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纪念黄埔军校？

近日，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发出公告称，因为雨季汛期的缘故，导致该纪念馆整体改造项目工期延长，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军校路170号大院内各史迹点将延长闭馆至6月16日16时。亦即，6月16日16时起，纪念馆恢复对外开放，当日开放至20时（19时30分起停止进馆）。

回看100年前的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在此举办。看来，施工总算赶在黄埔军校百年纪念日当天完成，旧址纪念馆能够恢复对外开放。

其实，进入6月，从广州，到北京、上海，还有香港、台北等地，中国各地，纪念黄埔军校100周年的各种活动，此起彼伏。

6月2日，在广州举行的“纪念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传出这样的声音——“1924年6月，在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这是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培养革命军队的新型学校，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并重，为中国革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被誉为‘将帅的摇篮’。”在这一由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指导，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等单位主办的研讨会上，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在致辞中说，黄埔军校为中国革命、民族抗战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作为黄埔后人，我们有责任，以我们的所知，向海内外向下一代讲述黄埔故事，弘扬黄埔精神，召唤全世界更多中华优秀儿女，学习老一辈黄埔人，忠于民族，热爱祖国，艰苦创业，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力量。”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晶，具有深厚的红色传统，铸就了‘爱国、革命’的和新基因。在黄埔精神的激励下，黄埔军校师生为中国近代史书写了不朽篇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我们要缅怀黄埔先辈，弘扬黄埔精神，助力国家统一大业和民族伟大复兴。”6月6日，在京召开的“孙中山与黄埔军校——纪念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如此说道。

坐落在珠江江心的黄埔岛，又名长洲岛，是广州东南方的门户。一百年来，它守望珠江口，见证着中国人民追寻强国强军之梦的历史足迹。1924年6月16日，就在这座岛上，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办的陆军军官学校，亦即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此后，从黄埔掀起的革命怒潮迅速席卷全国，这片江心小岛也因非比寻常的意义载入史册。

建军，怎样的密码

“孙中山的革命实践，在辛亥革命以后，遭遇到许多困难，面临着许多问题，甚而屡遭失败。革命实践不断遭遇挫折，使他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拥有一支真正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之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如此分析，“建军的基础是建军校，打造一支真正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孙中山办黄埔军校，恰恰是吸取了以往他的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也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

回看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清廷，参照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建立了所谓的新秩序，亦即成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在民国初年短暂的议会民主政治实践以后，中国旋即又跌入军阀混战的无序状态。其实，探看辛亥革命，从武昌起义，到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段时间以至之后一段岁月，革命力量仍要与在北京的、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周旋。甚至，如果没有袁世凯选边站队、逼迫清帝退位，革命势力是否能够于1911年10月结束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亦难定论。

经历20世纪10年代二次革命，亦即讨伐称帝的袁世凯，及至袁世凯去世，可革命力量并不足以推翻北洋政府。在汪朝光看来，孙中山为得到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而创办军校，最重视三件事：引进党的力量、引进主义的力量和创新军校的办学方法。

回望百余年前，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举行。这次会议是在改组国民党和推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举行的。当时的孙中山，已经发现并信任起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孙中山看来，比之自己所领导的党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亦即讨袁之后，仍颇显散沙之处，中国共产党本身是一股特别团结的向上的力量。早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上海、嘉兴举行；时隔一年，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特别是在广州召开的这次会议，令孙中山找寻到他的革命的新出路——按照中共三大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等20多人将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在中国国民党一大上，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草案对三民主义作了新解释，包含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革命精神，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称之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尽管在大会上，就有关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否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掀起激烈争议，比如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有人提及要在章程中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条款，以反对共产党员“跨党”，但最终通过的该章程，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

2023年11月16日去世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林家有一生致力于孙中山研究。在《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等多部专著里，林家有都曾提到，孙中山认为，建立黄埔军校就是为了造就一支真正的、有理想的革命军作为国民革命的基础。为此，在苏联援助国民党的第一批军事顾问波里亚克、格尔曼、捷列沙托夫、斯莫连采夫、切列潘诺夫等人到达广州以后，孙中山还聘请鲍罗庭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的政治顾问。“黄埔建校后培养的学生不仅要具有军事技能，更重要的是学生要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有决心为实现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英勇奋斗和献身的精神。”林家有曾如此写道。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1924年6月16日，进入贴有这副对联的木质牌坊的热血青年，迎来了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并聆听了孙中山宣布黄埔军校训词。孙中山是在当天清晨6时，与夫人宋庆龄搭乘“江固”号军舰前往黄埔军校的。他选择这一天进行开学典礼，大有深意——整整两年以前，亦即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六一六兵变”。两年时光，革命形势已大为好转。在讨伐陈炯明的斗争中担任粤军第二师参谋长的叶剑英，受命负责黄埔军校招生和选拔教员工作。1924年3月，叶剑英呈递了学校章程，他对教官人选、课程教材大纲的汇报获得充分肯定。此后，叶剑英很快便拟订通过了教学计划，为5月开课做好准备。

中国共产党方面非常重视黄埔军校的工作。在《陆军军官学校最初组织官长名录》和《第一期教职员名录》中，能够查阅到：1920年10月就加入中共北京小组的张申府，1922年7月入党的茅延桢、1922年9月入党并列席过中共三大的金佛庄、1924年入党的曹石泉等共14名中共党员，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1921年春加入中共巴黎小组的周恩来——1924年11月，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1924年6月16日，进入贴有这副对联的木质牌坊的热血青年，迎来了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并聆听了孙中山宣布黄埔军校训词。

周恩来的到任，与张申府推荐有关。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张申府是“南陈北李”之间的联络者，后由李大钊推荐，参与黄埔军校筹建工作，并担任蒋介石的翻译。在黄埔军校成立之际，张申府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并在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离去后，代理主任。作为最早加入黄埔军校领导层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共黄埔第一人”，张申府向校方开列一张15人海外优秀学子名单，其中列首位的是周恩来。

周恩来到任后，充实了政治部机构，建立起一套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重订政治教育计划，加强政治课的教学，丰富政治教育内容。军校还经常邀请国共两党领导人来校演讲，讲解有关革命的各种问题。后来，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人也到军校担任政治教官，他们授课很受学生欢迎。

就学员来说，中国共产党从全国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

按《第一期同学姓名籍贯表》，进校前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1921年10月入党的蒋先云、1923年入党的宣侠父、1922年入党的陈赓等28人。其中陈赓的传奇之处在于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时，蒋介石前往前线督战，遇到部队溃散，急得这位黄埔军校校长对警卫连连长陈赓说，自己要开枪自杀成仁。陈赓告诉蒋校长：“这个部队的军官不是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不是你的学生。我们撤退到安全地点，再收拢部队，还可以再打。”蒋介石听了陈赓的话，借坎下台阶，不自杀了。当时脚上的伤口还没好的陈赓背着蒋校长，跑到一条河边，送上一艘船。这算是救了蒋一条命。

在校期间，则有进步青年徐向前、左权等99位黄埔一期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当然也有诸如侯镜如、李默庵这样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渐渐脱离中共，却在日后又回到人民怀抱者。

回看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中，还有诸如聂荣臻、恽代英等著名共产党人曾留下足迹。

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为阵地，以师生中的中共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为骨干，周恩来指导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崭新的政治制度、丰富的政治教育，有力地激发了师生们的革命热情，校园内革命空气也空前高涨，出现了新的气象。

1924年8月，军校根据孙中山的命令，扣押广州商团私运军械9000多支。黄埔军校先后成立教导第一、二团。1925年4月，经廖仲恺提议，决定以军校教导团第一、二团成立党军第一旅。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将所属各军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党军与军校分离，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与军校教导团成立几乎同时，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要骨干的另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也建立了。“这支革命武装，是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向孙中山建议并征得他同意后，从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作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它的番号全称是‘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中共从黄埔军校第一期师生中选调了一批人担任干部，又从各地调来一批工人、农民、青年充当队员，也有一部分队员来自大元帅府的卫士队，全队人员150人左右。”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卢毅教授分析，“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铁甲车队全部和从黄埔军校抽调的一部分人为骨干，组建了又一支革命军队——叶挺独立团。这支军队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1925年11月在广东肇庆正式成立。独立团连以上干部大都是共产党员。全团设立党支部，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叶挺独立团迅速成为一支有高度政治觉悟、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