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样本调查：单亲留守，更大的隐患

4月8日，备受关注的邯郸一名初中学生被三名同学杀害案，有了最新消息。检察机关通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对邯郸初中生遇害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核准追诉。这一通报既回应了舆论关切，更是对被害人家属的安慰。

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大家都关注到，事件中三名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都是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再次被推到公众面前。

根据《2023年乡村教育发展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留守儿童数量已降至902万人。数量上留守儿童持续减少，客观而言，多数留守儿童正常长大成人。但大量农村调研显示，很多留守儿童的成长的确处在缺少关爱的环境中，新的互联网环境让缺少关爱的心灵有了出现偏差的更大风险。

2024年3月，《新民周刊》记者前往河南省商丘市睢县董店乡玉皇庙村进行乡村留守儿童样本调查。这座豫东村庄，有一条500米的土路穿过田野，连接着柏油马路与村小——睢县向阳小学。一辆灰色面包车停在校门口，路面扬起漫天黄土。司机名叫吴传钰——向阳小学校长。

向阳小学留守儿童占比30%，由于交通不便，村里大部分学生转到镇上或县城学校就读。村小总人数逐年减少：200人、100人，再到目前的55人。

吴传钰头发凌乱，手里攥着一打学生的笑脸照。他告诉《新民周刊》，因学校靠近中原鞋都集聚区，父母返乡务工的多了，留守儿童也在逐年减少。近些年，农村单亲留守儿童是最为值得关注的群体。

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王会，专注农村调研十多年。她分析，单亲留守儿童增多与农村婚姻观念的变迁有着直接关系。中国第一代农民工，主要以半工半耕为基础，当时，农村家庭为了应对经济压力会主动调试融入城镇化。他们大多把孩子带在身边，或等孩子成长到青春期时再外出打工。

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集中在85后和90后，他们是第一代留守儿童。现在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中一部分人成了新一代留守儿童。

相比之下，现在的留守儿童面临的状况更为复杂。伴随着儿童长期留守化、乡村熟人社会断裂，读书改变命运的思想愈发弱化，直接导致农村家庭结构撕裂。父母与孩子常年见不了几面，电子屏幕代替父母陪伴，甚至出现“没有父母概念”的极端案例。王会说，每一个单亲留守儿童的问题背后都是一个个不完整家庭的问题。

破裂

3月25日前夜，睢县下起小雨，向阳小学露天食堂蓝色塑料凳上积了些水洼，学生们只能三三两两站着或蹲着。三个小学生端着饭缸，跑到一旁干燥的橡胶地面扒拉了两口，“扑通”坐在地上。

向阳小学美术教室里，三个孩子很安静，他们正围着六角形桌子补作业，最右边的男孩名叫许立，今年12岁。“老师为什么让补作业？”他低头沉默，好一会，小声说：“我写错练习册了。”

许立，读五年级，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二年级时父母离异，之后，这位少年成绩下滑，性情大变。据吕肖洁老师说，最多时，她曾一天打三四次电话请家长，原因是许立常常和同学发生冲突，动手打架。

王会调研过多个单亲留守儿童家庭，对这个群体并不陌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打工潮的兴起，农村家庭价值观发生本质改变。以往妇女对孩子的抚养意识较强，现代女性则以个人幸福为优先级，往往不会只局限于带娃或婚姻。

相比婚姻，经济上的独立更能带给农村女性安全感。因此，农村家庭破裂状况越发凸显，而离婚后，单亲留守儿童多由父亲肩负监管义务。

许立父母已离异三年，两人长期在外打工，均不懂得如何与孩子沟通。母亲过年才回家一次，平日里母子俩依赖于微信沟通；今年，父亲打工返乡，在距离村庄8公里的县城开了饭馆，忙着挣钱。用父亲的话说：“这孩子，很懂事，我没操过什么心。”

爷爷奶奶忙于农耕，更察觉不到少年的细微变化，祖孙两代的交流通常机械重复——

“作业写完没？”

“写完了。”

“在学校不要打架。”

“嗯。”

“好好学习。”

“哦。”

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少年，积压的情绪找不到宣泄出口，许立有着他这个年龄段不该有的成熟。

谈及和同学发生冲突的原因，许立的回答有些小心翼翼。“他们侮辱我，说了侮辱我的话。”“因为爸爸妈妈的关系吗？”他摇头。“那说了什么？”他又使劲摇了摇头，拒绝回答。

至今仍有学生家长未进入班级群，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运气好，电话打通了，家长也只丢下一句话：“老师，我们不在家，你们该打就打吧。”

在吕肖洁眼中，许立是个不错的学习苗子，客厅墙上贴满大大小小二十多张奖状。客厅东南角一间5平方米的小房间，反映出许立目前的生活状态：床上被褥没有整理，上面散落着一些拆封的零食塑料袋，床头柜上放着电子产品。许立奶奶说写完作业他会把自己关在房间，抱着手机打游戏。

许立父亲看到孩子成绩下滑，买了一个“学习很苦，坚持很酷”的木质画框，挂在床头。但许立给父亲的标签却是“他总是批评我” 。许立父亲很苦恼，自己为了孩子起早贪黑，为何他总是不领情。

相比许立，8岁的李雨宣对家庭变故似乎未有太大感知。李雨宣，一年级，在2岁时，母亲出走，父亲再婚，父亲常年在福建打工。担任英语、美术多科教学的老师吴景阁处理过李雨宣和同学之间的矛盾冲突。“他分不清对与错，喜欢欺负同学，朋友圈大多是弱势小朋友。”

吕肖洁觉得，李雨宣的爷爷奶奶读书少，身体差，能顾上他吃饱穿暖就不错了，教育方面指望不上。由于李雨宣长期缺乏关注和规则意识，导致他的共情能力、自理能力都比较差。“他集中不了注意力，有一次上美术课，不到5分钟画纸就被他揉得皱皱的。”

有研究显示，单亲留守儿童出现上述现象较为普遍。在《离异家庭留守儿童的教育及其影响路径研究》一文中，湖北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讲师向蓉认为，留守儿童觉得离异家庭低人一等，自我封闭，不愿与人交往，内心对于父母离异的不满与愤怒，常常迁怒于同龄伙伴身上。

在生活中，单亲留守儿童由于脆弱和不善言辞易被集体孤立和边缘化，从而形成内向、自卑的性格。而他们的父母，往往对此毫不知情。吕肖洁说，至今仍有学生家长未进入班级群，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运气好，电话打通了，家长也只丢下一句话：“老师，我们不在家，你们该打就打吧。”

吕肖洁很无奈，她坦言，在农村，家庭教育几乎是没有的，家长对自己的子女都漠不关心。他们认为既然把学生送到了学校，就是老师的责任。只要不磕着碰着，平平安安就行了，至于学业、梦想、未来，家长无能为力。

依恋

在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民政府网站，关于董店乡玉皇庙村有这样一段描述——玉皇庙村位于董店街道以北4公里，紧邻省道211，全村人口535户1733人，耕地1891亩。本村主导产业是小麦种植，18—65岁有劳动力1000人，外出务工475人。

全村47.5%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意味着乡村正在面临“空心化”，孩子被迫留守已是常态。而留守儿童的部分父辈也有过被留守的经历。研究发现，30年来，农村家庭变迁与婚姻观念变化，令留守经历的代际传递非常凸显。

王会按照时间粗略划分，第一代留守儿童是80后、90后，第二代留守儿童是00后，第三代留守儿童是10后。长大后的留守儿童，即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儿时留守经历是否会深刻影响孩子的人生走向，他们又将怎样去抚育下一代？

2014年，蒋能杰拍摄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在影院上映，这部片子记录了湖南邵阳市一渡水镇光安村三个农村留守家庭的故事，他们是第二代留守儿童，当时，村子里几乎有58%的人都在外务工，其中80%在广东省。父母的长期缺位给孩子们带来一系列的“累计效应”。

十年过去，片中三个家庭五个孩子，四个考取大学，一个学了理发。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吴国宏表示，这三个家庭孩子的命运算得上幸运。虽有坎坷，有阵痛，但也有可依恋的亲密关系。有的父母觉得幸福太抽象，不就是穿衣吃饭，有钱什么都能解决。实际上，安全依恋的发展关键期，往往在六岁之前，一旦错过，弥补起来将非常困难。

记者联系上留守儿童蒋云洁时，她已经21岁，是湖南生物机电学院大二学生。2009年，年仅6岁的蒋云洁出现在蒋能杰的镜头里，与奶奶相依为命。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快快长大，出去打工赚钱，为奶奶治病。

当被问想不想爸爸妈妈时，蒋云洁略带苦涩笑着回答：“我不想，家里有个相片。”奶奶去世后，蒋云洁心里像断了一根线。直到今天，蒋云洁仍对父母有莫名生疏感，打电话也只是几句客套问候。童年留守更像一张无形的网缠绕着蒋云洁，让她不自觉地自律与紧绷。

“当时想学服装设计，但我脑子没有别人灵活。”毕业后做什么？工作好不好找？能力不够怎么办？蒋云洁好像控制不住地专注自己的缺点，只有暑假打工赚学费，她才能找回些许安全感。有时她会羡慕父母把妹妹一直带在身边，那些陪伴是她21年来从未得到过的。

范魏煜的安全依恋来自于姐姐范魏媛。出生时，母亲难产去世，父亲曾两次入狱，姐姐被迫吃下所有苦。2020年秋季，范魏煜以541分的成绩考入湖南衡阳市南华大学。谈及留守，小煜脑海中并未留下太多痕迹，他只记得村里的路不通，每天要很早爬起来上学。

相比之下，范魏媛的痛感来得强烈一些。她自12岁开始打工攒学费，第一年到东莞，就在流水线上待了十几个小时，做圣诞树上的球。50天挣了1400元，后来因为年龄太小没人敢用她。高考那年，因为付不起学费，小媛几度放弃，最后被一所专科学校录取，学费也是东拼西凑。

姐弟俩与父亲关系一直很紧张，范魏媛说，父亲出狱后，不指望能帮上什么忙，只求他改过自新，好好生活。“他才53岁，连自己都养不好，还想在我这里拿钱，让我怎么接受。”范魏媛决定放手，她内心清楚，他人的命运自己无法掌控，即便是父母。

王会认为，早年的留守经历没有“过去了就好”，这种经历带来的焦虑和抵触已渗透进这些儿童期曾经留守的成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在复制父辈留守的照护模式，有的通过反向弥补中断消极情感的代际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