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诗人翟永明的“女性观”

“白夜”酒吧，诗人翟永明经营了20多年。而2022年7月3日晚，成都窄巷子32号，有14年历史的白夜·宽窄店迎来了闭店前的最后一夜。

成都文化圈对这个文化地标发起了一次集体告别。全场满座。自疫情以来，这里还是第一次这么热闹。这晚，建筑师刘家琨喝起了酒，艺术家何多苓重逢了几十年未见的老友，翟永明被粉丝拉着合了很多次影。告别的氛围平和，又带着一些肃穆。这个翟永明亲手打造的成都文化地标沦陷了，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幸而“白夜”并没有消失，玉林路上的老白夜和位于芳华街的白夜花神诗空间，在成都的老社区重新启动。不过，翟永明也在面对新的烦恼：市场能否容下“白夜”？谁会愿意承担诗歌与梦想的成本？

这几年翟永明的焦虑、生活与写作，都浓缩在了她的《全沉浸末日脚本》里。这本诗集写到了疫情，更写到了路由器、太空垃圾、奇点……它是焦虑的、纷扰的、多元的，也是优美的、冷峻的、真实的。它也许无用，但对于还在乎诗的人们来说，它是一份慰藉。

我想做自由的工作

《新民周刊》：从卡夫卡以来的，人类的恐惧——被瓦解消灭掉自我，一直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自你写作的原点（上世纪80年代）至今，你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变化？

翟永明：有一方面是一直都没有变的，我还是从生命本身出发。可能女性对这一点特别有深刻体会，我们都是从自己的身体出发。国外有一个女性艺术家，曾经说过一句“我的身体就是战场”（芭芭拉·克鲁格，美国女性主义摄影家，原文为“你的身体就是战场”）。即很多女性艺术家选择把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表达的方式，比如行为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对我们女作家来说，肯定更重要的也是从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体验出发。从自己的感受，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出发，属于完全个体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阅读，但并不是从理论出发；我们思考，但我们用身体去感悟和叙述。不管我的写作主题发生什么变化，比如说，我关注未来的发展、科技的伦理和环保的问题，但所有这些，都是从个人的感受出发，延展到大的群体。我相信跟我一样感受的群体应该很多。我基本上不太会在一个理论指导下去写作，更多的是从人生经历，最重要的是对世界不断的重新认识。

《新民周刊》：还有些变化体现在什么地方？

翟永明：80年代，我对世界的认识，肯定跟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和我们所处的位置有关。90年代，又不一样，外部世界发生很大的变化。经济发展了，很多朋友下海了，外部世界就有很大的改变。我本人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因为要应对这个世界在不断变化。当然，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首先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我在国外待过，知道在资本社会里，个人是很脆弱的。80年代，我从单位出来以后，只是找一些临时工作，有点像现在的工人日结。找到一份工作，干个半年，先把这一年生活解决了。成都人但凡有一点点生存的可能性，就不想做别的，属于比较懒散的族群，诗人就更懒散。但是到90年代以后，整个社会在转型，这样也混不下去了，年龄也大了，就开始想要做一个事情，但一定是跟自己喜欢的东西连在一起。我自己最看重的还是写作。我在美国的时候觉得要待下去就得进入他们那个体系，就得去学英文、进公司。我以前的单位条件比一些美国公司都好，我干嘛费了半天劲又回到原点了？我不愿意。其次，我把自由看得比较重，自由的工作，随心所欲。其实最早是想开书店，但肯定赔钱。后来在英国看到一个综合性的咖啡厅，有咖啡厅有书店还有画廊，当时特别喜欢。现在回忆起来，“白夜”满足了我的愿望。

《新民周刊》：你新开的玉林西路“白夜”，真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当时决定要关掉宽窄巷子的“白夜”了？

翟永明：我做生意基本上靠直觉，很多人要算一下房租、人力成本，全算完以后，看能不能做，我从来没有。当年我一看到玉林西路那个空间，一冲动，马上就接下来了。后来房东死活要把空间收回去，开过各种店，都没能开下去，就又租给别人了。2021年7月，这个空间可以转出来了，问我要不要。我也是一分钟没有犹豫，马上说我要。二房东要收转让费，大房东听说了，也给我涨了房租，我现在租下来是整条街最高的价格。没办法，因为我肯定想回到原点，对方也很了解我的心理。

《新民周刊》：回到原点，也是奇迹。20多年来（维持“白夜”）一直很难吗？

翟永明：当然很难，一直很难。2000年之后（为了贴补“白夜”），我写过好长一段时间专栏，什么都写过。我姐（著名作家、编辑莫然）是写电视剧的，我恨不得也去写电视剧。给别人文字打工、策划什么的，都做过。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成都完全没有酒吧和咖啡厅，“白夜”生意还算不错。但成都人喜新厌旧，总要到处找新鲜的东西。所以到后来，2003、2004年之后就很困难了。

酒吧是有意思的地方，让我拥有了社会生活，通过往来的朋友，得以认识世道人心。因为“白夜”，我的诗风也有了变化，我也开始写一些城市生活，比如我写过《莉莉和琼——吧台闲坐》。

读禁书的少女年代

《新民周刊》：你家共五个孩子。我看你插队没多久，两年不到又回来了，又上了大学，找了工作，在当时算是幸运儿。那么，你提到的“家庭压抑”来自哪里呢？

翟永明：主要因为我不是循规蹈矩的人。我们家属于比较正统的，所以我跟家庭的关系有那么一点不顺。年轻的时候，我内心压抑、表面顺从；到了某个关键的时刻，爆发。比如我突然辞职，所有人都没料到。我工作的研究所，里面的人特别保守，容不得一点异类。原先所有人都打扮得一模一样，“文革”结束以后，追求时髦成为一种反叛，可以说是“报复性打扮”吧，我上大学的时候，这方面就有点异类，要穿戴得比较前卫、个性。最终，这种反叛也导致我跟家庭关系、跟单位关系的割裂。那时候人们看到你稍微穿得出格一点，就觉得你有资产阶级思想，发展到后面甚至觉得你流氓。我当时已经开始写作，跟一些艺术家有往来，他们长发、留着络腮胡，有时候这些朋友来找我，研究所的人觉得他们是流氓，我一天到晚跟流氓在一起玩，也不是好人。其实，那些“流氓”包括刘家琨、朱成、何多苓、吕玲珑。

《新民周刊》：那个时候，你的写作主要受两条线的影响：一个来自于《简·爱》；另一个是爸爸的藏书，包括《桃花扇》《西厢记》这样的古典戏剧的剧本。你的这两个谱系很有意思。

翟永明：贫瘠的年代，没有选择。就看你跟什么书结缘。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杂书，回想起来，很多还是民国时期的版本。我在《少年杂读记》里讲中学时期怎么杂读，碰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那时候除了几部红色经典，其它书基本全是禁书，但是我们有一个民间的借书链条：一波爱看书的，有点像一个小小地下组织，大家互相借阅。在这种情况下，流通到你手上的是什么书，你就看什么书。

我们班有一个女孩，他父母是收破烂的，当时还在“文革”期间，很多人家里面的藏书都不敢留了，全卖出去、扔了。他家收破烂，到处收来以后放家里面，品类丰富。这个女孩知道我喜欢看书，就从家里面拿出来给我看，给同学们传看。在那种情况下，看了很多世界名著，比如《简·爱》。同学之间互相流传谁谁有什么书，大家就去借。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满书店都是书，也没人读了。

《新民周刊》：如今真的是知识爆炸，全世界的书都有，一辈子都看不过来。

翟永明：对，根本看不过来，而且不知道该看什么书。我有时候到书店一看，从下面堆到上面，我就觉得晕了，不知道看什么了。以前是口口相传，据说有一本什么书好得不得了，大家就到处找来看。另外我记得那会儿看了很多没头没尾的书，因为在不断翻阅过程中，前面已经翻烂了，是什么书都不知道，拿到就读。过了若干年之后，突然读到某一本书是以前看过的，然后才知道名字。记得有一本《三侠五义》，断成两截，书脊勉强连在一块，每一页看的时候，上边这一页翻过来，下面这一页要凑起来看……现在想起来挺有意思的。

那时候一本书可能对你产生很重要的影响，《简·爱》对我的影响就太大。说到女性意识，那是很后来的事情了。但《简·爱》这本书，我70年代就看了，并受到了震撼。

《新民周刊》：上世纪到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才出现了林白、陈染，《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写女性。而诗歌中的女性立场，你应该是最早的，伊蕾的相关作品发表在你后面。她的《独身女人的卧室》，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多争议，那就是女性意识觉醒和女性权利的觉醒。

翟永明：我的组诗《女人》是1984年写完的，当时根本发表不了，过了两年才发的。1986年开始强调发一些先锋文学，这样《诗刊》才找到我。

《新民周刊》：你早期的《女人》组诗、《母亲》，我看过的。你当时比较集中在两个主题上，一个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再一个是关于对母亲身份的描写。为什么聚焦在这两个主题上？

翟永明：写《母亲》这首诗的时候，跟我写女性意识的诗是一致的。母亲这个身份，我当时肯定是比较具体地会写到自身体验，自身和母亲的一种关系。但是诗中母亲这个角色实际上代表了我们上一代中国女性的一种状态，说穿了，差不多是一样的。那个时候，确实也是我跟家庭矛盾最严重的时候。他们认为我很叛逆，其实我并不叛逆，只是在我们家里算最叛逆的。因为我接触周边的这些诗人，还有我对工作的态度。写《女人》组诗的期间，生活中充满家庭矛盾与社会矛盾，社会变革中间的一种冲突——因为整个社会对我们这种人都看不惯，有很深的偏见，把这些人都当成小流氓，对女性更是如此。还裹挟着一些封建意识在里面。

《新民周刊》：在楚尘（诗人、出版人）帮你出的那本诗集《行间距》中，你写到了汶川地震，那一组诗很好。你一直坚持用写作介入当下社会现实，这个真的是有勇气和了不起的。

翟永明：从90年代就开始这样的写作。我写的《雏妓》和《老家》两首诗，是我最早介入现实的诗，而且都是从即时性的新闻里面来的。上世纪90年代，看到一篇报道，很受刺激：一个13岁的小女孩被拐卖了，她的父亲到处寻找她，花了几百天的时间寻找，最后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被卖到“特殊区域”了，据报道有三百多个男人性侵过她。好惨啊，她已全身都是病……记得她的父亲哭诉说“我的女儿一看就还是一个孩子啊，这些人怎么能下手”。那会儿也不特别强调媒体伦理，小女孩的照片没打码，我到现在都能记得那个小女孩，以及她的神情（就是诗里写的：眼里已装不下一滴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