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为何难忘张国荣

“20年，可以发生很多事、遇过很多人。他们可能会留下一些痕迹，渐渐又会离开我们的生活。香港的节奏总是很急促，要留在一个地方、记住一个人，好像很奢侈。偏偏就有一个人，令香港人打破善忘的习惯。20年了，我们还很想念你，我们的哥哥，张国荣。”

这是TVB在张国荣逝世20周年纪念节目中的一段话，也说出了很多人内心的疑问——20年很长，长到足够忘记一个人，却为何，没有长到可以忘记张国荣？

他像是一个超越时空与生死的意外

这个问题，每隔几年都会被问一次。5周年纪念有人问，10周年纪念有人问，20周年仍不停追问——人们仿佛默认：流行文化是速朽的，偶像是有时代局限的，媒体是健忘的，粉丝是喜新厌旧的——或许，通常情况下的确如此，但，总有意外。

张国荣就像是那个超越了时空与生死的意外。5周年，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座无虚席；10周年，纪念演唱会万人空巷；到如今20周年，文华东方酒店门口送花致敬的队伍依然排出几百米开外……多年来，全球电影节官方纪念活动一场接一场，民间自发的展览、讲座也从未停歇，来自世界各地的荣迷并不解释原因，但回答自在风中。

早在十多年前的2007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洛枫就曾做过一个横跨十数个地区的问卷调查，以中、英、日、韩四国语言在网上发放，收到的1393份回执中，有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在他死后开始喜欢他的人有42%，与生前的58%非常接近。这种奇特的“后荣迷”现象，是香港流行文化史上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洛枫因此落笔：“一个死者，生生不息地滋养大众的文化记忆。”

时隔十多年再看，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数字比例已经倒挂——在各种纪念活动现场，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张国荣同时代的都会男女，但占比超过半数的，却是看起来并不会超过30岁的年轻人，一聊起来，发现1999年出生抑或00后都不罕见。也就是说，张国荣逝世时，他们都还是小学生，甚至刚出生！既然没有结伴同行的岁月，又是哪里来的迷恋？

答案居然是平淡到毫无戏剧性的——听过他的哪一首歌，看过他的哪一部戏，《风继续吹》也好，《霸王别姬》也罢，又或者父母是他的粉丝——总之，“入坑”就是那么容易，经典作品或者代际遗传，有灯就有人。年轻的当事人甚至自己也不觉得喜欢上一个上世纪80年代就火遍全球的偶像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谈论他的口吻就好像在说一个上周才打榜出道的新秀。

喜欢张国荣并不是因为怀旧——这比张国荣让人牵记20年更值得惊讶。但转念一想，又觉得相当合乎情理。电影《色情男女》中有一句台词：你走得比别人快几步就好，别快得太多，没好处。张国荣在世时，被《时代》周刊称为“是亚洲娱乐业中那个最聪明却最受争议的头条人物”——在20年前，他生活的世代，他总是那个“惊世骇俗”的人，走得太快也太前，徒然映照出社会的保守与落后。而今20载过去，人们才终于跟上他的脚步，get到了精神的同频共振。

这样“时空错位”的共鸣并不少见，有些人，有些作品，注定会对异世代的受众产生更大更深的影响。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展映的《烈火青春》就是一例——谭家明导演于1982年的电影，上映当年就因为意识大胆被观众投诉删剪，票房也不见得出色，直到40年后的今天，重映导演剪辑版，才将当年不得已删除的镜头一一恢复，终至一票难求。

又比如谭家明的徒弟王家卫导演的《阿飞正传》，当年也是亏到血本无归，投资人进医院打点滴，观众在电影院里站起来喊：“谁是王家卫？！”当时谁又能想到上映20年后它会成为香港电影评论学会“香港十大电影评选”的首位。

在张国荣身上也时常凝聚着这样的“错位”。最有名的莫过于2000年的“热情”演唱会，请到法国著名设计师让·保罗·高缇耶打造“从天使到魔鬼”的理念，被《时代》周刊誉为“热情与时尚的高峰”，被《朝日新闻》称为“天才横溢的表演者”。但在本土媒体口中，却被嘲为“长发扮贞子”，高缇耶震怒之下表示永不再为其他香港歌手设计服装——当张国荣说出那句“我觉得艺人做到最高境界是可以男女两个性别同在一个人身上的，艺术本身是没有性别的”时，他可能没有想到，香港媒体要在20年后才能逐渐消化这句话、转头对“热情”演唱会称颂有加吧。

回头再看，走得快的人都是相似的，甚至是并步齐驱的。

当40年前《烈火青春》被投诉删剪的时候，张国荣曾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电检处一定要剪去我的裸体镜头，我也不是故意的暴露，我的身材也不见得太好，但是剧情的需要我是会脱的。”考虑到这一年距离他被人骗去拍三级片《红楼春上春》并不太远，这番话就更显得动人。

当30年前《阿飞正传》既不叫好也不叫座、王家卫要靠陈勋奇收留才有戏可写的时候，张国荣却相当自信地说，《阿飞正传》是他从影以来最佳的作品，王家卫是现今最有前途的导演。

当年是他们走得太快，需要停一停，等一等，好让我们隔着世代，感应最初的悸动。

我们的屏幕，不够他大

“死而不亡者寿。”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生命有限，而作品永生。

最近，韩国资深记者朱晟彻的《永远的哥哥张国荣》引进出版，朱在书中感叹：“他总是和顶级的导演合作，虽然很难想象周润发出演王家卫的电影、周星驰出演吴宇森的电影、刘德华出演关锦鹏的电影，或是成龙出演陈可辛的电影，但张国荣却与这些导演都合作过，而这些导演的电影作品中，堪称代表作的作品也都有张国荣的名字。”台湾作家符立中也曾发出相似的感慨：“张国荣以一个男性身份化身为这么多部作品的缪斯，在整个华语电影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香港是类型电影的天堂，但屹立于金字塔尖的张国荣，却从来不是一个类型化的演员。与功夫制霸、喜剧制霸的著名演员相比，张国荣从不制霸任何一种电影类型，却表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面特质。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他在不同导演眼中似乎有不同的“刻板印象”：吴宇森总给他忠义弟弟的角色，徐克眼中的他是敦厚老实的书生或神父，关锦鹏看中他的高贵儒雅，陈嘉上喜欢他的潇洒不羁，陈可辛觉得他很文艺，陈凯歌觉得他很悲情，而王家卫总当他是那只无脚流浪的鸟。

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他演活上述任何一种角色，都会被打上“本色出演”的标签：宁采臣、十二少、顾家明、程蝶衣、阿飞、西毒、何宝荣……这些被认为“非张国荣无法想象”的角色，到头来都被称为“度身订造”，委屈到他也曾想不通：“我十分不明白为什么每当一个演员把角色演得好，别人总是说某角色是为某演员度身订造的，他们又何曾想过，其实是这个演员演得好呢，我想除非是演回自己，没有一部戏或一个角色是真真正正为某演员度身订造的。”

或许，“度身订造”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一个演员的高度赞美吧。在这方面，我非常认同香港文化评论家林沛理的说法。“对大部分演员来说，演戏是一个戴上面具的过程，但对张国荣而言，演戏是一个除掉面具的过程。这种演戏方式说穿了其实建基于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诚实、忠于自我的生活态度。”他说，“我认为香港影坛上张国荣是极罕有的‘演员作者’，他在银幕上最动人遐思、耐人咀嚼的演出，或纤柔，或华美，或锥心刺骨，或惊悸哀恸，都有一种真的假不了、来自生活，与扎根于痛苦体验的真情，一种感情的浓度，一个活生生的‘我’在。张国荣没接受过正统的戏剧训练，他作为演员所依赖的最大资源是他的生活体验，他受过的伤害，他的恐惧，他的爱与恨，他的血、泪和苦，以及敢于提取这资源的勇气和决心。这种演绎方法得之于真，这类演员可以成就最动人的演出，但也要冒最大的险……必须入世尽俗，俯仰天地，投入生活，面对自我，对一切都坦坦荡荡，对他们来说，唯一的防御就是不设防。”

早在80年代，张国荣就说过：“我不想做明星，因为我已经是。我希望做一个真真正正的演员。”在剥离自己偶像歌手的身份方面，他一直都很有自觉意识。从80年代末开始，他就婉拒那些主打颜值的“情圣”角色，如同关锦鹏所言：美貌于张国荣是一种阻碍。为了打破这层阻碍，他接演《家有喜事》里的娘娘腔二哥、《霸王别姬》里反串旦角的程蝶衣、《夜半歌声》里毁容的宋丹萍、《红色恋人》里说英文的地下党——叶大鹰拍《红色恋人》时，想找一个不同于游击队队长的地下党形象，要有深厚修养，要有精神生活，他起初不相信香港演员可以，但见到做足功课的张国荣之后却立马拍板：“这哥们儿行，绝对行。”

他的演出总是基于对角色的体认。当大部分人都觉得程蝶衣是个悲剧角色的时候，张国荣却不这么认为。2002年，他应小思（卢玮銮）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如何演绎李碧华小说中的人物”时提到，电影《霸王别姬》出于一些顾虑，不无恐同色彩。而他作为一个演员，“只有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演好程蝶衣的角色，把他对同性那份义无反顾的坚持，借着适当的眼神和动作传递给观众”，从而平衡导演的避忌。在他看来，“程蝶衣一点也不悲，因为他可以自主地去面对眼前的一切，比如在舞台上的醉生梦死，比如他对师兄的感情，他都是义无反顾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