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廿变迁：从文史见长到儒学复兴

山东大学的校名由毛泽东亲笔书写，源自1964年3月他给该校中文系教授高亨的回信。那是山大历史上的一段辉煌时期。半个多世纪一晃而过，今年10月15日，山东大学迎来120周岁生日。

山东大学创办于清末，兴起于民国，在战乱时期风雨飘摇，1949年之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历史大潮的反复冲击下，山大屡受震荡，几度分合，但始终保有自己的特色，以“文史见长”著称，底蕴深厚。一所大学如何适应和引领时代潮流，从山大走过的百廿历程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作家校长”

1928年，刚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筹建国立山东大学，筹委会成员包括蔡元培、傅斯年、何思源与杨振声等人。蔡元培当时是主持全国高等教育事务的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他一力主张将山大建在青岛。1930年，国立山东大学正式成立，地点在青岛市鱼山路5号，那时还叫国立青岛大学（后一律统称山大），由蔡元培题写校名，并举荐杨振声任校长。

这成为山大的一个重要发展节点。

山东大学最早可追溯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济南创办的山东大学堂，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中国创办的第二所官办大学。中华民国成立后，1914年，全国进行教育改革，山东大学堂被分解为法政、工业、农业、商业、矿业、医学六所专门学校，后来，六所学校又短暂合并了两年，改名为“省立山东大学”。1928年，日军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并占领济南，省立山大被迫停办，师生离散。

蔡元培选择杨振声作为首任校长，是有考量的。杨振声毕业于北大国文系，是“五四新文学”的干将。他的中篇小说《玉君》1925年出版后轰动一时，鲁迅评价他为“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临沂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香在其专著《边缘的自由》中分析，杨振声是“作家校长”，他自身的人文追求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山大自由文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在去山大前，杨振声曾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在1928年提出了“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的宗旨，这一主张后来在山大得以充分贯彻落实。

刘香指出，由小说家来管理学校，决定学校体制与规范，其直接结果是，山大更注重文科的教育与发展。虽然他们也聘请了大量的理科类的一流学者，仍比不上对新文学教育发展程度的重视。

对于招揽人才，蔡元培曾说，一看其是否有真才实学，二看其是否懂教学的方法，只要满足上述两条，不论其人的政治见解或学术派别，均可聘用。杨振声继承了蔡元培的这一理念，在延揽人才上有自己的标准。

1930年夏季，他亲自去上海物色教师。梁实秋和闻一多是杨振声的老朋友，当时二人正好在上海。杨振声劝他们说，“上海不是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不妨“先尝后买”。在杨的劝说下，闻梁二人来到青岛，发现 “这地方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够标准宜于定居，一言以决，决定在此任教”。

杨振声聘请闻一多任山大中文系主任，梁实秋为外文系主任，因为闻梁二人在理念和实践中都主张中西文化共融，且兼具中西功底。杨振声认为“要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结合”。他还要求山大中文系学生必须修两门外文系课程，外文系学生必修中文系两门课程，其中一门是中国文学史。而且除了公共英文是必修课外，还有德语、法语、日语作为第二外语可选择。

闻一多在山大讲唐诗，讲英国诗歌，也讲《诗经》。他在阅读西方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时发现，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落后，重考据之风，他便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古代文学，打通中西治学的不同脉络，“把古书放在古人的生活范围里去研究，站在民俗学的立场，用历史神话去解释古籍”。

此时，梁实秋在青岛市鱼山路33号的公寓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当时山大图书馆的莎士比亚著作在全国是“有点名气”的。

1931年，沈从文也在杨振声的邀请下加入山大，梁实秋说：沈从文只有中学毕业，提拔他的有三个人：第一是胡适，第二是徐志摩，第三是杨振声。杨聘请他讲《散文写作》，将新文学搬上讲堂，这在193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是不多见的。这正是他的教学理念的体现——“使大部分学生能从事于白话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在学生时代打好基础，启发其将来成为作家的才性”。杨振声自己也亲自讲《小说作法》课，把新文学提到了与《楚辞研究》《诗经研究》《莎士比亚研究》等课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是全中文系课程的中心和先导。

沈从文在《忆青岛》一文写道：“在青岛那两年中，正是我一生中工作能力最旺盛，文字也比较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他不仅创作了《八骏图》 《三三》 《泥涂》 《三个女性》等小说佳作，也写出了《记胡也频》《从文自传》这些散文名篇， 《边城》也是酝酿于青岛，只是到了北京才落笔，“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有崂山北九水姑娘的影响”。

1932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这一年，杨振声由于学潮等原因，多次请辞，原教务长赵太侔接任校长。赵太侔曾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提倡“国剧运动”的主要成员之一，也是循五四新文学足迹而来的“作家校长”。梁实秋形容他“寡言笑”，“他（赵太侔）曾到上海看我，进门一言不发，只是低头吸烟，我也耐着性子不发一言，两人几乎抽完一听烟，他才起身而去，饶有六朝人风度。”

赵太侔在杨振声离开后萧规曹随，继续网罗了一批新文学人才，到1930年代中期，山大的文科队伍已经汇集了一大批知名的教授、作家，包括闻一多、游国恩、老舍、沈从文、洪深、吴伯箫、方令孺、丁山、黄孝纾等，形成了鼎盛一时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山大进入了“第一个黄金年代”。

当时的主流是“革命文学”，认为文学是为了救亡图存，另一派持自由主义立场，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的“新月社”为阵地，认为文学是无阶级性的，在山大开办时，“新月派”文人的空间正被挤压，于是，这些自由主义作家纷纷来青“避暑”。

刘香指出，继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派”、清华大学的“清华学派”与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前身）的“学衡派”等之外，在1930～1937年的山大，也出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学存在现象，即“新月派”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汇聚。他们先后来到国立青岛大学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青岛地理上边缘，不在北京这种政治文化中心，有相对自由独立的文化精神和氛围;二是山大的办学理念也强调学术独立，自由理性，为“新月派”提供了很好的自由创作条件。“两位‘作家校长’的努力与追求，最终成就了山大校园文学的自由状态与精神气质”。

进入30年代中后期，国难益深，抗战爆发后，山大先后迁往安徽安庆、四川万县。1938年2月，国民政府停办山大，大部分学生转入国立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国立山东大学于1946年2月在青岛复校。1949年6月，青岛解放，山东大学从一所“旧大学”正式变为新大学。

从青岛到济南

时间来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政府决定合并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华东大学是1948年成立的革命大学，主要任务是培养干部，但因师资缺乏，靠自身力量无法顺利过渡为正规大学，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一所社会主义大学，被要求并入山大。

这次合校其实是1952年全国院系正式大调整的预演，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高等教育“大洗牌”的一个开端。1952年夏季，为继续学习苏联专科学院的经验，全国院系大调整，这个过程中，山大被“打得很散”，且“出多进少”。工、农、医三院除少数系保留外，全部迁出，原本从华大合并过来的政治、艺术两系也被迁出。

1951年3月15日，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华岗正式成为山大校长。华岗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1949年之前曾在川康、云南等地以大学教授身份做统战工作，也很会和旧知识分子打交道。

1952年9月院系调整后，山东大学成为一所“文理为主”的综合性大学，设九个系，分别是中文、外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海洋和水产。在此基础上，华岗提出要把山大办成有自己的重点、有自己个性的学校，即要形成自己的特色。他认为，中文、历史两系师资阵容齐整，水平较高，教学和科研都已打开局面并取得了重大成绩，可以作为学校的重点学科。另外，生物系的师资力量也较强，青岛研究和开发海洋生物有着地利之便。海洋系是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唯一的新系科，虽是初建，师资与设备尚待充实，但有数学、物理、化学三系的人力支援，又有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和气象台的密切配合，发展前途也很广阔。

华岗与两位副校长陆侃如和童第周反复商讨后，最终确定了院系调整后山大的学科发展思路：文史见长、发展生物和开拓海洋。这是山大首次明确自己“文史见长”的优势。此后几年，在华岗的领导下，山大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

山东大学档案馆馆长刘培平在《华岗与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的辉煌》一文中指出，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两所性质不同的学校合并的初期，历史给它提供的震荡、颠簸的概率和能量比一般院校不知要大多少倍。合并后新山大的校长既需要有革命身份又应该是有知识、有能力、会办学的专家学者。也就是说，集革命家和学者于一身，才是山东大学所需要的最佳校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华岗两者兼备，是最佳人选。

华岗延续了杨振声和赵太侔的办学精神，非常注重“兼容并包”延揽人才。历史系教授郑鹤声曾在国民政府和国史馆工作，解放后一时抬不起头。在他的回忆中，华岗对他这种旧知识分子“从不另眼相待”。郑鹤声藏书极多，有上万册，而且大部分是线装书。1951年，他从南京调入山大，因临行匆忙，大部分书籍没有带来，华岗知道后立刻帮他解决，把书运到了青岛。

青岛市鱼山路26号是当时山大条件最好的宿舍，原来是日占时期日本人为其教员修建的别墅。华岗一上任就规定，只有第一流的教授才能住进这里，而不让行政级别高的领导占住。陆侃如与冯沅君夫妇、童第周、吴富恒、束星北等人都住在这里。到1953年时，山大历史系有60%的教授、副教授是新引进的，而中文系的新老师也占全系高级职称教师的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