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工匠沈鸿：边区的工业之父

罗店，是上海宝山的一个古镇，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一个水陆交通发达的商业大镇，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更有“金罗店”之称。上海解放后，罗店更因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声名远扬。因为特别的缘分，笔者在刚懂事时，就随父亲多次到罗店走亲访友，了解了罗店的风土人情和掌故。年前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又到罗店，才知道东西巷里隐藏着沈鸿与利用锁厂的传奇故事：一位上海布店学徒出身的小老板，在抗日烽火中，上海的工厂纷纷西迁国民党统治区的时候，带着利用锁厂的7名工人和10台机器，辗转数千里，奔向延安，利用厂成了上海唯一一家迁到陕甘宁边区的工厂，沈鸿也成了边区的工业之父；1958年作为中共八大的代表，沈鸿致信毛泽东主席，自告奋勇地建议，要在我国还没有大型锻造设备的情况下，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制造一台万吨水压机，跨越式地提高我国机械制造水平。沈鸿实实在在造出了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一项项的自主创新、科技攻关，让沈鸿成了闻名遐迩的大国工匠。

红色总工及边区工业之父

1906年5月19日，沈鸿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的一个小作坊主家庭。1919年，失去父亲后贫病交加的沈鸿只读了四年小学，便只身来到上海虹口协泰新布店当学徒。沈鸿在学卖布技艺的同时，喜欢看书读报，尤其好读各种科学知识，还迷上了各种机械，总想探究其中的奥秘。有一次，他花一元多钱买了个怀表，想着弄明白这表的时针、分针为何能如此协调地走动，就在几天里拆了装，装了拆，虽然怀表最后报废了，但他对怀表的元件和性能有了深刻的认识。随后他又迷上了拆装弹子锁，弄清了锁的构造与装配要领。沈鸿就是从小的机械开始，拆拆装装，反复实践，慢慢积累了丰富的机械知识和技能。因此，后来沈鸿常说自己这个工程师是从拆修钟表开始的。

在补习文化的过程中，沈鸿接触到了进步人士，读到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等书刊，萌生了进步思想，开始梦想实业救国。1931年，沈鸿谢绝协泰新布店师傅的一再挽留，离开布店，开始实业救国的探索。

万事开头难，实业救国从何着手？沈鸿熟悉锁，他就认真做起了锁的市场调研。他发现，店铺里卖的大多是美国耶勒公司的产品。他专门去海关了解上海每年进口多少洋锁，质量如何，价格多少等。沈鸿曾拆解过各种洋锁，知道锁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中国人完全可以制造出来，而且家家户户都得用锁，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便打定主意办锁厂。1931年12月，他与师兄弟集资5000元，在虹口办起了利用五金工厂。

沈鸿到市场搜罗了一大堆各种锁头，一个个拆开，反复比较琢磨，找出各种锁的优缺点，然后自己设计、优化、试验，第一把质量合格的“狗牌”弹子锁终于制造出来，并很快批量生产投放市场。狗牌弹子锁质量与洋锁不相上下，售价又大大低于洋锁，很快打开了市场。这自然激起了洋同行的惊奇和嫉恨。美国耶勒公司先想花钱收买利用厂，遭到沈鸿拒绝，后又实施降价销售，企图将利用厂压垮。沈鸿没有知难而退，他深信，只要自己肯动脑筋钻研技术，中国人完全可以制造出那些洋人居为奇货的产品。只要造出好的产品，大多数中国人一定会选择国货。沈鸿成功了，利用锁厂一天天壮大起来。正当沈鸿满怀憧憬，将业务拓展到机器和汽车制造，准备大显身手时，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将战火烧到了上海，给上海的工厂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国民政府和企业主自然不愿让上海的工厂设备落入敌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决定西迁工厂。沈鸿得消息后，立即建议股东将工厂设备一分为二，与制锁相关的设备留上海继续运作，机器制造设备和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专用机床，由他负责迁往大后方，为抗战服务。可他找到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办理内迁时，却被告知因经费有限，政府不扶持诸如利用厂这类规模较小的工厂内迁，如愿意内迁，只能自费相随。沈鸿在股东的支持下，决定自费随队内迁。

沈鸿没有知难而退，他深信，只要自己肯动脑筋钻研技术，中国人完全可以制造出那些洋人居为奇货的产品。只要造出好的产品，大多数中国人一定会选择国货。

1937年8月25日晚，沈鸿租了两条民船，与师弟黄海霖及陈孝良等九名徒弟，带着十余吨重的十台机器、194件工具、18册技术书籍，从苏州河起航，在9月下旬到达武汉。可刚到武汉租下厂房，安装机器，办起了“利用武昌厂”，武汉也有了沦陷之虞。国民政府要求工厂继续内迁。但租船西进十分困难，还得打点当地黑白两道。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如此无能，沈鸿大失所望。一个偶然的机会，沈鸿在武汉听了从延安采访回来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演讲，了解了延安的情况，又偶遇了在上海读夜校时的中共地下党员同学陈振夏，沈鸿更知晓了共产党抗日主张和艰苦抗日，感到共产党才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希望，便决心奔向延安。

很快，沈鸿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表达了奔赴延安的意愿。12月27日，又到汉口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与负责人钱之光商谈赴延安参加抗日的事宜。次日，沈鸿将商谈的情况致函在上海的利用厂董事会，表明在国家危急的情况下，武汉“人心依然只顾自己，一盘散沙，每怀前途不胜殷忧也”，表明“盖国家已至危之极点，我辈既生一日，万不能坐视一日”，八路军“愿无条件运陕，但祈机器不废置，而国家好多几分实力”，征求各股东意见。利用厂董事会很快复电同意，并委托沈鸿全权处理。但工厂迁陕并不容易，因为国民政府设定的企业迁移地址并不包含陕西，若迁陕西，必须由资源委员会另外出具通行证。在胡厥文等人帮助下，沈鸿来回奔波五次，费尽周折，终于取得了去西安的通行证。

1937年底，沈鸿与师弟和自愿前往陕西的六位徒弟，带着机器设备和工具、图书等，从汉口分两路向西安进发。一路用汽车运送机器设备等，由大徒弟陈孝良随车押运，一路由沈鸿带领坐火车。坐火车自然比坐汽车的先到西安。那时，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凡是运进陕甘宁边区的物资都要受到严格的检查，国民党绝不会轻易让利用锁厂的机器设备进入边区。为避人耳目，按照预定方案，沈鸿在西安上演了一出好戏。他们西装革履，风光体面地住进了西安最高级的西京招待所，随后前去拜访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建设厅张厅长。张厅长听说是资委会批准西迁的上海工厂的头面人物来访，自是非常高兴，又是为沈鸿接风洗尘，又是陪沈鸿前往西安市郊等地考察、选择厂址。周旋了大约五六天，沈鸿接到通知，押运机器的人马到了，让他们立即住进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从此，这位上海来的沈先生在西安失踪了。

1938年1月30日，正是腊月二十九，八路军办事处决定趁着过年时国民党军队值守检查比较松懈的时机行动。31日凌晨，大雪纷飞，五辆延安派来的汽车载着沈鸿等人和机器设备悄然离开西安。经过五天艰辛的历程，终于在2月4日农历正月初五到达延安。沈鸿和他的利用五金工厂创造了抗战时期上海唯一一家迁到延安的传奇。

当时的延安缺吃少穿，机器制造业更几乎是一片空白。沈鸿带到延安的那些机器等虽然平常，但因为有了制造机器的母机，对于处于封锁中的延安来说，弥足珍贵。中央军委重组军事工业局，又很快成立陕甘宁边区机器厂，沈鸿任总工程师。

在国民党对边区实行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边区的工业发展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推动。沈鸿带领徒弟，努力从延安和抗战的实际出发，进行技术创造和革新，服务边区和抗战的需要。“因为延安不比上海，沈鸿要求徒弟们更加刻苦耐劳。做的产品是生产军火的设备，更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埋头苦干。徒弟们也就不敢懈怠。......绘制的图纸，哪怕一点小错误都不许涂改，必须重来。有时，他向某人提出技术、工作上的问题，不能说‘差不多’，一旦说了，他就追问：‘差不多，到底差多少？’答不出来，对不起，想好了再来。”如此认真严谨的沈鸿团队，还会有多少攻克不了的技术难关？各部队急需的轻巧灵便、简单实用、可以由骡马拉着走的成套枪械修理设备一套套制造了出来。虽然从来没有接触过造枪设备，但就是凭着别人的描述，沈鸿组织大家一起设计、一起改进，造枪的设备一件件被制造了出来，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支步枪也很快应运而生。随后，沈鸿又摸索研制出了十几台制造火药的机械设备，造出了硝化棉火药。延安有了自己制造枪支弹药的能力！

制造机器设备和枪械自然需要大量钢铁，可在国民党的封锁下，延安哪有钢铁？于是，军事工业局成立了炼铁部，指定沈鸿负责并兼总工程师。沈鸿他们从带来的《化学工业大全》等资料中琢磨出了炼铁的道道，就动手干了起来。根据延安没有焦炭只能用木炭做燃料的实际，沈鸿创新设计了相应的小高炉，一昼夜也能炼出一吨多生铁。延安终于有了自己制造机器和枪械的原料。

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军用和民用工业迅速发展，沈鸿作出了突出贡献，也因此受到了中共的重视和军民的尊敬。沈鸿三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和特等劳动模范。1942年，毛泽东还为他亲笔题写了“无限忠诚”的奖状。冬天，毛泽东还专门在窑洞里约见了沈鸿，鼓励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搞工业。毛泽东、林伯渠等人还亲切地称沈鸿为“边区工业之父”。

在延安，沈鸿不但充分施展和提高了专业技术，而且其人生观也有了根本的转变。他说，延安是他自己“革命生涯的新起点”，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使我心里完全亮堂了，认识了抗日战争的必然，抗战最终胜利的必然”。1947年4月，沈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不迷信“敢创新”擅研发

新中国成立后，沈鸿担任过电机制造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等。

“一五”计划的实施，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民用和国防工业都需要大量大型锻件，但只能依靠进口。沈鸿就一直在思索，独立制造万吨级的水压机，以供冶金、机械、化工、电力和国防等工业部门锻造特大锻件之需。可是有人认为，根据我国当时的技术条件，没有大锻件、大机床、大厂房，也没有发达国家专家的指导，造万吨水压机是不可能的。沈鸿却不这么看，他有梦想，更想圆梦。

1958年5月22日，作为中共八大代表，沈鸿致信毛泽东主席，自告奋勇地建议：“对技术科学上，现在确实存在不少迷信。……万吨级的水压机我国应有若干台，分布在重要工业区。……上海应有一台。……如果上海愿造，我也可以参加。”毛泽东主席收到这封信后，当天即在信的首页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即刻付印，发给各同志大会阅。”这封信很快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传开，引起不小的轰动，但有代表认为沈鸿太狂，给毛主席写信用平等商量的口吻，有“冒犯”之嫌。这也正显示了沈鸿的一贯作风，只要于国于民有利，就大胆提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毛泽东又很快拿着这封信，问上海市委负责人：上海能不能干？愿不愿意干？在得到上海市委要厂有厂，要人有人，要材料有材料，一定要把万吨水压机搞出来的肯定答复后，很快交中央经济小组开会决定，组成万吨水压机设计班子，由沈鸿任总设计师，到上海主持设计和制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