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企业上海发展生态调研

4月，春光正好，万物萌动。

上百家来自全球各个行业的企业，以及众多来自海内外的科学家与高端产业人才聚集在黄浦江畔的世博中心。借着2023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的举行，这座中国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对外宣示面向全球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的满腔热情，发出“加码上海”最强音。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致辞说，选择上海，就是选择与机遇同行，真诚欢迎企业家常来上海、投资上海、扎根上海，“在这座充满着梦想、机遇和一切可能的城市，共同创造新的传奇、演绎新的精彩”。

在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跨国企业无疑是重要纽带。

今年伊始，上海市市长龚正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未来5年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要达到1200家。

1月28日，兔年首个工作日，上海召开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大会，同日发布《上海市加强集成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简称“6.0版行动方案”）。这是上海连续第六年在岁末年初就优化营商环境进行部署，足见恒心与决心。

来自上海市商务委的统计显示，当前有超过6万家外资企业，902家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以及536家外资研发中心云集上海。上海市商务委主任朱民介绍，其中具有亚洲区以上职能的总部有123家，外资研发中心的平均研发投入1.44亿元，是上海高新技术企业平均研发投入的19倍，约33%的外资研发中心具有亚太区以上的能级，平均研发投入1.92亿元。

日前，新民周刊记者走进众多跨国企业，与企业管理者进行深度访谈。跨国企业选择上海、深耕上海的理由有哪些？服务不断增加，流程逐步减少，沟通渠道愈发顺畅……“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给了他们信心。

在经济加快复苏的融融暖意里，上海这座目标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城市，正与众多跨国企业相互成就、携手共进。

全产业链新布局

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集中发布了一批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工作成果。为更好发挥重大产业项目的示范带动效应，大会遴选出26个代表性项目进行现场签约，总投资674亿元，同时大会公布新一轮投资促进政策，涵盖推行奖励新计划、推广招商新模式等。

记者从大会获悉，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签约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353个、总投资2254亿元，近期又梳理出重大招商签约项目168个、总投资3270亿元，超去年同期。

据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刘平介绍，全球投资促进大会是上海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对外展示优良投资环境的重要平台，从2021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两届，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前两次大会共签约重大产业项目500多个，总投资额超1万亿元，为上海产业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大会现场，赫力昂高级副总裁、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总经理顾海英作为外企代表应邀演讲。借着去年7月葛兰素史克旗下的消费健康业务完成分拆，独立的赫力昂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跨国消费保健品公司。

因为看好上海雄厚的消费能力和市场领头羊作用，赫力昂中国公司随即为扎根上海作更多布局。赫力昂（中国）公司将注册在临港新片区，企业也从人民广场搬至前滩的新办公室，增加办公面积，招聘更多员工，同时加速新品研发，加码中国本土的创新能力。

用顾海英的话来说，“除了上海，我们从来没想过选择别的地方”。据她透露，赫力昂将中国市场列为其全球发展的战略高地，目前企业正紧锣密鼓地谋划在上海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结合上海富有吸引力的产业政策，临港的跨境数据便利等制度创新的新举措，赫力昂将夯实总部功能，对管理、研发、生产、销售等各环节进行全产业链的新布局”。

据悉，上海正在加快构建“2+3+6+4+5”完整产业体系，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2”即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绿色生态两大转型；“3+6”就是三大先导产业和六大重点产业；“4+5”就是四大新赛道产业和五大未来产业方向，形成完整产业体系，掌握发展主动权。

谈到今年上海后续的招商引资活动重点，刘平介绍，在加大重点领域招商力度方面，在注重“量”的基础上，今年将更加关注项目“质”的提升。从产业方向看，上海将重点围绕三大先导产业、四大新赛道和五大未来产业开展招商，争取尽快做强做大；从技术水平看，将注重吸引一批以底层技术突破带动上下游要素聚集的项目，特别是着力引进一批核爆点项目，打造富有活力的产业创新生态。从产业链看，将从“补链、强链、延链”入手，加快引进一批产业链上下游项目，提升产业链韧性水平。

吸引外资最早的行动者

开放、创新、包容是上海的城市品格，也是助力上海总部企业发展、提升上海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最重要因素。其中，开放历来是上海的最大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利用外资已经走过40多年的发展历程。

早在1981年7月和9月，先后两批共19家外商机构获得资质，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上海的外企。其中，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红、三井物产等日商占据了16个席位。

国门初开，为了解决外商聘用中国雇员的问题，1982年4月，上海市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服务部成立，服务部最初的办公地点在锦江俱乐部（现花园饭店）。两年后，外企服务部正式扩建为“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

为了扩充人才，在向上海几家高校定向招收大学生的同时，1985年5月21日，外服公司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指甲盖大小的招聘广告。尽管只有寥寥数语，却吸引了1000多人到延安东路上的黄浦中学报名。

那年31岁的董友宁，也排在应聘的队伍里。彼时，他已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的青年教师。原本陪朋友来的他顺便给自己报了个名。

董友宁坦言，当年从高等学府“跳槽”报考外服“多少有点离经叛道”，看中收入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外企的机会更多，“只要有能力，就能往上升”。

1987年，董友宁进入法国罗纳普朗克公司驻上海代表处，很快从业务员晋升至经理。“一开始，我们的总代表处在北京。因为当时所有的进出口计划必须由北京批准并指导各地实施，而外商想要把海外的产品销售到国内，必须通过国内有进出口资质的公司。”

董友宁告诉《新民周刊》，外商一开始被安排在上海国际俱乐部、锦江俱乐部、和平饭店等“涉外宾馆”办公。而他保存至今的拷克箱，上面贴满了各大宾馆的贴纸，代表了上海第一代外企白领的足迹。

第一代外企白领已经有了严格的“dress code”（着装要求）。于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街头，在两用衫、夹克衫的茫茫人海中，出现了一小群西装革履挤公交车、踏脚踏车上班的人。

对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的外企来说，中国是一个新兴而又陌生的市场，来上海的主要任务是投石问路。

“从最初仅仅担任翻译，到后来参与谈判、起草文件……我们是真正的执行者。搞贸易、做项目、办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改革开放最初的动作是在我们手上做起来的。”在董友宁看来，第一代外企白领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之一。他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用法语记录的销售计划、市场分析和开会纪要。

与跨国企业一起探路

2018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登上上海中心119层观光厅。600米高空之下，浦江两岸沧桑巨变尽收眼底，总书记感慨万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就是一个生动例证。”

登上上海中心的前一天，习近平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宣布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包括大量制度创新、规则创新、治理创新，没有先例可循。

对上海来说，这样的挑战并不陌生——1990 年 4 月 18 日，浦东开发开放的帷幕拉开了。上海的开放创新自此上演了后来居上的精彩逆袭。仅仅过了两个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差不多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罗纳普朗克的总裁来到上海，他没有要求与市领导会面，而是让董友宁带着去逛了南京路上的鞋店，还参观了上海证券交易所。

“回来以后，他跟我说，中国正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第一，中国人已经从有没有鞋子穿的问题到比较讲究穿什么鞋子的阶段了，说明市场的消费意识正在形成；第二，中国开始搞证券交易，说明有了一定的资本运作氛围。”董友宁表示，这次行程也促成了罗纳普朗克此后进一步对上海的投资。

后来出任罗纳普朗克在上海的合资公司销售总监的董友宁还曾对法国来的公司国际部总经理这样分析道：“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北京作为管理总部仍可以保留总代表处，但从贸易角度来说，应该更重视上海。”

的确，与深圳等南方先行开放地区大多引进外资制造业项目不同，浦东的开发开放从一开始就选择了金融和贸易这两个领域。尽管争议不断，最后浦东坚持住了——外高桥保税区的中文名还是按国家文件叫“保税区”，但英文名则为“Shanghai Waigaoqiao Free Trade Zone”。

上海外高桥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诸耀鹏在接受《新民周刊》的采访时表示，外高桥保税区一直被认为是“因贸易而生，因贸易而兴”的地方，因此它创下多个全国“第一”便是应有之义。

1992年，伊藤忠商事拿到了外高桥保税区的第一张外资企业营业执照，成为了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资贸易企业。这是浦东开发开放中开创先河的重要举措之一，此后“入驻外高桥”成为了众多跨国公司初次踏足中国的第一选择。

“公司成立后，具体怎么开展贸易业务，当时还有两个瓶颈没有解决：一是当时的外资企业没有进出口经营权，不能自己报关；二是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发票改革，推出了增值税发票，能否给外资企业增值税发票的开票权成为了当时的争议焦点。”诸耀鹏回忆道，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前者的解决方案是委托国内有进出口权的公司在货权不实际转移的前提下，通过双抬头的模式做代理报关；开票问题则通过成立我们这家公司的前身——保税商品交易市场，在税务局和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的指导下，由交易市场代为管理增值税发票相关业务”。

慢慢地，外高桥的产业体系逐渐成形。在诸耀鹏看来，从保税区成立到中国加入WTO，可以算作外高桥发展的1.0阶段，那时凭借浦东开发开放的政策优势，“就算坐着也会有人找过来”。

“尽管受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凭借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以及坚定不移地抓住‘贸易’这个核心方向，外高桥敢闯敢试，制定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政策，开始触底反弹。”诸耀鹏表示，随着中国加入WTO，外高桥保税区迎来了发展的第二次高峰，进入了2.0阶段，“我们所熟知的苹果公司，正是在这个阶段来到外高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