原来是要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报送展品。他深深感到，这个题目出得好，好就好在不仅文物工作可以得到一定恢复，大量文物干部也可得以保全。

湖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熊传薪来故宫工作了4个多月。他记得，王冶秋每天骑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几乎从早到晚和他们在一起，中午有时就自带馒头等干粮和大家一起吃。对参展各省人员的食宿，他都会细心过问。

来自山西的梁子明回忆，他们这些外省来的工作人员原本只知道王冶秋是文物战线上最大的“走资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发现满头白发、显得有些苍老的他是一个工作认真、待人亲切的“好老头”，对他都很敬重。

当时连一个会写毛笔字的人都难找，梁子明遂客串书写展览会说明，被王冶秋赞为“书法家”，让他颇有“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之感。直到文物处处长陈滋德、古建专家罗哲文等从干校回来后，“拉不开栓”的局面才略有缓和。

王冶秋的第三个抓手，是《考古学报》《文物》和《考古》三本杂志复刊。当时全国学术刊物一片荒芜，书架上清一色只有《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这三份文物类杂志可谓复刊独早。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此为契机，7月1日，“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在故宫慈宁宫开展。7月5日，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7月22日，《文物》等三本杂志复刊。王冶秋的三板斧全部完成。

王冶秋还主持了对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五号楼和尼克松下榻的18号楼的室内布置，把原来室内的“红海洋”摆设全部撤掉，改为反映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与壮丽山川的文物与绘画。王天木和陈大章两位专家参加了设计和布置。

随着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中美交流的大门打开了。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李政道夫妇，王冶秋在座。

这是李政道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国。“文革”初期，他在上海的老家被抄，抄走物品中有20件古瓷是其岳父所赠，一直没有发还。他这次回国，也想顺便处理此事。

落座后，周恩来首先责备王冶秋，面向李政道说：“就是他不还这些瓷器！”李夫人忙解释道，那是捐献给国家的。周恩来仍然坚持说：“不是，是他们舍不得还！”并指示王冶秋一定要发还这些瓷器。事先王冶秋对此事一无所知，但愣了一下很快意识到，周恩来是要他代人受过，于是便点头表示接受批评。

晚上，周恩来设宴招待李政道夫妇，当王冶秋经过第一桌走向第三桌时，周恩来向他喊道：“王冶秋！你怎么跑了？到这儿来！”又说：“我看你王冶秋不是那样的人！”王冶秋明白，“那样的人”是指向“文革”新贵靠拢的政治投机者。

喧嚣中的“红楼”

利用这几个大项目，王冶秋陆续将文物局系统在干校劳动的人员调回。开始军代表不同意，王冶秋就与其达成各提名一人的对等调人协议。

有人向王冶秋建议，文化部的不少秀才、笔杆子集中在干校，可将其调到“图博口”，“人弃我用”。王冶秋接受了这个建议，要来名单和简历，亲自核定后，上报吴庆彤请调这些人员。一时间，文物局所在的老北大红楼群英荟萃，成了藏龙卧虎之地。

彭卿云此前在文化部艺术教育司，他开玩笑说自己算是“搭便车”，1972也从干校被调到文物局，参与筹备出国文物展览。

金冲及也从干校调到了文物局，在文物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他以前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员，“文革”中被打成“国民党特务”下放干校，四年了还没有做结论，完全没想到能获得这个机会。他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得，敢于这样办事的人是很少的，很能反映出王冶秋独有的风格。

金冲及第一次听到王冶秋的名字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那时他在大学里念书，读过王冶秋写的《民元前的鲁迅先生》（1956年再版时改名为《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知道他与鲁迅来往密切，对他肃然起敬。

回京后没多久，金冲及在王冶秋家中第一次见到了他。当时中国要在日本举办南阳汉画像石展览，日方请王冶秋写一篇关于鲁迅和汉画像石的文章，王冶秋要金冲及帮他整理出一个稿子，还把鲁迅写给他的几封信交给金冲及参考。

王冶秋的家在黄化门，离国家文物局不远，此后金冲及便成了这里的常客。每次正事谈完，便海阔天空地聊起天来。王冶秋有时会讲起自己过去在隐蔽战线的经历，金冲及爱追问，因此了解了不少王冶秋的往事。

王冶秋告诉他，那时候别人看他是文化人，其实他主要做的是军事情报工作。那些军队番号、数字等都不能用笔写下来，只能凭脑子记，又不能有一点差错，长期做这样的工作，把他的脑子弄坏了。

70年代，国内的考古大发现一个接着一个。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已失传一千多年的《孙膑兵法》等5000多枚竹简，证实了孙武和孙膑实为两人。1973年底，马王堆三号墓中发现了十几万字的帛书。随后，甘肃居延考古队在肩水金关遗址发现简牍11577枚，使唐史研究改观。1975年末至1976年初，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近1200枚竹简，这是首次出土秦简。1977年，安徽阜阳在双古堆汉墓发掘出土1000多枚汉简，含《诗经》《周易》等。

王冶秋决定邀请国内顶尖学者和专家参与对这批出土简牍、帛书的整理工作。唐兰、商承祚、张政烺、唐长孺、朱德熙、罗福颐、杨伯峻、顾铁符、孙贯文、裘锡圭、李学勤、马雍、胡如雷等大学者齐聚沙滩红楼。

由金冲及牵头，文物出版社的编辑吴铁梅、靳静和钱碧湘等也参与到整理工作中来。有时晚上加班，跟班编辑就从红楼对面的饭馆给老先生们端一碗馄饨吃。在“批林批孔”的一片喧嚣声中，红楼成了一方难得的学术净土。

“王冶秋要跟你拼命的”

1975年，王冶秋到新疆考察千佛洞的保存状况，金冲及、谢辰生等随行。

南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的许多洞窟开凿在陡峭的石壁上，只能踩着竹梯上去。王冶秋66岁了，有严重的心脏病，每天要多次吸氧，却径直扶着梯子往上爬。周围的人都上前拦阻，王冶秋忽地把两手猛地往后一堆，厉声说：“你们要干什么！”无人再敢拦阻。

新疆考察回京后，王冶秋给主持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李先念写了报告，提出了保护意见。李先念后来谈到文物的保护时多次讲：“你要动它一下，王冶秋要跟你拼命的。”周恩来也多次说王冶秋把文物古迹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谁要想从他那里拿文物送人，就像割他块肉一样。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发展旅游事业，新成立的国家旅游总局局长来到慈宁宫，传达上级指示，要在故宫中利用古建筑开旅馆饭店。

这已不是故宫第一次遭遇改造之议了。50年代末就掀起过一轮改造故宫的风潮，当时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把故宫建设成“群众性文体、休息场所”的改造方案。王冶秋坚决反对，凡中宣部召集相关会议，他就逃会以避免正面冲突。最终，改造计划被陆定一否决了。

这次，王冶秋召集大家研究后，以文物局局长身份答复：故宫不能开旅馆饭店。旅游局长再次强调这是领导的意见，希望王局长考虑后果。

王冶秋沉默了一会儿，坚定地说：故宫是一座世界驰名的宫殿建筑群，又是一座保存大量珍贵文物的世界著名博物馆，如果在这里开旅馆，必然会造成火灾、盗窃等重大损失。我是国家文物局局长，我要负责。不管是谁的意见，也绝不能同意，撤掉我的职，我也不同意！

现场气氛像凝固了一样，在场的人都捏了一把汗。旅游局长只好说，我回去向领导汇报。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仍然是这个意见。王冶秋也还是那句话：我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