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人的上海之“金”

上海近现代城市起源，首先是经济性的，自漕运码头走来，一步步迈向航运、贸易直至金融中心。其中，1949年解放后的上海金融业转型发展尤为亮眼。有人形容，上海好比金笔，虽然受过时髦的圆珠笔挑战，受过别人的冷落，但终会折射迷人光彩！

那时繁荣不属于人民

上海是近代中国金融业的重要发祥地，1843年开埠后，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贸易发展的强劲实力，吸引中外金融机构纷至沓来。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是远东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股票、债券市场交易额在远东首屈一指，黄金成交量仅次于伦敦、纽约，更是全国金融银外汇的总汇和货币发行的枢纽。

不少文章每每谈及这些盛况，总是为上海冠以“中国最大工商业中心”头衔，但“工”和“商”谁主谁次，却鲜少细究。国民党当局覆灭前的最后一次全国经济普查（1948年版）统计，上海工厂约占全国的55%，产业工人占54%。但严格来说，上海城市形成与扩张，最初是从商业尤其航运贸易起家，工业发展较晚，又始终附庸于商业特别是金融业，其经济结构是“商业（金融业）大于工业、机构臃肿、畸形发展”。1949年上半年的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统计，工商业总共11万户，其中金融和流通领域的商户与从事生产的工厂的比例为10：1，两者资本额约1：1。

细品个中滋味，如果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倒也罢了，但上海金融业投机之甚，到了解放前夕俨然到了疯狂地步。以银行钱庄为例，1937年为76家，1949年变为211家，数量达到2.8倍左右。同一时期内，上海人口从300多万增至500多万，还不到一倍，工业生产还比抗战之前更加萧条。很明显，金融机构猛增，并非人口增长和生产发展需要，而是旨在谋取暴利的投机活动。本质上，金融业本身不创造财富，它通过出借资本来获利，参与现有及未来财富的再分配，这也意味着金融具有“寄生”与“造血”的双重特征。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中国，贵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无奈地成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从中国百姓身上抽血的“针孔”。

在上海，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国银行通过主导外汇行市和出口外币外钞，控制中国货币金融，垄断中国市场，也利用各种政治贷款，影响中国政治。1949年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的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奚伦这样描述当年的金融业务，中外银行本应站在居间位置，调节国际金融往来，服务国际贸易，可上海金融圈却是外国银行控制运输、保险，连利率、所得税也是他们的天下，让中国人去适应他们的条件，“在华资银行户头上，向来只有‘我们资金流入’外国银行的‘往’，很少有外资银行拨付我们银行账面的‘来’”。常见的上海外贸模式是：外国进口商从中国进口，只要开纸空头信用证，在上面片面提出苛刻条件，要挟中国制造商按条件把货物包装起运，等外商拿到提单后才开汇票，而中国进口商要向外国买货，情况正好相反，首先必须填好购买证，办完结汇手续，把美元英镑送到外商手里后，才能发货，“因为在帝国主义者眼里，总认自己有信用，看不起中国人，便营造出这样一套‘殖民地贸易’式的‘购买证制度’，把风险全部转嫁到中国人身上”。

而国民党反动的金融政策更让上海城市经济“气血两亏”。内战三年，国民党当局犹如资不抵债的银行，眼见公债打了六折五折都无人问津，只能乞灵于印刷机，靠滥发法币筹措军费。1947年，“流量作家”张爱玲拿着千字六万元的稿费，也只敢奉行“每月生活费不超百万元”的原则。到了1948年，国民党异想天开，以法币按三百万换一的比率，命令人民兑换金圆券，并强迫人民以黄金向国家银行兑换金圆券。结果，上海市民的黄金尽被搜刮而去，蒋介石逃亡台湾，把20多万亿金圆券丢在市民衣袋里。市面上，商业活动沦为囤积居奇、买卖金钞、放高利贷以及“踢皮球”“卖栈单”“抢帽子”等买空卖空的行为，据估计，此时申城至少有20万人以金融投机为业。上海，这支“金笔”，属实与人民无关。

人民币为人民服务

1949年5月27日，江海关升起红旗时，尚未洗去征尘的三野司令员兼上海市长陈毅就对军管会人员说：“政治作战的比例上，我们是九个人打一个蒋匪军，而在军事上，我们是五个打一个匪徒。在经济作战上，我们是更要好好学习，要依靠着市民大众的合作来恢复上海繁荣。”还没管理过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共产党，能在金融上战胜那帮老奸巨猾的敌对势力吗？

解放军一进城，人民政府依法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的18家银行、19家保险公司和5家官商合办银行。通过一系列依法接管和改组，在上海金融市场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银行的领导。

解放军一进城，人民政府依法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的18家银行、19家保险公司和5家官商合办银行。通过一系列依法接管和改组，在上海金融市场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银行的领导。

新生的上海，最要紧的经济课题莫过于平抑物价。金融界里有一条视为圭臬的“费希尔公式”——MV=PQ，即货币量×货币流通速度=价格水平×交易商品总量，货币流通量乘以人们花钞票的速度，等于物价上涨的速度。国民党丢下的通货膨胀，除开纸币滥发，再就是老百姓对纸币丧失信心，早上买只鸡的钱，晚上只能买颗蛋，老百姓当然不留现金，一拿到钞票就火速换成货品保值，哪怕打瓶酱油放家里也心安。于是，方程式中本不该是巨变量的V（货币流通速度）就疯狂激增，同样一张100元纸币，如果一天里飞速交易100次，就变成1万元的“流动性”，能把市面上的酱油买光，而P（物价）也就在“疯狂买买买”的货币流动中扶摇直上。要抑制通胀，保卫人民币，根本之道是恢复老百姓对货币的信心，不要一拿到现钞就上街“野蛮采购”。军管会第一时间要求人民币流通，但投机势力置若罔闻，他们分别以金钞（黄金和美钞）和袁头（银元）为标的物，猛攻人民币。6月10日前的一周里，袁头的黑市兑换价从800元人民币跳到2000多元，有人叫嚣：“解放军进得了上海，可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人民政府当然不会坐视不管。6月10日，辖区包含上海的华东行政区颁布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商店也与人民政府合作，拒收银元。同日，上海市公安局查封金融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逮捕正在非法交易的投机巨头及银贩，到11月下旬查获26家地下钱庄。掐断投机资金血管。同时，一切市政公用事业只收人民币，税收也征收人民币。继“银元之战”后，10至12月，人民政府又以雄厚的物资供应，在商品流通领域打赢了投机资本家掀起的“两白（米、棉）一黑（煤）”大战，使人民币进一步站稳脚跟。两场较量用事实教育了资产阶级，使他们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管理经济特别是大城市经济的能力，人民币获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

作为旧时代的过来人，对国民党掠夺性政策深恶痛绝的经济学大师马寅初热情讴歌“红色货币战”的胜利，“共产党在很短时间里结束国内大规模战争，彻底统一全国财政，国家预算收支平衡，阻断通货膨胀道路。银行货币收支也做到平衡，所有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合作社等库存资金除保留零星用费外，一概存入国家银行，使国家银行有可能利用这些存款供应借款者的需要。此外，政府又掌握大量物资，进行全国性调剂，如以川米（四川大米）接济上海。因此，自1950年3月以后物资供求也得到平衡了。外汇收支也早已平衡了。有了这四种平衡，即财政收支平衡，货币出纳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外汇收支平衡，1949—1954年全国各地物价很少变动，人民币信用之高，是旧中国历史上所未有……在这样巩固的基础上，人民币信用将日益增长，成为世界上最完美、最健全的货币之一。”马寅初这样断言是有依据的，1950年12月上海物价比1950年2月降低15%，且从6月起物价趋于平稳，宣告抗战爆发后连续12年的涨价潮告一段落，市民无不拍手称好。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与麦克法夸尔合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国民收入积累率大多控制在年均24.2%左右的合理范围，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上海，1957年与1952年相比，市民人均消费水平指数增长超过30%，而物价指数同期仅上涨9.5%，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增长3倍多，仅此一点，共产党‘说到做到’的作风，让上海人心服口服”。

1978年，当邓小平用那双有力的手拉开中国大门时，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上海金融站到新的风口浪尖。

至于上海相对收缩的对外金融功能，则要从另一个维度思考。早在1949年初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以“统制外贸”一词描绘未来国家进出口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金融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把上海的金融机构总行、总公司迁到北京，所有进出口总公司也设在北京。国家从南到北设立广州、上海、青岛、天津、大连等五大口岸，维系与世界的贸易关系，它们都受北京总部领导。这种局面的形成，绝不是某个人的原因，而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大搞封锁禁运、台湾蒋介石集团武力袭扰、社会主义大家庭单一市场等等因素叠加带来的合力，构成了其时的中国涉外贸易和金融的高度计划格局。有意思的是，上海外贸却变得更健康（相对于旧中国时代），作为过境地，山南海北的产品、商品继续从上海出入，而上海自身工业和科技实力也奠定了良好的出口基础，上海外贸因此保持了一个纪录——全国的六分之一，这种“幸福”足足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不仅如此，执行管理外汇任务的国有中国银行针对上海的特殊地位，专门在此保留庞大的金融服务机构，以满足贸易购汇结汇业务。相当长时间里，在上海外汇交易所，每天开市时，先由中国银行公布开盘价格，继而由交易员在交易所内根据外汇供求情况自由议价成交。国家本着“推广输出，管理进口，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基本原则，确定管理中外进出口对象，并把进出口货品分为准许、特许、禁止三项，出口必须结汇，进口必须领取进口许可证，除以外汇办法管理进出口贸易，更规定了可以易货贸易。这种安排，既适应了当时全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国情，同时也为上海未来金融大发展留出空间。

直面“汤因比效应”

1978年，当邓小平用那双有力的手拉开中国大门时，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上海金融站到新的风口浪尖。为了发挥银行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诸多专业银行相继恢复或从人民银行中分立出来，纷纷在上海设立机构，1986年，国务院决定重组交通银行，并把它从北京迁至上海，至此国内各大银行均在上海完成机构的设立。

生活告诉我们，当一种传统秩序消失之日，也正是这种秩序下的利益格局重塑之时。上海金融改革的市场压力，首先在上海外贸领域造成经典的“挑战—应战—再挑战—再应战”的汤因比效应。原上海文体进出口公司外销员倪智强记得，改革前，这家“外贸老字号”从不算细账，盈亏都是国家的，企业只管进进出出，但随着改革深入，企业取消“皇粮”，好坏都是你兜着，迫使你担起责任，重视市场，也振奋人们一度失落的想象力、创造性。倪智强不仅要关注国际市场变化，与外方联手生产定牌产品，同时越发关注金融知识，“要搞清怎么去投货物保险，不同的保价针对不同的货品，还要关心外汇波动，在银行帮助下确定浮动价格公式，减少汇率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