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白·柯鲁克：信者寿

106岁的伊莎白·柯鲁克的一生，就像是在进行一场有时被“国宝级英语教学外籍专家”的工作所打断、但从未停止的长达百年的社会人类学研究。而她自己的人生，又像是一个长达百年、极具价值的社会人类学观察样本。

因为，她不仅是一位观察者，更是躬身入局、用一生实践其所信的“伊莎白同志”。

多年来，她不断地重访，不断地回到现场，回到兴隆场、十里店，这些改变她命运走向、终身让她魂牵梦萦的地方。

观察员

河北省武安市教委退休干部李维新第一次见到大卫·柯鲁克是1959年夏，他念小学四年级。

那时，他所在的十里店村小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动员大家回家洗衣服理发搞卫生，准备迎接国际友人柯鲁克先生来访。

那时的十里店村已于1958年12月随阳邑人民公社划归涉县管辖，实行公社、石洞管理区、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四级管理，十里店村是阳邑公社一个生产大队。

大队部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机，通话效果不好，为了指导迎接工作，县领导坐着农用小货车来十里店村，公社干部每天骑自行车20多里来村，管理区干部干脆就住进村里。整个村庄像过节一样，村民们奔走相告。街道墙面粉刷一新，路面扫得干干净净，水井旁有民兵站岗，防止坏人投毒。县里从外地拉来澡盆供客人洗澡，派专门的厨师做饭。

李维新家住十里店寨上，当年柯鲁克夫妇就住在寨上郭锦荣奶奶家。郭奶奶辈分高，李维新等晚辈拜年总是第一个给她拜，经常听她讲柯鲁克夫妇的故事。

十里店村位于太行山脚下。这是一个老解放区，1947年时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参议会、交际处等机关驻地。距该村八里远的冶陶镇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驻地，《人民日报》社就在该村山后的河西村。

柯鲁克夫妇1947年11月持英国共产党的介绍信到来时，正值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冶陶召开土地会议，贯彻中央刚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柯鲁克夫妇表示很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整党和土改复查，边区主席杨秀峰就把他们安排到进驻十里店的试点工作队里。

深秋的北方村落，玉米棒堆放在打谷场上，形成了金色的堆子。柯鲁克夫妇坐着骡车颠簸着穿过十里店南大门，拱门上方一行白色的大字写着：“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大救星。”他们在十里店住了8个月，和村民一起端着饭碗在地头边吃边聊天。每当他们不太熟练地用筷子夹起玉米饼子吃得津津有味，总是引起人们的一阵笑声。

柯鲁克夫妇看到，如果按西方国家的标准衡量，在十里店，无论地主还是农民都“穷得可怜”。但原来的差别还是很大的。现在，经过历次运动和土改，村子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封建秩序遭到了致命打击，一个新阶层——“新中农”（指土改后由贫雇农上升为中农）出现了。柯鲁克夫妇一进解放区，就学到了一个新词：翻身。

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一些贫农还没有分到“斗争果实”，却已经没有现成的土地和财产可以分了，因此又开展了“割封建尾巴”（上两辈中有地主或富农的人家被认为是“封建尾巴”）运动，导致中农人人自危。现在的土改复查就是要纠正这样的倾向。一条崭新的标语“贫农和中农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出现在十里店北大门的门洞上方。

进驻十里店村的工作队主要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记者组成。它的上级机构是武安九区土改工作团，由中央局宣传部长张磐石和《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负责。柯鲁克夫妇在翻译李棣华陪同下，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工作队的工作。

1948年3月4日，寨上进行了划阶级成分的工作。除了以前的“斗争对象”外，家家户户都有资格派代表参加。80多位老乡分别坐在屋里的小凳、砖石和草垫上，很多妇女坐在一起，边开会边纳鞋底。两名工作人员坐在靠墙的桌边做记录。

划成分的办法是“自报公议，三榜定案”，依据是是否占有土地和农具等生产资料，是否雇工（即“剥削他人劳动”），而不是根据家庭生活水平。

柯鲁克夫妇了解到，实际上雇工的生活水平往往比雇主要高。一些人表示想不通，自己“这辈子连半晌福都没享过”，怎么会被划成“老中农”？大家都希望被划成贫农，因为村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运动将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等级，贫农在顶上，新中农在中间，老中农在底下。

但是标准就是标准。工作队员耿西强调，谁也不能包庇谁，谁也不能讲面子，谁也不能泄私愤。“我们管铁锹就叫铁锹，贫农就是贫农，中农就是中农”。

柯鲁克夫妇可以任意参加会议，查阅文件和统计资料，进行访谈。村民们记得，他们对每件事的虚实都要问清楚，都要进行印证。会上所提的每一条意见，他们都要问清到底是什么原委。晚上其他人都睡了，他们的屋里还透着灯光，打字机噼啪作响。

他们记录下了3月中旬的一个总结报告。在报告中张磐石指出，十里店工作队的主要缺点是知识分子工作作风，总是像学究一样跟群众说理，还有就是包办代替。比如，有的片区事先定好了每家的成分，交群众开会讨论通过。这虽然省事，但却使得划成分成了一件死板的技术性事务，而划成分本应是政治运动高潮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使农民打破情面，树立起政治责任感。

1948年5月底，十里店村土改复查结束。土改复查期间，成立了贫农团，组织了农会，并将中农的一些房屋和财产调剂给了“窟窿户”。这项工作并不是完全令人满意，因为窟窿很多，可分的东西很少。但工作队宣布，土改已经完成，那种人人补齐、样样拉平的想法是错误的，今后的任务是努力增产致富。

柯鲁克夫妇准备回英国，大卫想要继续做一名记者，伊莎白想要完成自己的社会学博士学业。但中央外事组的王炳南找到他们，邀请他们去中央外事学校教书。他们接受了。伊莎白日后解释留下的原因时，只平静地说了一句，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指英共）。

中央外事学校，就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不久，柯鲁克夫妇随学校进了北京，双双成为学校的外籍专家。他们只能利用暑假等业余时间，继续自己的社会学调查研究。

1959年6月25日，大卫·柯鲁克重回十里店。李维新和同学打着洋鼓，吹着洋号，站在进村的路口欢迎他，并高呼口号：“欢迎柯鲁克先生参观十里店村！”

伊莎白是第二年，即1960年7月，和丈夫一起重访十里店的。这次，他们住的时间较长。十里店上川有块地是县长王德恒的棉花丰产试验田，他们和王德恒一起打棉花杈，用照相机拍下了县长参加劳动的镜头。

1966年，他们所著的《The first years of Yangyi Commune》（《阳邑公社的头几年》）由伦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

他们写道，1960年阳邑公社有15000成年人和孩子进了小学和中学。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十里店的学龄儿童都上了学。20年前，没有一个女孩上学，现在她们都跟男孩一样上学了。

结语中写道，他们在阳邑公社看到的与西方关于中国的人民公社的一些报道严重不符。阳邑公社并不是按照北京的命令而设的，而是出于当地进行生产合作的自发需要。人民公社“并没有恶化而是减缓了自然灾害”，它不是压抑而是丰富了个性。他们说，他们一共走访了五六个省的十来个人民公社，调查显示人民公社是成功而不是失败的。

他们热情断言，人民公社集政治、经济、社会职能为一身的体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贡献，是朝着缩小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迈出的重要一步，一个“对人的治理”将让位于“对物的管理利用”的时代将要来临。

但事实上，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村民在食堂是吃不饱的。事隔多年以后，当时的公社书记向伊莎白承认，他那时奉上面指示向他们提供了虚假材料。双方一致同意改写此书，但还没来得及进行，这位公社书记就因患癌症离开了人世。这本书至今没有中文版本。

外来者

改革开放后，伊莎白五次重访了兴隆场。

1940年，她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经加拿大卫理公会妇女差会批准，她被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派往在四川的乡建合作实验区兴隆场（今属重庆市璧山县大兴镇）工作，以探寻适合乡村教会发展的道路。协进会工作人员、毕业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俞锡玑与她同行。

1941年1月，伊莎白和俞锡玑设计、油印了一份调查问卷，开始了对全乡1497户人家的逐户调查。性格活泼的俞锡玑很善于交流，总是能和受访者谈得投机。白天她们出去访谈，晚上回来再由伊莎白用打字机把当天的访谈内容记录下来。

访谈并没有完全按照调查问卷进行，而是充满家长里短。在兴隆场，伊莎白见到了一个最原生态的乡土中国。

如住在36号房的王家，丈夫王田荣做过福音传道士、教员，又试着经商，但收入一直很少，而且大部分时间不在家。妻子王叶氏的娘家就在本地，她开赌场，卖鸦片，同时轧着好几个姘头。王田荣明知小儿子不是亲生的也奈何她不得，要求她与关系密切的方广川断绝关系，她非但不听，还奚落道：“像你这岁数的人满足不了我！”

再如一个“体面的葬礼”。62岁的卫顺生中风瘫痪多年，被全家视作累赘，无人照管。人刚咽气，鞭炮声立即响起，装扮停当的遗体被安放在堂屋，儿媳妇有板有眼地号哭。道士做法事，戏班吹拉弹唱，孝子们赌钱打发时间，盛大的葬礼持续了一个星期。伊莎白觉得，“空气中没有半点悲伤的味道”。

为了让乡民能买到平价盐，1941年5月，协进会筹办起了食盐供给合作社。结果，曾在镇上垄断盐业、哄抬价格的富商却当选了合作社主任，不但继续高价售盐，打着合作社的招牌还能享受政府的减税优惠。

合作社仅存在了五个月左右就寿终正寝。“至于这一幕的背后有哪些秘密交易，就不是我们还嫌稚嫩的眼睛所能洞察出来的了。”伊莎白由此总结出，一个外来者如果未曾深入研究了解当地的社会、政治现实，便贸然在传统乡村实行改革，哪怕极小的经济改革都是走不通的。

兴隆场的调查，让伊莎白真正接触到中国的底层社会。这样的社会，显然很难用“男尊女卑”或“封建礼教”一言以蔽之。要撼动它，也绝非一些看上去很美的措施可为。这使得她开始倾向于认为，中国需要的是一场更根本的社会变革——一场革命。

这期间，她遇到了英国共产党员大卫·柯鲁克。1941年暑假，他们一起远足来到泸定桥畔。大卫给她讲了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所写的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并在桥头向她求婚。

伊莎白后来说，当时自己在学人类学，人生没有明确的目标，听了他的谈话觉得这一切很wonderful。1942年7月，伊莎白与大卫在英国结婚，她也于1943年加入英国共产党。

兴隆场的调查资料多年来一直束之高阁，直到伊莎白从北外退休后，才开始着手整理。2013年，由她执笔、她和俞锡玑合著的《兴隆场的困境：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的身份、改革和抵抗》英文版在英国出版。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文版。

负责这本书校对的曹新宇分别采访了俞锡玑和伊莎白，称她们是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见证者。伊莎白马上纠正，说她不是“见证者”，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她都是不曾缺席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