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玉者杨伯达

杨伯达记得，50年代刚进故宫不久，院长吴仲超提倡“读画”和“读字”，虽只搞了两三年就因“反右”不了了之，但这个“读”字却影响了他一生。他觉得自己70年文物生涯的苦楚和欢乐，均从这个“读”字上来。

他早些年读得很杂，对金银器、珐琅器、玻璃器、象牙犀角雕、清代院画等都有研究，是故宫里的杂项专家。直到1992年离休，年过60的他才真正专注于读玉，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玉学大家。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会长徐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伯达生命的最后几年，其他话题已经引不起他任何兴趣了，但只要一提到玉学、玉文化，他马上就有了说话的兴头。2019年下半年他住院时，有一次大家去看他，他在病床上滔滔不绝地聊玉学发展，一直说了两三个小时，大家怕他劳累，但很难打断他的话头。

2021年5月21日，94岁的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去世。

杨伯达生前常说，玉文化深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是华夏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他很欣赏美学理论家王逊对玉之美的论述：如同西方人认为“一切艺术趋归音乐”，在中国则可说，一切艺术趋向美玉。

“春水”与“秋山”

杨伯达最早与玉结缘可追溯到1959年。

那时，在院长吴仲超的指示下，故宫开始对库房进行清理。专家组成定级小组，将各类文物划分出一、二、三级，再进行“三核对”（即文物、库藏卡片和账册三者核对一致）和编目。

时任故宫美术史部副主任的杨伯达与故宫一位老研究员、来自琉璃厂的一位老古董商三人一组，负责对馆藏清代玉器进行分级和整理。

1959年夏，三人用三个月时间看了一万余件清代玉器，差不多是故宫玉器收藏的三分之一。他们在库房外的阴凉地摆一张桌子，保管人员不断将大大小小的玉器搬运出来，忙得满头大汗。他们就一件一件地看，一天能看三四十件。

那时故宫文物有“三大家”（唐兰、陈万星、徐邦达）、“四大类”（书法、青铜器、绘画、陶瓷），杨伯达在这些大类的缝隙中寻找着适合自己的研究领域，玉还没有成为他关注的重点。他发现，玉器鉴定有一个不同于书画、青铜等的特点，那就是找不到鉴定的标准器。

故宫收藏的玉器都是传世玉器。传世古玉除少数可以查清来龙去脉者外，绝大多数来无踪去无影，那时尚没有年代确定的出土玉器作为参照，只能依靠收藏家常说的“流传有绪”的一小批见诸著录的玉器，专家说是什么年代的就是什么年代的。

杨伯达还注意到，这批古玉里有两种玉与其他玉器的风格迥然不同，一种是鹘攫天鹅，一种是山林群鹿，充满特殊的山林野趣和北国气息。他是学美术史的，觉得山林群鹿玉与辽庆陵山水壁画、故宫收藏的辽契丹画家所画的《秋林群鹿图》和《丹枫呦鹿图》有相似的风格。柞树叶子也是辽代绘画中特有的元素，完全不同于汉族常用的松柏竹梅。他因而猜测，这会不会是辽金的玉器呢？

那时古玩界的民间藏玉多为明清玉，因此身边几位专家只熟悉明清玉。古玩界对宋玉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笼统的“细”，北宋南宋不分，对辽金玉器就更无视了。因此杨伯达只能把这个疑问放在心中。

这个疑问成了一个漫长的伏笔，一直在他心中发酵酝酿着，直到80年代。

1981年，杨伯达受邀参加木兰围场200周年庆，认识了满族学者布尼·阿林，向他请教满族的风俗文化和辽金历史，又经他介绍认识了赤峰政协副主席、曾任考古队队长的辽金史专家苏赫，三人相谈甚欢。交谈中，杨伯达学到了一个关键词“捺钵”。“捺钵”是契丹语，意为辽帝的行营所在。

不久，杨伯达到黑龙江阿城开会。阿城是金代的都城，在阿城博物馆里，他看到了出土的铜天鹅。一见展翅飞扬的天鹅，他就感到，谜底更近了。

受此启发，他再次查阅《辽史》和《金史》。据《辽史·营卫志》记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文献记载，辽帝“四时捺钵”，春狩主要猎天鹅（鹘就是海东青），秋狩主要猎鹿。女真族灭辽建金后，依然沿用这样的风俗，只是不再使用契丹语的“捺钵”，而将春狩、秋狩改称为“春水”“秋山”。

1983年，他在故宫院刊上发表《女真族“春水”、“秋山”玉考》，将鹘攫天鹅玉命名为“春水”玉，将山林群鹿玉命名为“秋山”玉，认为其应是辽金时期的玉。

至此，经过20多年的寻索，一个考古之谜终于在他手上揭开，也成为他读玉的精彩代表作。

国宝翡翠“86工程”

80年代，杨伯达还参与了一项翡翠国宝工程。

四块翡翠国宝是如何流传下来的，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只知道出于缅甸勐拱，清末输入内地。北京市玉器厂老艺人王树森50年代曾见过这四块翡翠，后来再没听说它们的下落。1980年7月，他向《北京晚报》记者言及此事，记者以《国宝何在》为题发表了文章。几天后，国家计委物资储备局直属储备处处长翟维礼亲自来到厂里告知王树森：“宝玉妥存。”此后，轻工业部所属工艺美术总公司、北京市玉器厂向上级打报告，请求用这四块翡翠制作大型工艺美术珍品。万里、张劲夫等领导人批准了报告，指示由轻工业部负责。

物资储备局首先组织了14人的国库翡翠鉴定小组。鉴定结论是：四块翡翠产于缅甸，四块原料总重量803.6公斤，时价为1500万人民币。

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公司组织了由15人组成的题材审议委员会，杨伯达是成员之一。1982年11月，轻工业部在北京市玉器厂主持召开第一次审议委员会议。会上杨伯达建议，要吸取清乾隆制作《大禹治水玉山》的经验。《大禹治水玉山》是清代帝王玉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作品。

经三次审议，初步议定一号料作泰山（《岱岳奇观》），二号料作香薰（《含香聚瑞》），三号料作花篮（《群芳揽胜》），四号料作插屏（《四海腾欢》）。翡翠由北京市玉器厂施工制作，因拟于1986年制作完成，被命名为“86工程”。但因难度极大，实际到1989年才完成。

担任四号料主设计和主雕人的是郭石林。他回忆，杨伯达几次带他们到故宫和颐和园观摩古代玉器。郭石林在故宫的仓库中看到大量古玉作品，还在颐和园见到了外界一般见不到的慈禧的百鸟朝凤翡翠插屏。

郭石林记得，杨伯达每每来玉器厂，都对制玉工艺非常感兴趣，会向匠人请教花薰的球形是怎么挖的、插屏的大幅玉片是怎么分割的、镂空的玉活链如何精准琢磨等等。

崔奇铭跟随师父郭石林一起参加了制作。他回忆，杨伯达当时常来玉器厂给大家讲课，如讲历代玉雕龙的变化与特点、故宫历代山子（一种以山水为主的玉雕）。

杨伯达在故宫看过数十件大小不等的宋至清代的山子作品。他分析，这些山子的布局都采用高远、深远、平远的“三远法”，山石面上用皴法雕饰树木花草，人物鸟兽比例合理、动态自然，达到形神兼备的境地。

随着对设计制作的跟踪，杨伯达对翡翠的研究兴趣更加浓厚起来。

中国的玉石公认以和田玉为代表的闪石玉和以勐拱翡翠为主体的辉石玉为美玉，前者被称为软玉，后者被称为硬玉。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以和田玉为“真玉”，对翡翠一开始是采取排斥态度的。但到乾隆晚期，翡翠价格上扬，“远出真玉之上”。

与和田玉崇尚白玉不同，翡翠以高绿取胜，这种水汪汪的绿在和田碧玉、玛纳斯绿玉上都是找不到的。杨伯达认为，翡翠的这种翠绿审美带有地方特色和庶民趣味，从形容翡翠质地的“玻璃地”“蛋清地”“鼻涕地”“浑水地”“狗屎地”等可见一斑。云南人形容翡翠之美也不是“温润”，而是用通俗易懂的“水”字，形容其像水一般灵透、清澈、荡漾、流动。他们对翡翠“水头”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这是一种外地人想学而不易得的天赋。

与上万年的玉文化相比，翡翠从露头到渗透进玉坛到占据第一把交椅，只有三四百年。文人感叹：“此即山川灵秀之独钟，而为今日豪华之赏玩焉。”杨伯达认为，翡翠玉文化是中国古老玉文化在近代社会发生的一次变异和扭曲，将传统玉文化中含蓄的财富功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震撼了传统玉文化的伦理根基。

如今翡翠制品在首饰方面已取代和田玉，在摆设方面与和田玉平分秋色，在大件雕刻品方面则远远超越了和田玉，因此才有四件翡翠国宝的诞生。

鉴玉江湖

1992年，杨伯达从故宫博物院离休（后返聘担任院内专家至1997年）。从这时起，他才正式转向玉器研究。

做这样的学术转向，他不是没有思想斗争的，因为作为一位杂项专家，他在雕塑、工艺、清代院画等很多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研究材料，但是他看到了这里面的巨大机遇。

80年代，玉器热潮兴起，尤其是随着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这个“崇玉部落”墓葬的发掘，玉器研究日益重要。显然，玉器摆脱“杂项”的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重要门类，正当其时。

也是在1992年，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在故宫漱芳斋成立，杨伯达被选为会长。

摆在他面前的首先是古玉辨伪的乱象。当时收藏古玉之风炽烈，伪造古玉之风同样来势凶猛，迅速烧遍了中华文化圈。杨伯达感叹，可能收藏家命里注定要吃进伪古玉，交足学费后才能成为行家里手。

另一方面，进入80年代，随着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墓葬的大规模发掘，古玉鉴定没有标准器的问题得到了很大改观。两大墓葬中都出土了大量随葬品，其中玉器占90%以上。其中一些“鉴定标准器”，构成中国8000余年玉器发展史的脉络，如果一位收藏家没有掌握这个脉络，那他就只好在玉器宝库的门前徘徊，永远不能得其门而入。

但是光掌握鉴定标准器还不够，还需要一种反面的“辨伪样板器”，又叫“辨伪活化石”。能作为样板器的，一是要有物证，二是要有典型性。这些样板器就隐藏在浩如烟海的传世古玉中，其中典型的一件是故宫收藏的白玉双童耳杯。

乾隆皇帝也是古玉造假的受害者。乾隆十八年，他在欣赏白玉双童耳杯时，因其外沁（沁色即玉器在墓内受环境侵蚀染上的黄、赤、白、黑等颜色）“抚之留手”，起了疑心，便咨询玉工姚宗仁，姚氏说明此杯是他祖父所制，并介绍了染玉之法：涂以琥珀，再经勿烈勿熄的文火烧烤。乾隆将此事原委记录下来，名为《玉杯记》。

杨伯达也抚摸过此杯，表沁确实“留手”，没有滑畅之感，细看像喝完粥后留在碗壁上的黏着物，沁色未入肌理，剥落处露出雪白的玉肌。

白玉双童耳杯让他体会到辨伪样板器的价值。他努力寻觅，从论文中寻找线索，到各兄弟博物馆去实地调查，经过几年探寻，获得了数十件宝贵的辨伪样板器。

1992年，国家文物局组成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对全国各省市文物部门一级文物全面核定。杨伯达参加了第三轮鉴定。鉴定分青铜器、陶瓷和玉器杂项三个类别，杨伯达在玉杂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