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短视频取代不了书
作者: 张英
“让我们谈论与文学有关的一切。”在大型人文谈话视频节目“文学馆之夜”的每一期开头,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评论家李敬泽的手合在了巴金的手模印上,推开了文学馆的大门……
“文学馆之夜”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和腾讯合作、李敬泽策划并主持的一档大型人文谈话类节目,它致力于将作品背后的写作者推到前台,呈现出“有文学的人生”的丰富多彩,从而拉近读者与作者的距离,以帮助更多读者跨越阅读门槛,迈入严肃文学的殿堂。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长,李敬泽心中有两座文学博物馆,一座有围墙,一座无围墙。前者有精深的学术水准、珍贵的馆藏,后者则成为文学与社会、与大众沟通的枢纽,将各方都带入文学现场。

之所以将《创造我的故乡》列为第一期节目,因为正逢鲁迅的小说《故乡》发表百年,1921年,它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第1号上,而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李敬泽认为,参加“一大”的代表们可能都看过这篇小说。
鲁迅开启的现代人与故乡的情感模式至今影响深远,而“文学馆之夜”则是为今天的人们找回精神上的故乡。百年易过,今天中国人的心中依然荡漾的是两个文学家的故乡,一是鲁迅的故乡,一是沈从文的故乡。这就是文学的穿透力与概括力,不论南北,今天的我们其实并没走出鲁迅与沈从文的世界。
贾樟柯、戴锦华、刘震云、李洱、梁晓声、李诞、双雪涛、张泉灵等诸多社会文化名流,会陆续在节目中相聚,从文学出发,映照开阔的世界与浩瀚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馆之夜”会客厅中陈列的书籍、照片、文具等,都是从现代文学馆90多万件藏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平时难得一见,其中包括萧军先生收藏的鲁迅像、朱自清“抗战”后回清华大学时使用的皮箱、曹禺先生用过的镇纸等。
不做高头讲章,
只用文学眼看世界
记者:“文学馆之夜”的定位是什么?如今网上的文化访谈类节目非常多,与它们相比,“文学馆之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李敬泽:这还真问住我了。网上确有很多文化访谈节目,但我没有全面了解,通过比较,确立自己的风格。
如果说特别,现代文学馆这个场所很特别。它不仅是场所,还意味着我们深远广大的文学传统。在这个场所中,找一些朋友,不仅有文学家、作家,也有很多其他学科的朋友,一起来谈问题,谈人生现象,谈知识进展……我们是在现代文学馆谈,都在文学的背景下。毕竟文学不是一个专门的学科,文学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理解方式。有了现代文学馆这个背景,视野还是相对集中的。
记者:你对作家从后台走到前台来,是怎么看的?通过“文学馆之夜”,你希望带给观众什么?
李敬泽:我倒不觉得作家都应从书房里走到台前来,这因人而异,作家的本职还是在书桌前写,真正重要的可能不在这儿,而是作为社会的文化机制,我们的作协、文学馆、出版社、媒体应充分发挥作用,使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好作家和好作品,能被更多的人了解。
文学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里,非常重要。可以说,只要是读过书的人,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文学就是你的底子,就是你精神上出发的那个地方。我们作为文化机制,应该让这样一个美好的底子,能始终伴随我们的生活,伴随我们的心。在新媒体环境下,这方面确有大量工作可做。
就这个节目而言,说老实话,我们心里事先也挺没底。我们这些搞文学的人,没有做媒体的经验,可做这个节目需要媒体的经验和媒体的专业技能,后来我跟同事们讲,没有经验,必须积累这个经验,没有技能,必须学习这个技能。就中国现代文学馆而言,它不应该仅是一个有围墙、有房子的地方,它应该同时也在云上,同时也在媒体空间里。
对我们来说,这确实是一次新的探索,但我想,我们肯定不是高头讲章,不是开个会,给大家讲课,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请几个朋友来,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谈论生活中我们面对的一些问题、一些现象。有的话题大,比如故乡,有的话题可能又很小,比如谈猫。

为什么谈猫?因为在现代文学馆里,猫很重要,有重大活动,我们的“馆猫”一定要来“视察”一下,它是一只懂文学的猫,经过认真研究,我们封它为“馆长助理”。但实际上,我们要谈的不仅仅是猫,还涉及现代人如何与自我相处、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处理亲密关系等。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这些话题是切近的,能落到每个人身上,每个人心里,而不是飘在天上的,但同时它又确实有文学的、精神的和知识的向度。我们更多从现代文学馆出发,从我们伟大的文学传统的角度,来谈论一些很具体、很切实的问题。
记者:为什么第一期的话题是“故乡”?
李敬泽:故乡意味着我们的家,意味着那个从根本上塑造了我们的那个地方,意味着我们出发的地方,也意味着我们在心里永久的回望和要回去的地方。其实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小时候读过的那些书,我们小时候曾经为之深深感动的那些文学作品,它们也是我们的故乡,也从根本上塑造了我们,指引着我们。
所以,我们也是从那个故乡出发,走向广大世界,但这个故乡仍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也需要不断回到这个故乡,找到这个故乡。这也是“文学馆之夜”这个节目的初衷。
记者:为什么“故乡”这期特别能触动你?
李敬泽:其实哪集都能触动我。特别提第一集,是因为刚播出,我看得多一些。此外,故乡既是一个文学主题,也是一个人生主题,还是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
故乡成为焦点,是从鲁迅先生开始。1921年建党前夕,鲁迅先生在《新青年》第五期上发表《故乡》,故乡从那儿开始,变成了我们一代代作家人都要面对、要处理的主题。我有个合理推断,那时《新青年》已搬回上海,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一大”就是《新青年》编辑部承办会务的,你说“一大”代表能没看过这期《新青年》吗?所以我很感慨,那些代表当时一定都看到了这本杂志,看到了鲁迅这篇文章,也一定记着那句“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定对此也产生了深刻印象。
在整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百多年来,故乡确实与每个人都有直接关系——倒退几百年,可能绝大部分中国人一辈子不会离开家乡。不离开家乡,就没有故乡问题。正因无数人离开家乡,走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了,故乡问题才突出了。
我想,故乡既是个文学问题,也是人生问题,还是中国百年来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有很多很多可以谈的空间。
文学不应该是个圈
记者:过去你可能主要靠文字表达,靠视频表达,会不会有一些不适应?
李敬泽:今天很多人都有面对公共媒体的经验,或深或浅的有一点。但是,业余的、偶尔弄一下的经验,和正儿八经做个节目的经验,那还是不一样的,这确实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记者:西方的很多知识分子在电视上有专栏,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在中国,好像目前还没有特别成功的例子?
李敬泽:我看很多教授也在b站上讲座,很受欢迎,但总的来说,你得承认专业不同。如何进入大众媒体,在大众媒体上去发声……它有自身的规则、规律、方法、调性在那儿管着,有的人适应,有的人不适应。
记者:所以今天文学界谈论更多的是如何跨圈?
李敬泽:圈可能意味着封闭,文学本来没圈,也不应该有圈,但可能由于我们的迟钝和懒惰,它今天变成一个圈。在中国,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文明传统中,文学一直就是人民精神生活的根本,不是今天如此,自古以来就如此。也许你现在太忙,不读小说,也不太了解现在的文学,但那个基本的底子,看世界的方法,你的表达,你的语言,等等,其实都从你受的文学熏陶里来。我们没有理由把文学变成一个圈,它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圈,它就应该在越来越多的人的心里。
当然,现在确实是一个新的传播格局,文学植根于古老的印刷文明,正面临很大的考验,但一代人要解决一代人的问题,可能我们这代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让这一伟大传统,在新媒体格局下,不仅扩展出去,还要获得生机和活力。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看,我们对于文学边界的理解也应发生一些变化?
李敬泽:文学和其他的事儿一样,肯定有它的规定性,不是绝对没有边界,绝对没有边界,它就不成型了。你是写小说的,你是写诗的,小说该怎么写?诗该怎么写?这肯定有边界、有规定性。但在更大的意义上,或在根本意义上,我一直不认为文学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专业,它本来就是面向世界,面向人群的。此外,就文学功能和效应来说,它也确实是没有边界的。
在中国文化中,为什么文学能占据一个中心性和基础性的位置?就在于它的影响是没有边界的,不管你干什么行业,你就不敢说没受过文学的深刻影响,文学从根儿上就塑造了你,从根儿上就影响着你。
在这个时代,文学也是术业有专攻,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文学的传播和影响上,确实应该没有边界,确实应该在更广大的人群中、在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就像现代文学馆,它是一个博物馆,向所有人开放,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学研究的专业机构。
记者:这可能涉及传统经典文学在今天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这种文学正在式微,类型文学、网络文学似乎受众更广泛,“文学馆之夜”的嘉宾也有科幻小说作家?
李敬泽:科幻小说就是文学啊,文学自古以来就在不断发展变化,它有自我塑形的能力。明清时,没人觉得小说是文学的正道,现在明清小说已被视为正统,就是说,不存在僵死的、楚河汉界般的界限,需要挖深沟、筑高垒,把文学保护起来。需要使劲儿保护的,可能恰恰是失去活力的东西。
对文学来说,重要的不是我们守着某些僵硬的界限,而是文学还能不能在我们的文化中,在我们所有人的精神生活中,发挥作用。

这样的作用可能是多层次的,不是单一的。既有“哎,我今天晚上想看个网络小说,放松放松”,也有“我今天晚上想读一首杜甫的诗”——恐怕在今天,绝大多数的人不会天天读杜甫的诗,但你必须承认,杜甫的诗放在那里,它就是我们的一个资源、一个力量所在,有时它就在我们的心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市场是很复杂的一件事,不要单线思维。说这本书卖了50万册,那本书卖了5万册,卖50万册的就一定比卖5万册的好吗?就文化来说,它起作用的方式不能完全用销售数字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