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廿变迁:从文史见长到儒学复兴

作者: 霍思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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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齐鲁大学校园全景。

山东大学的校名由毛泽东亲笔书写,源自1964年3月他给该校中文系教授高亨的回信。那是山大历史上的一段辉煌时期。半个多世纪一晃而过,今年10月15日,山东大学迎来120周岁生日。

山东大学创办于清末,兴起于民国,在战乱时期风雨飘摇,1949年之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历史大潮的反复冲击下,山大屡受震荡,几度分合,但始终保有自己的特色,以“文史见长”著称,底蕴深厚。一所大学如何适应和引领时代潮流,从山大走过的百廿历程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作家校长”

1928年,刚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筹建国立山东大学,筹委会成员包括蔡元培、傅斯年、何思源与杨振声等人。蔡元培当时是主持全国高等教育事务的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他一力主张将山大建在青岛。1930年,国立山东大学正式成立,地点在青岛市鱼山路5号,那时还叫国立青岛大学(后一律统称山大),由蔡元培题写校名,并举荐杨振声任校长。

这成为山大的一个重要发展节点。

山东大学最早可追溯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济南创办的山东大学堂,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中国创办的第二所官办大学。中华民国成立后,1914年,全国进行教育改革,山东大学堂被分解为法政、工业、农业、商业、矿业、医学六所专门学校,后来,六所学校又短暂合并了两年,改名为“省立山东大学”。1928年,日军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并占领济南,省立山大被迫停办,师生离散。

蔡元培选择杨振声作为首任校长,是有考量的。杨振声毕业于北大国文系,是“五四新文学”的干将。他的中篇小说《玉君》1925年出版后轰动一时,鲁迅评价他为“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临沂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香在其专著《边缘的自由》中分析,杨振声是“作家校长”,他自身的人文追求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山大自由文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在去山大前,杨振声曾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在1928年提出了“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的宗旨,这一主张后来在山大得以充分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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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校长杨振声。

刘香指出,由小说家来管理学校,决定学校体制与规范,其直接结果是,山大更注重文科的教育与发展。虽然他们也聘请了大量的理科类的一流学者,仍比不上对新文学教育发展程度的重视。

对于招揽人才,蔡元培曾说,一看其是否有真才实学,二看其是否懂教学的方法,只要满足上述两条,不论其人的政治见解或学术派别,均可聘用。杨振声继承了蔡元培的这一理念,在延揽人才上有自己的标准。

1930年夏季,他亲自去上海物色教师。梁实秋和闻一多是杨振声的老朋友,当时二人正好在上海。杨振声劝他们说,“上海不是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不妨“先尝后买”。在杨的劝说下,闻梁二人来到青岛,发现 “这地方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够标准宜于定居,一言以决,决定在此任教”。

杨振声聘请闻一多任山大中文系主任,梁实秋为外文系主任,因为闻梁二人在理念和实践中都主张中西文化共融,且兼具中西功底。杨振声认为“要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结合”。他还要求山大中文系学生必须修两门外文系课程,外文系学生必修中文系两门课程,其中一门是中国文学史。而且除了公共英文是必修课外,还有德语、法语、日语作为第二外语可选择。

闻一多在山大讲唐诗,讲英国诗歌,也讲《诗经》。他在阅读西方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时发现,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落后,重考据之风,他便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古代文学,打通中西治学的不同脉络,“把古书放在古人的生活范围里去研究,站在民俗学的立场,用历史神话去解释古籍”。

此时,梁实秋在青岛市鱼山路33号的公寓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当时山大图书馆的莎士比亚著作在全国是“有点名气”的。

1931年,沈从文也在杨振声的邀请下加入山大,梁实秋说:沈从文只有中学毕业,提拔他的有三个人:第一是胡适,第二是徐志摩,第三是杨振声。杨聘请他讲《散文写作》,将新文学搬上讲堂,这在193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是不多见的。这正是他的教学理念的体现——“使大部分学生能从事于白话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在学生时代打好基础,启发其将来成为作家的才性”。杨振声自己也亲自讲《小说作法》课,把新文学提到了与《楚辞研究》《诗经研究》《莎士比亚研究》等课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是全中文系课程的中心和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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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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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校运动会山大足球队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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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国立山东大学“海鸥剧社”演出田汉改编的著名抗日独幕剧 《放下你的鞭子》。图/FOTOE

沈从文在《忆青岛》一文写道:“在青岛那两年中,正是我一生中工作能力最旺盛,文字也比较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他不仅创作了《八骏图》 《三三》 《泥涂》 《三个女性》等小说佳作,也写出了《记胡也频》《从文自传》这些散文名篇, 《边城》也是酝酿于青岛,只是到了北京才落笔,“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有崂山北九水姑娘的影响”。

1932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这一年,杨振声由于学潮等原因,多次请辞,原教务长赵太侔接任校长。赵太侔曾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提倡“国剧运动”的主要成员之一,也是循五四新文学足迹而来的“作家校长”。梁实秋形容他“寡言笑”,“他(赵太侔)曾到上海看我,进门一言不发,只是低头吸烟,我也耐着性子不发一言,两人几乎抽完一听烟,他才起身而去,饶有六朝人风度。”

赵太侔在杨振声离开后萧规曹随,继续网罗了一批新文学人才,到1930年代中期,山大的文科队伍已经汇集了一大批知名的教授、作家,包括闻一多、游国恩、老舍、沈从文、洪深、吴伯箫、方令孺、丁山、黄孝纾等,形成了鼎盛一时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山大进入了“第一个黄金年代”。

当时的主流是“革命文学”,认为文学是为了救亡图存,另一派持自由主义立场,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的“新月社”为阵地,认为文学是无阶级性的,在山大开办时,“新月派”文人的空间正被挤压,于是,这些自由主义作家纷纷来青“避暑”。

刘香指出,继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派”、清华大学的“清华学派”与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前身)的“学衡派”等之外,在1930~1937年的山大,也出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学存在现象,即“新月派”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汇聚。他们先后来到国立青岛大学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青岛地理上边缘,不在北京这种政治文化中心,有相对自由独立的文化精神和氛围;二是山大的办学理念也强调学术独立,自由理性,为“新月派”提供了很好的自由创作条件。“两位‘作家校长’的努力与追求,最终成就了山大校园文学的自由状态与精神气质”。

进入30年代中后期,国难益深,抗战爆发后,山大先后迁往安徽安庆、四川万县。1938年2月,国民政府停办山大,大部分学生转入国立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国立山东大学于1946年2月在青岛复校。1949年6月,青岛解放,山东大学从一所“旧大学”正式变为新大学。

从青岛到济南

时间来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政府决定合并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华东大学是1948年成立的革命大学,主要任务是培养干部,但因师资缺乏,靠自身力量无法顺利过渡为正规大学,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一所社会主义大学,被要求并入山大。

这次合校其实是1952年全国院系正式大调整的预演,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高等教育“大洗牌”的一个开端。1952年夏季,为继续学习苏联专科学院的经验,全国院系大调整,这个过程中,山大被“打得很散”,且“出多进少”。工、农、医三院除少数系保留外,全部迁出,原本从华大合并过来的政治、艺术两系也被迁出。

1951年3月15日,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华岗正式成为山大校长。华岗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1949年之前曾在川康、云南等地以大学教授身份做统战工作,也很会和旧知识分子打交道。

1952年9月院系调整后,山东大学成为一所“文理为主”的综合性大学,设九个系,分别是中文、外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海洋和水产。在此基础上,华岗提出要把山大办成有自己的重点、有自己个性的学校,即要形成自己的特色。他认为,中文、历史两系师资阵容齐整,水平较高,教学和科研都已打开局面并取得了重大成绩,可以作为学校的重点学科。另外,生物系的师资力量也较强,青岛研究和开发海洋生物有着地利之便。海洋系是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唯一的新系科,虽是初建,师资与设备尚待充实,但有数学、物理、化学三系的人力支援,又有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和气象台的密切配合,发展前途也很广阔。

华岗与两位副校长陆侃如和童第周反复商讨后,最终确定了院系调整后山大的学科发展思路:文史见长、发展生物和开拓海洋。这是山大首次明确自己“文史见长”的优势。此后几年,在华岗的领导下,山大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

山东大学档案馆馆长刘培平在《华岗与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的辉煌》一文中指出,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两所性质不同的学校合并的初期,历史给它提供的震荡、颠簸的概率和能量比一般院校不知要大多少倍。合并后新山大的校长既需要有革命身份又应该是有知识、有能力、会办学的专家学者。也就是说,集革命家和学者于一身,才是山东大学所需要的最佳校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华岗两者兼备,是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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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校后的开学典礼暨合校成功庆祝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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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的华岗校长。

华岗延续了杨振声和赵太侔的办学精神,非常注重“兼容并包”延揽人才。历史系教授郑鹤声曾在国民政府和国史馆工作,解放后一时抬不起头。在他的回忆中,华岗对他这种旧知识分子“从不另眼相待”。郑鹤声藏书极多,有上万册,而且大部分是线装书。1951年,他从南京调入山大,因临行匆忙,大部分书籍没有带来,华岗知道后立刻帮他解决,把书运到了青岛。

青岛市鱼山路26号是当时山大条件最好的宿舍,原来是日占时期日本人为其教员修建的别墅。华岗一上任就规定,只有第一流的教授才能住进这里,而不让行政级别高的领导占住。陆侃如与冯沅君夫妇、童第周、吴富恒、束星北等人都住在这里。到1953年时,山大历史系有60%的教授、副教授是新引进的,而中文系的新老师也占全系高级职称教师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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