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一甲子

1963年10月，时年55岁的法国人埃德加·富尔携带戴高乐总统的亲笔信到达北京。之后仅仅三个月，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就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法建交过程比中美建交要快很多。中美建交的第一步，起始于1971年的“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访华。然而，中美真正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要到八年以后的1979年1月1日。

中法建交新闻事件当时举世惊愕。特别是美国——时任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表示，“朝鲜战争以后截至当时，与中国建交的42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比得上法国”，惊慌之态溢于言表。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紧急约见法国驻美大使阿尔方，情绪激动地责怪法国“妨碍了美国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这个选举年”。美方甚至一口咬定，法国人的主要目的是“向美国炫耀他们的独立性”。

然而，时间能证明法国的做法无非先行了一步。西方国家中，意大利、加拿大等国于1970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随着基辛格访华，以及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英国、日本、联邦德国等等纷纷与中国建交。直至1979年中美建交时，已经很难找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外交关系的西欧、北美主要国家了。中美，也必然地走上建交之路。

西方大国中，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往上，法国无疑是领先一步的。

法国看到了什么？早在十多年前就解密的法国外交档案显示，在回复腊斯克时，阿尔方按照戴高乐总统的指示称：“法国认为北京政府已存在了14年，北京政府在中国大陆的权威是不容争辩的，它代表着中国6.5亿人口，这些人口的现在、过去和未来作用构成一个政治事实，即不得不重视北京政府。”

岁月流逝，世界局势也在不断变化。然而，中法关系却长期稳步前行。

从蓬皮杜、德斯坦、密特朗、希拉克，到萨科齐、奥朗德，再到如今的马克龙，法国历任总统的多次访华，是明证。

1975年5月12日至1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法国，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西方大国。德斯坦总统同邓小平举行两次会谈，并破例出席在中国驻法使馆举行的午宴。访问期间，双方决定成立经济贸易混委会。从此开始，中国历任领导人的访法之旅，也都是明证。

新时代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3月、2019年3月两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显示的无疑也是中法关系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前列。2019年，中法建交55年之际，为继续深化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达成中法关系行动计划。

如今，中法建交一甲子，双边关系行稳致远，更期在更广泛的全球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动荡变革期的交流弥足珍贵

在中法建交6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2023年11月24日，中法人文交流机制中方牵头人、外交部长王毅同法方牵头人、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该机制第六次会议。王毅在此次会议上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消除隔阂偏见，在国际关系中营造开放包容、和谐共处的良好氛围，在世界人民心中播撒尊重理解、友好共赢的种子，是通向和平的正确道路，也是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

王毅此言，意涵丰富，对世界格局、国际关系有着“变”与“不变”的辩证分析。“新的动荡变革期”，其实讲的是世界格局之变。从曾经的动荡变革期，到国际局势相对平稳时期，再到一段动荡变革期，及至如今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变，可能比过去的动荡变革期更为剧烈。但穿越了动荡—平稳—再动荡的周期回看，中法关系尽管也有过些微的波折，却总体上稳步前行。

回顾历史——中法之所以在1964年1月建交，实际上是因为在那个国际局势很是动荡的年代，双方就认识到了不同文明交流对话，以及消除隔阂与偏见的重要性。不过，这些认识并非一朝一夕达成。

众所周知，在西方国家中，英国于1950年1月6日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其中当然也有不少奥妙。对英国来说，如此行事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当时其还控制着香港地区。其希望中国的政权更迭不会影响到港英当局的殖民统治。从大历史的角度，新中国当然要促使香港回归。然而，在新中国建政之初，并没有将香港回归问题摆在最优先解决的事务行列。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率先追求的是国家的大致统一，以及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中英本可循序渐进地发展关系。

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英关系正常化的势头中断。之后，英国在朝鲜问题、台湾问题和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上追随美国，使得中英外交关系长期停留在代办级。与英国不同的是，诸如挪威、瑞典、丹麦、芬兰、瑞士等欧洲国家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初承认了新中国，并很快与新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法国的情况又有不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法国政府是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因在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人民抗法斗争如火如荼，而新中国是坚决支持越南的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战争的。当时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本身也政局动荡。在法兰西抵抗德国法西斯的英雄戴高乐将军被迫下野，且被禁止在广播电视上发表讲话以后，法国政局愈加混乱，内阁如走马灯似的更换。直到戴高乐东山再起——1958年9月28日，法国公民投票批准了戴高乐提出的新宪法草案，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宣告诞生。

曾在1952年、1955年两度出任法国总理的埃德加·富尔此际全力支持戴高乐复出。戴高乐肯定知道富尔在对华关系上的态度。原因在于富尔担任总理期间，就曾研究中法建交问题，但一直没有时间解决。富尔为法国迈出的第一步是在北京设立法国新闻处，也让新中国在法国设立新闻处。

卸任总理后，富尔曾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于1957年5月20日至6月22日前往中国，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度的“私人旅行”。时年53岁的富尔称，因为中法没有外交关系，自己“或许是第一位手持活页签证跨越中国边界的西方政界人士”。归国后，富尔曾公开发表文章表示，“法国没有奉行‘两个中国’政策的理由”。法国读者还了解到，富尔在中国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他在华旅行期间，曾到访即将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感触极为深刻，以至于归国后写作出版的有关他观察新中国的著作，取名“龟蛇”（Le serpent etla tortue）。书中，他不仅巧妙借用毛泽东词作《水调歌头·游泳》中“龟蛇锁大江”和“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之句，更希望中法关系能似武汉长江两岸的龟山、蛇山一般，得以跨越山海连通起来，亦即建交。

读到富尔寄赠《龟蛇》一书的戴高乐，回信表示，与中国建交是很有意义之事。然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初期的戴高乐，要急忙解决的问题很多——非洲等地法属殖民地的独立问题要妥善解决，其中包括令人头疼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循着第四共和国时期签署的罗马条约承诺，加入欧共体并发行新法郎亦是急事；更有修改总统选举方式为全民投票云云。直到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令戴高乐乃至整个法国都感觉到必须加快去做些什么了！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个在意大利与土耳其，一个在古巴，纷纷部署导弹，并各自摸着核按钮。要知道，一旦启动核热战，可不仅仅是美苏互相毁灭，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将全部毁灭！

世界该选择对抗，还是连通？美苏之外的大国，该做些什么呢？

1963年8月，富尔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度假胜地达沃斯两度会见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中方明确通过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再次访问中国。富尔遂返回巴黎，面见戴高乐。戴高乐授权富尔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关系，并将给中方的亲笔信交给富尔，委派他秘密前往北京。富尔的行程是这样的——先前往柬埔寨拜访戴高乐非常欣赏的西哈努克亲王，同时制造一种烟幕弹，以掩盖此行的真实目的。接着，由香港进入中国内地。作为戴高乐秘使、特使，富尔此行，当年知之者甚少，然而却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一笔——给处于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了极为重要的稳定因子。中法这样的交流，弥足珍贵。

尊重，一定是互相的

1963年10月21日，时任外交部法国科负责人张锡昌站在深圳罗湖桥畔迎接富尔。22日，富尔抵达北京；23日，会见周恩来。之后富尔又与周恩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上海进行了六次实质性会谈。

会谈之所以进行了数个回合，是因为中法之间都有自身极为关切之事。

富尔此番来华前，戴高乐给出三套对华关系方案——无条件承认、有条件承认、短期内承认。他关照富尔，尽量做到第一方案，亦即无条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正因此，富尔此番来华前，戴高乐给出三套对华关系方案——无条件承认、有条件承认、短期内承认。他关照富尔，尽量做到第一方案，亦即无条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戴高乐也在给富尔的书面指示中写道，“严格来说，我们无求于人”。

中国自然有泱泱大国的气度。周恩来会见富尔时对戴高乐的建交三个方案明确做了答复，指出：法国可以从与中国完全平等地位出发，在以下方式中任选其一：全建交方式，如瑞士与北欧诸国那样，也就是说法国先同台湾当局“断交”，然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半建交方式，如英国、荷兰那样；暂缓建交。周恩来指出：中方欢迎积极的、直接的建交方式。

中法都想着最好能够直接建交，但许多事又绕不开。

对于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是自身的核心利益，绝不会为了希求与法国建交而同意“两个中国”之类方案。对于法国来说，则希望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过程中，有一个在其看来体面的与台湾当局“断交”之法。

富尔一再告知中方，“戴高乐将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不要强加使他不愉快或者丢脸的条件”。周恩来则正告富尔，中法都是“有自尊心的民族和奉行独立的国家”。换言之，严格来说，中国何尝有求于人？

富尔诚恳地表态称，早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曾企图承认新中国，可一直没有逢着机缘。“法国在13年前已经犯下一个错误。”富尔表示，“我本人很愿意承认这个错误，但作为大国，法国很难去主动认错。”

其实，法国对新中国并非从一开始就有好感。1951年戛纳电影节期间，苏联方面携带影片《新中国》来到法国，令法国外交部非常恐慌。在法方对苏百般交涉之下，《新中国》没能放映，可见法国方面对中国的戒心。1954年4月到7月，解决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周恩来率团与会。同样与会的法国方面本可以借此机会与中国对话。可当时法国总理拉尼埃并不想在印支谋求和平。他的“拖字诀”，令会议初期的中法代表形同陌路。会开到一半，拉尼埃倒台。接替他出任法国总理的孟戴斯－弗朗斯在组阁后，以法国总理兼外长的身份来到日内瓦，并成功与周恩来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