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重回C位？

忽如一夜诗风来。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这几年，诗歌似乎开始呈现出重回C位的隐隐势头。有人穿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倾倒孤注一掷的狂热（余秀华）；有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王计兵）。职业诗人笔耕不辍，专家学者也灵光乍现，赋诗自乐。美术馆、书友会传来朗诵诗歌的声音，各类微信公号、App推文亦经常发送“睡前小诗”一首，追慕雅人深致的风度。明星、要人们读诗，普通百姓们同样读诗——虽然，这一轮滚滚诗潮目前看来，远未覆盖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光芒，但的确已经足够闪烁，构成话题。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拘形式和体裁，充满魅力的诗歌，探讨爱情、社会、艺术、人生、哲学……每一行文字的吐纳，回应着一颗心脏的悸动，宛然拨开喧哗鼎沸到抵那个鸿蒙初辟的原点，宛然一梦。

飞光煎人寿，幸好我们还有诗歌，不管天高地厚。

中途诗事

老早的年岁见过璀璨的星群视作日常

此后所有的夜空 都会被它们的前身

暗自增添深邃的可能

汨罗江畔，芙蓉雅集。今年5月20日，第一届“芙蓉文学双年榜·芙蓉文学图书榜”入选作品揭晓，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的《三行集》，成了此次唯一入选的诗集。该书一页只印三行字，有大量留白处理，充分释放字、词、句本身的能量，使之自由自在。上榜辞称：“心开意适，三行成诗，记述细微的人事，倾听微弱的声音，即便是关于词语、自我与世界之关系的深沉思索，也低语徘徊、轻声争辩。凝视生活的瞬间，辨析内心的响动，张新颖以他的敏锐、体恤、想象和思力，发现渺小事物的光泽，也守护了语言的尊严。”

但时间倒退回1985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大一新生小张走进学生活动中心的一个房间，人已经聚集了很多，灯光忽然一暗，又忽然大亮，复旦诗社的活动正式开始。诗，关于诗的理念，主张，辩论……灯光下那些年轻的脸，泛着特别的光芒，激动的情绪混合着不羁的才华，满屋子横冲直撞。“我好像是要躲避这些才华和热情，活动还在高潮迭起，就悄悄退了出去。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我认定自己不是做诗人的料。沮丧吗？多少有点，但远远谈不上严重。那个年纪，会以为人生的可能性选项多到数不过来，这只不过是在纸上划掉其中的一项而已。”

诗歌风行的年代，校园里弥漫着特有的兴奋和抒情气氛，张新颖置身其中，却仿佛又绕开了。他不写诗。更准确一点说，偶尔写，写得不好，也不怎么当回事。例外的是，用心做了一个“实验”：写了一组“读书笔记”，形式却是诗。

看着用了多年的杯子从桌上滚下，碎了一地，刹那工夫，张新颖“心理上却经历了急剧的变化”。

这种含混的写作从1988年持续到1995年，可见兴致和轻微的沉迷。张新颖以为，随着青春时代的结束，此般“自娱”大概会渐渐消失。不料，40多岁的时候，2011年，忽然又写出一组《“剪辑”成诗：沈从文的这些时刻》来——“我要把这些时刻从时间的慢慢洪流中挑出来，我要让这些时刻从经验的纷繁芜杂中跳出来，诗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力量。”“写这组诗当然与我的沈从文研究有关，但私心里，并不情愿把它看成研究的‘副产品’。”

教书的头两年，张新颖编选了一本《中国新诗：1916—200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年了，这本书还在印行。“当时做这个工作，直接的目的是为了上课的学生方便，我开了一门‘中国新诗’的课嘛。每次面对新一级的学生，我总是这样开口：你选这个课，要想想它和你有什么关系。特别是，如果你不写诗，将来也不做新诗研究——绝大部分人是这样的吧，你和它可能形成什么关系？”

这样说了十年之后，张新颖发现，自己不能再用“如果你不写诗”作开场了。2011年的某天，他在办公室写毛笔字，裁纸时不慎碰倒了杯子。看着用了多年的杯子从桌上滚下，碎了一地，刹那工夫，张新颖“心理上却经历了急剧的变化”：“紧张地盯着它，仿佛要用眼神阻止它跌落；等到碎裂的声音响起，倒是松了一口气。我把这个心理过程用毛笔写下来；又想，杯子是个器皿，盛水或牛奶或酒，也有别样的‘杯子’，盛的是事业、感情、身份或者其他种种，这样的器皿，也可能会碰倒、碎裂。那么，我顺手涂出来的句子，似乎多少有点意思。就又在电脑上重写一遍，短短地，叫它《杯子》。”

之后，在各种各样事务的间隙，不那么经常地，会有什么感受和想法，促使张新颖拿起手边的铅笔、钢笔或水笔，在眼前的一张纸或一个本子上记下来，等待其完整成形。他放松地写平常的经验，平凡的呼吸，写中年自甘平庸的诗。2017年，诗集《在词语中间》出版。2020年，《独处时与世界交流的方式》出版。2021年，《三行集》出版。

但张老师仍不认为自己是个诗人。“表面一点说，我不想要诗人的习气；根本上，我不想要诗人的限制。我要随意、自由一点。”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他亦强调：“我实际上不是诗人……很难说我写诗具体是从哪里入手，不过最终的‘成品’，表现的好像都是日常的生活，是一些‘细枝末节’，碎屑的感觉和想法。我对自己没有限定、没有要求，就是当突然有个东西、有个时刻击中了我，不管这件事是大是小，是现实是虚幻，我可能就被触动，从而写出一首诗来。所以，于我而言，一首诗的诞生是没法计划的，有就有了，没有就没有。我也不会产生‘写不出’的焦虑，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罢。”

身边写诗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张新颖的回答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都有写的人，不少；更多？没有注意。“当然，总归会有诗歌的，会有诗人的。我们需要寻求一种表达的方式，有人选择了‘诗’。我想，或许现在身边的确有许多人在写诗，只是没有张扬，大家还不知道。事实上，诗歌与普通人的联系，比我们想象得要深。一个人与语言的关系，是最长久、最亲密的关系——你很难想象比语言更亲密的东西了，它可以从你的出生陪伴到你的死亡。那么我们通过与语言的关系，不自觉地就跟诗歌也产生了一个关系。在语言的发展过程当中，诗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参与了语言的塑造、变化等等。一般人不一定对此有很深刻的了解，但恰恰基于此，我们是在‘享用’诗歌的。我也相信，任何一个普通人，偶尔都会迸发出某个特别的、难以命名的时刻，如果他抓住了这种近似‘诗’的时刻，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他何尝不算潜在的诗人呢。需要指出的是，从现代诗的角度来讲，将‘文字的表达’转换成彻底的、生动的诗意，最好还是有专门的意识，受过相关的训练。”

悠悠此心

张新颖有《三行集》，同济大学的张生教授也在写诗：

……

终于可以随意翻阅王维的诗句

去凝神观看云林的清寂的山水

随意写下一行含义不明的诗句

只是为了怀念不停消逝的岁月

……

《新民周刊》记者和另一位复旦教授王宏图老师聊天的时候，他亦展示了一首近期兴之所至、漫笔挥洒的诗作：

……

我就是宇宙的中心

甩动太古神祇的舞步

拨弄出幽雅的琴音

我就是快乐的精灵

抹着淡淡忧郁的美目

弹去昔日的万千艰辛

……

王宏图告诉记者，今年五一节前去杭州玩，朋友带他去见了几个诗人，“他们自己精心印制的诗集非常精美，和几十年前油印的册子相比，完全更新换代了”。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父亲系统地培养了王宏图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小王读了《古文观止》《论语》《孟子》《老子》和《庄子》等书，以及数百首唐诗宋词。酷爱古诗词创作的外公，也常常在古诗词方面指点孩子。受长辈的影响，王宏图萌生了创作古诗词的念头，“几年间胡抹乱涂了几十首”。

尽管王宏图最后没有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但这方面的阅读训练使他终生受益，让他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评论时，潜意识里有一个古典文学的框架。他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正是谈韩愈诗歌的情感结构的。

上大学时，王宏图尝试写过一些诗歌，一度还很痴迷，但后来完全转移到小说上来。正式从事创作，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创作了十来部中短篇小说后，“长篇”的计划，开始提上议程。他的文字繁复华美，被誉为“具有巴洛克风格的气息”。“我是一个不灵敏的人，对事物的反应有一个‘滞后期’。因此，我表达的方式也是偏向‘腼腆’的，写起东西来也不算快。我习惯层层叠叠的长句，而非干脆利落的短句。绵密的风格，或许更吻合我本人的性格吧。”王宏图笑道。

诗歌的节奏，和人呼吸的节奏是相互契合的。它有一种音律的美在里边。

诗歌写得好，小说也能写好吗？反之呢？对此，王宏图表示：“这当中不一定有必然联系。我觉得，诗歌写得好的人，散文更容易写好。不过，诗人对语言的感觉可能强一点，写过诗的小说家，文字还是‘不一样’的，会显得比较空灵。纳博科夫的小说很好，他的诗歌也不错，但毕竟不如小说，到不了叶芝、艾略特的高度。”

2006年，复旦中文系设立了“文学写作”专业，后经陈思和教授和王安忆教授的不懈努力，教育部在2009年正式批准设立中国大陆第一个MFA“创意写作”硕士点。近年来，王宏图一直负责着这个复旦“创意写作”专业的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他告诉记者：“我们的创意写作班，开设过新诗写作课程。过去，胡中行老师还给学生们上了七八年的古诗词写作课。开始几年，学生对古诗词写作兴趣蛮大，而近年入学的学生，很多人不再有那么高的兴致，有‘知难而退’的趋势。我是希望他们下硬功夫的，只要入了门，按照格律，你多多少少总能写几句。先不要去管好坏，不锻炼、不积累怎么行呢。”

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兴起。当时略有矫枉过正，很多人觉得新诗一定是好的，而旧诗人又觉得新诗语句颠倒不通，不屑与之为伍。王宏图回忆，曾经负责复旦诗社工作的黄潇（笔名肖水），“对复旦校园诗歌的复兴起了不小的作用”。一个颇为有趣的花絮是：一些没有接受过现代诗训练、对新诗无感的学生，曾经与肖水的粉丝争执不下。“中国的一般读者，从小读的还是唐诗宋词，不大会去读新诗。大众对现代诗的认可，是不可能到对古诗词的那种（偏爱）程度的。新诗的兴盛发达之路道阻且长，眼下尚未抵达把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完美融合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