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广州，新故事

“今嘢，饮佐茶未啊？”

清晨，阳光刚爬上恩宁路街边的外墙，路两旁老屋中走出的老街坊彼此问候。还没开门的铜艺店已经开始了“叮当”声，不远处的永庆坊内依稀传来粤剧吊嗓的咿咿呀呀，腊味店老板把烧鹅“哐”地扔上案板，各种声音混杂一起，交织出活色生香的老广州西关市井生活。

而只需走出200米，在地铁黄沙站坐上一号线，向东行驶不过20多分钟，从体育西路站出来，就是流光溢彩、摩天楼鳞次栉比的天河体育中心，与广州的新地标——“小蛮腰”隔江相望。

旧时的广州，曾有“西关小姐，东山少爷”的俗语，体面气派的东山、古典雍容的西关，这短短八个字，道尽老广州的百年沧桑和风云变幻。这座唐宋时期即确立了传统城市基本格局的千年商都，西部传统文化积淀于明清时期，东部现代文化崛起于近现代，城市东西部气质迥异，形成了特有的城市文化现象。在老城、古村落的修葺改造中，广州也越来越摸索出一套重振老城街区活力、延续城市文脉的活化更新的独特“微改造”模式。

2019年4月，广州的城市更新新政《广州市深入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实施细则》出台，要求旧村微改造注重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保护。2021年7月，广州市政府又在《广州市城市更新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明确，城市更新行动中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微改造”兼顾文化传承与产业更新。

作为社会文明的标志，城市是人之行为的塑造结果，反过来，又塑造人的行为。自唐代初年起就担当外贸重镇的广州，作为一扇中国从未关上的门户，酝酿出开放、包容且务实的独特岭南文化，它无所不在地改造这座古都，也浸润于千年的城市变迁中。

“微改造”活化城市记忆

86岁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是地道的老广州，1935年出生时，他居住的那条如今被誉为“广州最美老街”的恩宁路才建成4年。儿时的记忆中，宝源路、永庆坊离自己家不过几百米，住着很多同学和亲戚，他每天踩着麻石路，穿行于这些街巷，从这个门进去，七拐八拐，又从另一个门出来，瞬间穿越到另一条小巷。临街的建筑不管是住宅还是商用，通常都是骑楼，连成一片，下雨也不需要带伞。

1952年考上中山大学，黄天骥离开自幼生长的西关。但只要有空，他总会回来转转。几个月前，他刚刚又专门前往西关，只为看看已经成为网红区的永庆坊。布满潮流店、咖啡馆和熙攘人群的街区，当然已经不是他记忆中太婆婆、婆婆居住的小巷，但他又感觉熟悉。黄天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不是学建筑的，并不特别清楚“微改造”的具体技术，他只是觉得，那些街区仿佛童年的伙伴，换个样貌又出现在面前，灵魂并没有变，“我一看到‘他’，小时候见过的形象，就重现出来。”

也许，这就是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荔湾区永庆坊考察调研时所说的，“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就在几年前，“微改造”还是一个新词。竖梁社创始人、永庆坊主创设计师宋刚在2015年刚接手永庆坊项目时，整个片区很多建筑已倒塌，人去楼空，野草丛生，下水系统糟糕，电线乱七八糟，社区脏乱破旧。那时，广州已经提出在老城区做减量规划，保护旧的街区肌理和传统骑楼街，但如何探索出一套旧城更新的新路径，尚无太多经验可循。

既然不能“大拆大建”，宋刚最终为永庆坊保留了最初的规划设计，老街形制、岭南建筑民居空间肌理不变，强化整体风貌特色，让“旧”和“新”有机结合。整体改造设计以修缮提升为主，而不是“保留”或“修复”的一刀切处理，他希望项目成为有城市生活，有充实业态的街区，而不是一味复古的空壳。

这样一来，对设计和施工的考验极大。在设计上，一户一策，每栋房子单独出图纸，根据不同情况谨慎地甄别，进行对应性的改造，保持街区整体上的延续感。施工也需要反复商讨，例如立面的修复，最终采用了清水砖墙砌筑的方法，并将原立面小心地保留下来，这必须边拆除边加固，有些地方甚至要一块块拆砖才能保证原有立面完好。街区里不为人注意的历史细节，如雕花、铁艺栏杆、木窗、趟栊门等，设计团队也在踏勘过程中一一拍照记录，要求尽可能修复原貌。

老城的边缘化本质上是城市生态的问题，不解决城市生活内容的困境还是于事无补，所以永庆坊改造不仅是变美变好，还要考虑商业方面的运营。宋刚和团队早期对所有建筑进行评估时，就已经推演了每栋建筑适合的业态，进行布局。例如进深较深、靠里安静的就做办公，靠外、可达性强的就做商业，商业建筑的立面尽量把窗开大，做系列橱窗去吸引人群。

要满足众多的设计需要并非设计团队最头大的事情，永庆坊改造最大的难点，在于要改造的单位只有70%～80%为公产，其他为私产。宋刚和团队不但要设计方案，还需要进行大量协调、劝说。甚至常有街坊大爷、大妈来指挥他：“哎，你这样设计不行，应该……”他记得，永庆坊一期需要出改造方案的房屋一共80栋，有些建筑由于情况复杂反复修改图纸，甚至会改上数十版。“确实磨人，图纸不断变更，施工过程反复纠结调整。”宋刚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如今，永庆坊作为广州旧城改造的标杆项目，已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街区。2021年10月，广州永庆坊保护活化项目，获得建筑领域大奖——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设计奖。“微改造”一词也从这里出发，为广州乃至全国旧城中心区的更新活化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式。

宋刚坦言，当年接下这个项目时，对所谓“微改造”的认知深度远不及当下，对街区整体功能定位也还模糊，尚未有准确的把握，更没有想到最终项目会被提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但也正因如此，无先例可循的摸索和“无知者无畏”的率真使团队作出很多极具创造性的开发，他们一方面对有历史价值的旧房子修复、还原、加固，尽可能忠实地还原历史面貌;另一方面也去粗存精，大胆引入现代业态需要的通透、开放、灵活、创意的元素。例如街区中央的共享中庭，宋刚将竹筒屋结合的位置彻底打开，引入新鲜空气和阳光，这是对共享办公群落的量身定制设计。

新与旧的碰撞，曾引来业内专业人士的尖锐批评，认为新的理念破坏了古城原有的岭南味道。但广州的民众很快接受了改造后的永庆坊，永庆坊也因此焕发了生命力。根据最初定位，永庆坊建成后引入办公、配套公寓、教育等产业。但经过五年的发展，它的商户越来越多元化，咖啡店、剧场、文创小店纷纷聚集到这里。无论什么时候来永庆坊，都随处可见个性打扮的“文艺青年”，周末的夜晚更是人群络绎不绝。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最后改造完的园区里，商业、文化活动应接不暇的同时，又无缝衔接着舍不得搬走的老街坊的日常生活。在年轻人排队拍照的网红咖啡馆、日式饰品店旁边甚至楼上，就是露台晒着背心、衬裤的老住户，再拐个弯，还有坐在家门口修鞋、修家具的老匠人，不为赚什么钱，只因在老街住了一辈子又有点手艺，不想闲着，也服务街坊邻里。

文艺青年们寻找角度自拍，半掩门内正看电视的老人对咫尺外的热闹充耳不闻。不同的世界交织在一起，商业的喧哗与市井生活的安闲，彼此包容、共生，这也使得永庆坊绝无人造布景或符号之感，而是散发真实的人情味与烟火气。这看似奇特却和谐的城市空间，似乎只有在广州才会显现，也只有在这里，才毫不违和。

千年商都的革新求变

向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广州，曾是一座河道如巷的水城，直到上世纪70年代，广州人仍习惯把穿城而过的珠江称为“海”。

古时的广州土著为“越”，广州建城之始，似乎为明人欧大任《百越先贤志》中记载的春秋时代的“南武城”。那时的越人耕耘树艺，渔海樵山，春秋战国中原征伐不已时，广州凭借五岭屏障依然河清海晏，越民不仅身体强壮且讲究生活质量，在广州龙洞飞鹅岭一带，曾考古发现四千多年前装饰用的玉环。

随着秦始皇扫灭六国，公元前221年，秦派50万大军南下。在作战人数和作战经验上，百越军队远不及秦国大军，但断发文身的越人与秦军鏖战十年，使秦人迟迟踏不入百越之地。后秦军主将赵佗和辑百越，团结越人首领，才逐渐得到了当地拥戴。岭南纳入了秦朝版图后，来自中原的汉人源源不断迁入当地，风俗文化南北融合。这些生猛骁勇的越人与谋求改变命运、举家南迁的汉人在深层意识中具有共通之处，他们会通碰撞出了岭南文化中最深层的基因——革新求变。

三元里抗英、黄花岗起义、广州起义……近现代的广州，又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柳立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中国大的主流文化中，也许岭南文化不是那么凸显，但每当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瓶颈，于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岭南文化或者说以广州为核心的广东人，就表现出他们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执行力，从近现代历史中的关键事件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都是如此。

革新求变中，孕育着强大的开放与融合能力，这与广州自古以来的商港地位密切相关，也影响了广州的整个城市空间风貌。两汉至六朝，广州的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已颇为活跃，对外贸易交往，从东南亚扩展至印度、斯里兰卡和阿拉伯半岛。唐代开始，广州更进一步成为全国主要进出口口岸和世界著名的贸易港口城市，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外贸管理官员市舶使，这是中国最早的外贸官员。如今黄埔至庙头一带是当年海外商船停泊的天然外港，城内珠江白鹅潭，则是中外商船停泊交易的深水内港，繁华热闹，称盛一时。

《旧唐书》记载，光公元770年一年，就有四千多艘海船进出广州港。对外贸易的繁盛，使海外商人云集唐代广州，其数量多至十余万，不少人定居于广州，称为住唐蕃人。广州政府划出城西（今光塔路）一带，以河为界，专给住唐蕃人居住，称为“蕃坊”。

宋朝之后，广州将西边的“蕃坊”与东部老城合并，且多次扩建，直至明朝嘉靖四十二年（1563），广州城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扩建，城址东起今越秀路，西到今人民路，南达当时濒临珠江的今万福路、太康路，北跨越秀山。至此，广州城的规模最后定型。清代二百多年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广州城的面积和规模始终保持原状。

自古以来的口岸优势直到清朝的“一口通商”，使广州始终处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前沿地带，岭南文化中兼容并包的吸纳精神逐渐体现在城市空间建设和规划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就是骑楼。这种典型的外廊式建筑物，渊源最早可上溯到约2500年前的希腊“帕特农神庙”，后由英国殖民者带进印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上世纪20年代，往来各地的广州华侨将这种南洋的西方异质建筑文化带回广州。

粤派骑楼尽管是舶来品，却因地制宜地进行了改良，广州人把门廊扩大串通成沿街廊道，廊道上面是居家住宅，下面一边向街敞开，另一边是店面橱窗，走在廊道下就可一眼看到店家的商品。外观也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比如墙体多为中式清水砖材料，其中最具中式建筑特色的，是西关大屋的独特标识——满洲窗——实木窗框嵌镶黄绿相间或彩绘的一块块细小玻璃，顶部的山花挑檐也做成中国特色的柔和拱形顶。广州人不留痕迹地把西方建筑与传统结合起来，最终自成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