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扇窗开，照亮西半球

完成一段加勒比邮轮之旅以后，又在美国迈阿密游玩几日，5月26日，上海市民许树建和朋友们飞抵古巴哈瓦那何塞·马蒂国际机场。从机场到梅里亚大酒店的路上，在大巴车上，许树建一路举着手机，拍摄哈瓦那日落。

当晚，在酒店的“北京餐厅”用餐时，许树建见到了几代中古领导人的会晤、合影照片展示。其中令他印象深刻的一张照片，其图片说明写着：“1960年11月，毛泽东接见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率领的古巴经济代表团”。

自今年5月4日，古巴旅游部长胡安·卡洛斯·加西亚宣布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无须签证即可入境古巴以来，事实上，不仅仅一时掀起了有关古巴旅游的网络热搜，像许树建这样得以亲赴古巴的游客，也有所增加。许树建是在加勒比游程中增添了一段古巴之旅，而同时，也有不少自5月17日北京—马德里—哈瓦那直航航班复航以后，特地前往古巴的游客。按照搭乘此趟复航首飞航班的中国游客李健茹的说法，享受到中国游客入境古巴免签待遇的她，感受到入境古巴的时间“真的非常短，非常便利”。“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就能够完成过境手续，所以真的是‘说走就走’，非常之容易，触手可及。”李健茹说。

对于如今的国人来说，“古巴”，有点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一些旅游杂志、业界人士口中的“桂林”。“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可是有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而一旦资金、时间两充裕，古巴不仅不再遥不可及，更可以达成不少人生梦想……

古巴糖往事

许树建通过微信连线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自己已经年过七旬，“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少年时期，古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地理名词。我们知道它很遥远，但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同样的社会制度和类似的国家形态”。

比许树建略微年轻一些的汕头作家程一帆先生回忆，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是上世纪60年代，有一种古巴糖，其与伊拉克蜜枣、阿尔巴尼亚香烟同时在市场出现。“我们潮汕地区盛产甘蔗，本身不该缺糖。但在那个年代，有一段时间，凭糖票还买不到本地产的白砂糖和红糖，卖糖的专门店里，只有一种古巴糖供应。”程一帆回忆，“古巴糖呈黑褐色，特别硬，颗粒粗大，既有白砂糖的结晶状，又有红糖的黏结性，杂质很多，闻起来有点异味，吃起来带点咸味。当年卖0.49元一斤，较之一斤售价0.78元的白砂糖便宜了近四成。”

在程一帆看来，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市场之所以出现古巴糖，据他了解，主要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1960年11月，格瓦拉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华，为了“有力支援古巴的经济建设”，中国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口古巴糖，从此古巴糖走进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正是在1960年11月，经历了一段波折的中苏关系，开始有些和缓的迹象。“从1961年开始，苏联想恢复一部分对华经济援助。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信中国政府，主动提出通过‘借用’的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中方出于‘不愿受制于人’的目的，只同意接受古巴糖。”程一帆说。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曾撰文称，1961年2月，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了缓和与中国的关系，曾致信周恩来总理，愿意向中国提供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资料。米格-21战斗机成为苏联最后向中国提供的军事援助。徐焰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希望提供给中国粮食和古巴糖。

苏联之所以会在中苏关系破裂、撤回苏联专家以后，又想给中国一些甜头，主要原因在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其在东欧等社会主义盟国大搞大国沙文主义，造成了这些国家抵触反抗情绪高涨。于是，其想到了希望得到同阵营中的中国、古巴等国的支持。而1959年1月刚刚赢得革命胜利的古巴，距离美国很近，距离本阵营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很远，其自然希望与各社会主义国家有更多联系，亦希望本国物产能够行销出去以在经济上打破西方封锁。古巴糖由苏联“埋单”，再“转借”中国，对当时的古巴来说，也是自认为合适的一种出口方式。1959年2月19日，刚赢得革命胜利不久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公开说：“我们应该把糖卖给需要购买的人。如果苏联人需要糖，我们就卖给他们。如果中国需要糖，我们可以把糖卖给中国。”

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引进米格-21战斗机，并消化、吸收而成歼-7的过程中，甚至和苏联克格勃几度斗智斗勇——亦即在苏联军援米格-21战斗机项目上，并非赫鲁晓夫首肯后就一锤定音的。而古巴糖进入中国就没那么复杂了。在古巴糖引进中国之前，1960年11月，切·格瓦拉率团访华。此前，中国方面就对这位当时身为古巴革命政府高层的拉美革命领袖有所了解。1928年出生于阿根廷的切·格瓦拉，早年曾正式毕业于医学院，后来在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等国与左翼政治人物接触，直到1955年与卡斯特罗兄弟在墨西哥城相遇，随后随着他们到古巴参加革命。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切·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身份。1959年4月，哈瓦那沉浸在革命胜利之初的欢欣鼓舞之中时，时为新华社记者、后成为新华社副社长的庞炳庵就曾应约采访过格瓦拉。格瓦拉告诉庞炳庵，自己“是毛泽东的学生”。此言一点儿也不虚。在采访的过程中，格瓦拉给庞炳庵看自己经常翻阅的油印版的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并强调“这可是在古巴游击战争时期在前线印的”，是“来自中国的‘粮食’”。后来，格瓦拉还根据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以及自身参加古巴革命游击战的回顾与总结，而撰写了《游击战》《游击战：一种手段》等著作。

1960年7月，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古巴，负责接待的正是格瓦拉。

中古有着一样的梦想呀

同年9月2日，庞炳庵作为记者，参加了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举行的古巴人民全国大会，距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只有4米。他清楚地记得，上百万古巴民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场面壮观且热烈。突然，他听到卡斯特罗大声问道：“在今天这个自主自由的大会上，古巴革命政府提请古巴人民考虑，是否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现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呼声：“同意！同意！”人们把帽子掷向空中，以此表达对中古建交的拥护。卡斯特罗立即宣布：“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断绝与蒋介石傀儡政权的外交关系。” 庞炳庵事后曾回忆，在听到卡斯特罗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前，他完全不知道中古即将建交！

中古刚建交不久，切·格瓦拉飞向亚欧大陆——先到苏联，再赴中国。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莫斯科与在北京，他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待遇。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告诉他，古巴没有煤炭、生铁，也没有技术人员，即便炼出钢铁，对古巴也没什么用。哪怕格瓦拉解释，煤炭和生铁可以从墨西哥进口，技术人员可以培训。可苏联方面仍然含糊其辞，最终也没给出准确的答复。而当格瓦拉抵达北京，却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滋味。他用法语与周恩来对话，希望见到毛泽东。第二天，格瓦拉就见到了毛主席。也许是“打游击的小学生见到了大师”，他紧张得竟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还是毛泽东先拉住他的手道：“切，你好年轻！”毛泽东还告诉格瓦拉，自己曾读过他的文章《研究古巴革命思想意识的笔记》，十分赞成文章中的思想。格瓦拉品尝着中国绿茶，告诉毛泽东，这茶的清香，令他想起了自己家乡的马黛茶。

中古相帮岂止在品茶？格瓦拉接着与时任中国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会谈。经过整整十个小时的商榷，达成协议——在1961年至1965年间，中方向古巴提供贷款6000万美元，援建一些工业项目。并在1961年购买古巴糖和镍、铜等矿产品。

其时，刚刚获得革命胜利的古巴，也亟需制糖技术提升。格瓦拉从西安飞成都，又由成都乘坐9小时火车，抵达内江，专程参观内江糖厂的生产流程。在当时的中华大地，格瓦拉听到不少人对他说“古巴西，洋基诺！”（要古巴，不要美国）。而中国人同样认可这位古巴英雄——据统计，从1959年到1965年，《人民日报》与他有关的报道达268篇。

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格瓦拉于1965年再度访华。彼时的卡斯特罗政府，其领导层对于美苏争霸的冷战世界、自身处于美国家门口的种种无奈，颇有体会。前往北京“友好人民公社”考察的格瓦拉，内心已经在思考古巴革命以及他所念及的国际革命向何处去了。结束访华后不久，格瓦拉离开古巴，转战国外，并最终被捕牺牲。至于中国与古巴的关系，也经历某种趋冷。

尽管如此，哪怕在中苏论战之后，1964年初，卡斯特罗还曾对时任中国驻古大使申健表示：“我们永远感激中国对我们的援助，非常珍视中国的援助。”他交给申健一把手枪。这是古巴军人在战斗中缴获的美制手枪，手枪上用西班牙语镌刻了毛泽东的名字。他请申健将手枪赠送给毛泽东主席。

务实合作看今朝

“景物新奇爱古巴 ， 蔗田标穗似芦花。胆瓶遍地棕榈树 ， 华盖擎天翡翠霞。” 上世纪六十年代，郭沫若访问古巴时曾作诗表达对古巴特产的新奇感受。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至冷战结束，中国与古巴之间的关系经历过几番微妙的变化。但双方珍视革命友情，也继续着经贸往来和某些合作。1970年，中国开始局部性调整对外关系。当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古巴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再次提了“要古巴，不要美国”。其实，这话的背后含义，主要在于希望用共同的革命记忆，来恢复中古两国友好关系。当然，就中方来说，“要古巴”自然不假，“不要美国”却未必是真。毕竟，在冷战之际，特别是受到北方邻国苏联的威胁之际，中国外交自然要有新一轮的辗转腾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由此，竟然导致古巴方面的不快。这一来，中古关系之恢复，就又耽搁了十来年。

这期间，中国民众对古巴的最多了解，恐怕要属古巴女排。主教练欧亨尼奥、“网前杀手”米雷利亚·路易斯等等，与五连冠之际的中国女排之种种对决，让彩色电视刚进入家庭的中国人印象深刻。

至于中古两党、两国关系的恢复与发展，则要到1987年底才有起色。当时，古共中央一位政治局委员利用参加法国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机会，主动约见了中共与会代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正式提议恢复古中两党关系。

1988年，中古两国共产党的外事部门成功地进行了工作对接，而后又迅速实现外事部门代表团的友好互访。1991年4月，于60年代曾率拉美9国代表团来华访问，力劝中苏停止论战的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德里格斯，时隔20多年再次访华。

1993年11月，中方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对古巴进行了19个小时正式而短暂的访问。

同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古巴党和政府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同时出席并发表长篇讲话。他们不但热情颂扬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而且还与集会者一起引吭高歌《东方红》。

1995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997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时，菲德尔·卡斯特罗致电中国领导人，对邓小平予以高度评价。他还与劳尔·卡斯特罗一起，亲自到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参加吊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