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谈《繁花》改编影视剧是导演的作品
作者： 张英
根据金宇澄小说《繁花》改编、由王家卫执导的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中。
时间回到2013年11月，小说发表才半年，王家卫已经主动找到了金宇澄。后来金宇澄回忆起这段经历格外感慨：“当时上海有一些同行还不知道这本小说，但是他已经知道。”《繁花》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图书后，也有一些人找金宇澄谈影视改编权，但王家卫的一句话打动了金宇澄：“导演说的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你写的就是我哥哥姐姐的事情。”
金宇澄没有参与电视剧的剧本创作，他说，小说交给一个导演，剧集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好的导演，不可能原封不动去拍摄小说的。”
而对于这次改编，王家卫的自白是：“《繁花》这本书一共有三十一章，没有连贯的故事，表面是饮食男女，里面是山河岁月，时代变迁。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构，如何下手，简直千头万绪。原著里有一千多处‘不响’，‘不响’不代表沉默，它是一种留白，凡是我不想讲的、不能讲的，讲了为难自己、为难别人的，不响。这也是一个创作者的态度，我只讲我能讲的、我想讲的、我讲得好的。”
“对于书迷我的建议是，带着《繁花》看《繁花》。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繁花》，我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读者，我的解读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对于没看过原著的观众，这个剧集只是蛋糕中的一块，看完之后意犹未尽，我建议你们去看原著。”
王家卫拍《繁花》
《新民周刊》：王家卫拍《繁花》的同名电视剧，你参与了哪些工作？
金宇澄：王家卫是上海人，对《繁花》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也是第一次拍电视剧，（这次过程里）他照搬了美剧的生产流程和做法。在电视剧拍摄前，我只是把小说的影视改编权给了他，然后应他的邀请，参与了最早期的策划环节，比如收集历史材料，做某些内容的解释，做一些初期的准备，包括做一些故事场地调查等等。
之后，《繁花》的整个剧本创作，都跟我没有关系，我连剧情都不知道。编剧是《我的前半生》编剧秦雯，我只是有时候和导演和编剧聊大天，几个人一下午喝茶，讲讲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上海的各种事情，然后记录在案。
《新民周刊》：奇怪，很多导演都爱找小说原著作者写剧本。比如冯小刚总爱找王朔和刘震云写剧本。
金宇澄：其实王家卫和冯小刚不大一样，冯小刚真的是找刘震云去写剧本。王家卫不是，他就是想跟作者聊这个小说，进一步和编剧一起，面对面深入聊。他的电影《花样年华》，也是在香港生活的上海作家写的剧本底稿，导演自己也介入剧本创作。你根本搞不清楚王家卫的剧本和故事，究竟怎么来形成最后的版本的。
当然，另一方面，作为《繁花》作者，我也不是太想知道电视剧的故事走向。你想，任何一个导演（做影视剧改编），绝对不可能还原小说原著，肯定是要有自己的主张。要导演拍得和原著一模一样，不可能。只不过是很多影视剧需要有一个小说托底，有那么一个故事固定的氛围在里面，再进一步创作就比较方便；而凭空编出来的故事，相对来说就“虚”一点了，不那么实在。
《新民周刊》：王家卫签的《繁花》版权包括了电影版，现在电视剧已经拍完，那电影版进行得怎么样？
金宇澄：现在就我所知道的信息，王家卫就是在做一个《繁花》的剧集版。电影的项目没有知悉过，至少在我这边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做，这方面的情况，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也不大问他，他忙得要命，电视剧杀青已经一年多了，但一直在补拍电视剧的镜头。王家卫的这个性格大家知道，不到最后1分钟，根本不知道他取舍的是什么、取舍多少。
《新民周刊》：王家卫没给你看电视剧的样片吗？
金宇澄：没有，我就看了20分钟的电视剧样片，我觉得画面确实就像电影一样，做得确实不一样，他的这种艺术特点非常明显。
至于到最后，电视剧真的要播放时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因为一切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氛围里。
《新民周刊》：我知道，你写《繁花》是无心之举，没有任何功利之心，就是在网络论坛里玩，写了一个帖子发展变成了小说，这是我见过的作家里头，最赤子之心的写作。
金宇澄：王家卫就说我：老金你真是亏，你这个《繁花》，那么多故事，换一个人能写好几部作品了。这是王家卫的原话。我当时回答他说，我是不考虑这个的，我就是要把小说做到最好就好了。这个想法和别人不大一样。
各类样式的改编
《新民周刊》：《繁花》已经有了电视剧和沪语舞台剧，还有评弹、话剧，你喜欢哪一种艺术形式的改编？
金宇澄：作为原作者，改编权给他人了，我就不管不问了。
评弹版的改编，取了原作一块内容。后来我看实景演出，台上坐着六七个人，就把其中一章轮流又弹又唱。我后来仔细一想，因为人多，背台词就可以省很多工夫，等于集体在一起就把这个活给干了，实际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办法。舞台剧《繁花》第二季的内容比第一季要好一些。话剧《繁花》都是小说内容，有些原作的味道。电影电视的改编，相对要求就更高一点。真的变成电视剧或者电影，那真的就是导演的作品了。这些不同也是样式的关系，过审的要求也都不一样。
我后来才发现，《繁花》最合适的（改编样式）是苏州评话，一整本，一点点说下来。但这又像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你想，艺术家要彻底把这本书给背下来，那要多大的热情、多大的意志力才能做到啊。所以现在最合适的改编还没人做。过去那种做评话的老先生，一辈子就说几部书，现在谁还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花这么大的体力、这么长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啊。
《新民周刊》：以前中国作家总把写电影剧本和写电视剧本当成一个坏事，还被批评家说成是万恶之源。其实我觉得作家写电视剧和电影剧本，对小说创作也是有好处的，比如讲完整的故事，要有结构和逻辑，包括人物的对白。
金宇澄：“万恶之源”这个说法也太严重了。我写过电视剧，应该说，“对话”这一块的锻炼，很有帮助。但电视剧的逻辑性、对话，和小说对故事和对话的要求，实际又是不大一样的。因为文学最要紧的是语言，很多作家都这么说过，语言体现了一种文本的样式。小说的语言和样式这一块，和电影、电视剧要求完全不同。
《繁花》与城市文学
《新民周刊》：《繁花》是40多年跨度的上海生活，一本上海市民的“凡人传”。跳出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宏大的场景，写人与街道的关系，因为人，街道有了体温，有了感情，血肉相连，有了味道。
金宇澄：上世纪30年代，上海有一本《亭子间嫂嫂》，是一本所谓的通俗小说。亭子间嫂嫂呆在亭子间里，各行各业的男人都来找她，以不变应万变，通过来人的各种自述，记录当年人群的状态，城市的侧面就出来了，这也是严肃的文学主题。《繁花》尽量借助无数的人，显现无数的人生和声音。
《新民周刊》：市井生活和市民叙事，在以往的小说里，并未占据主体的位置。
金宇澄：城市主题是被打压的。几十年停止人员流动，城市一度处在沉睡边缘，然后开始苏醒了，人口又开始聚散，开始积蓄各种复杂变化和感受。农村题材包括小镇生活，永远是活跃的，绘声绘色的，写农家门口有一条路，有一棵大树，小院前后风景是怎样的。城市风景也许更复杂，它的风景就是街道、建筑与人——很多建筑地标，各种不同的店铺，不同的功能街区和场景。出没在农村和城市的人，两者的丰富性，可以充分比较。
如果把市井生活理解成不同城市的观察、不同地域的表达，更能增加魅力和感染力。这和乡土文学的内容其实也一样，作者视角的形成，摆脱不了原生地的遗传，相信在我们城市化的今天，集中书写城市的时代，已经不远了。
《新民周刊》：你不同意“城市无文化”的论调，为什么？
金宇澄：这是很旧的结论，习惯以城乡分类。乡土不高出城市一等，其实表达乡土与城市情感的途径是一样的，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写得好和不好之分。
城市也是孕育文学的极佳温床。城市早已成为很多人的故乡，人生之源。
《新民周刊》：到目前为止，上海在文学上似乎远未建构完成……
金宇澄：上海是中国城市发展最完备的地方，都市的样板。上海的生活方式、市民状态，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写城市，你要深入到城市生活中，（要熟悉）这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
《新民周刊》：你说茅盾的《子夜》对你写《繁花》有影响，为什么？
金宇澄：《子夜》好在什么地方？当然现在看，它里面好像阶级太分明了，写资本家、工人等等，但是它会让你感觉有整体的东西。茅盾这个点是非常好的，分成几个点写出整体的东西，是和集中在一个点上写是不一样的。这是我的想法。
书写沉默的大多数
《新民周刊》：《繁花》用文字还原了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只往人生琐碎里去，你为什么要这样写？
金宇澄：我觉得，小说应该有一个生活主张，把这些人的生活写出来，不强调什么。人生就像是一棵树，或者像一片树叶、一朵花，没有更重要的任务。我们总觉得我们的时代特别重要，但是实际上非常脆弱。树叶一旦被风吹走，根本找不到它在哪里。要趁它还在的时候描写就可以了。
小说实际状态和人生状态是一样的，它有一个规律，像一朵花一样，花开必定凋零，最后枯萎死掉。肯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很多年没写小说，是有好处的，如果《繁花》在20年以前就写掉的话，我还没把人生看这么清楚。
《新民周刊》：《繁花》里写的这些人物，有什么分别？
金宇澄：沪生是土生土长，实际上的干部子弟，和北京一样，上海也有王朔小说里写的大院子弟，主管城市阶层的后代都是讲普通话的干部子弟，不过这个普通话带有上海某地域口音，就是所谓的“塑料普通话”，类似的包括“复旦普通话”“同济普通话”等什么四大普通话，等于是一种社会阶层特征。我父亲是苏州人，他讲上海话带有苏州口音，个人认为，上海话难免都带有各种历史口音。
《新民周刊》：城市的灵魂就是人，所有景观街道只不过是背景，是绿叶，红花是人。把人写好了就有了生活，有了体温，有了感情，这个城市自然就有了它的气魄。
金宇澄：过去说的“文学是人学”。上海人怎么生活的，应该有很多道具，应该有很多背景。我有七年的时间在北方，我形容是一只脚在上海，一只脚在外面，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要了解这座城市，首先要了解城市里的人，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有很多时候外界的知识分子用他们的眼光来批判上海的市民，那就产生问题了，实际上应该用市民对照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