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重回C位?
作者: 孔冰欣
忽如一夜诗风来。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这几年,诗歌似乎开始呈现出重回C位的隐隐势头。有人穿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倾倒孤注一掷的狂热(余秀华);有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王计兵)。职业诗人笔耕不辍,专家学者也灵光乍现,赋诗自乐。美术馆、书友会传来朗诵诗歌的声音,各类微信公号、App推文亦经常发送“睡前小诗”一首,追慕雅人深致的风度。明星、要人们读诗,普通百姓们同样读诗——虽然,这一轮滚滚诗潮目前看来,远未覆盖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光芒,但的确已经足够闪烁,构成话题。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拘形式和体裁,充满魅力的诗歌,探讨爱情、社会、艺术、人生、哲学……每一行文字的吐纳,回应着一颗心脏的悸动,宛然拨开喧哗鼎沸到抵那个鸿蒙初辟的原点,宛然一梦。
飞光煎人寿,幸好我们还有诗歌,不管天高地厚。
中途诗事
老早的年岁见过璀璨的星群视作日常
此后所有的夜空 都会被它们的前身
暗自增添深邃的可能
汨罗江畔,芙蓉雅集。今年5月20日,第一届“芙蓉文学双年榜·芙蓉文学图书榜”入选作品揭晓,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的《三行集》,成了此次唯一入选的诗集。该书一页只印三行字,有大量留白处理,充分释放字、词、句本身的能量,使之自由自在。上榜辞称:“心开意适,三行成诗,记述细微的人事,倾听微弱的声音,即便是关于词语、自我与世界之关系的深沉思索,也低语徘徊、轻声争辩。凝视生活的瞬间,辨析内心的响动,张新颖以他的敏锐、体恤、想象和思力,发现渺小事物的光泽,也守护了语言的尊严。”
但时间倒退回1985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大一新生小张走进学生活动中心的一个房间,人已经聚集了很多,灯光忽然一暗,又忽然大亮,复旦诗社的活动正式开始。诗,关于诗的理念,主张,辩论……灯光下那些年轻的脸,泛着特别的光芒,激动的情绪混合着不羁的才华,满屋子横冲直撞。“我好像是要躲避这些才华和热情,活动还在高潮迭起,就悄悄退了出去。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我认定自己不是做诗人的料。沮丧吗?多少有点,但远远谈不上严重。那个年纪,会以为人生的可能性选项多到数不过来,这只不过是在纸上划掉其中的一项而已。”
诗歌风行的年代,校园里弥漫着特有的兴奋和抒情气氛,张新颖置身其中,却仿佛又绕开了。他不写诗。更准确一点说,偶尔写,写得不好,也不怎么当回事。例外的是,用心做了一个“实验”:写了一组“读书笔记”,形式却是诗。
看着用了多年的杯子从桌上滚下,碎了一地,刹那工夫,张新颖“心理上却经历了急剧的变化”。
这种含混的写作从1988年持续到1995年,可见兴致和轻微的沉迷。张新颖以为,随着青春时代的结束,此般“自娱”大概会渐渐消失。不料,40多岁的时候,2011年,忽然又写出一组《“剪辑”成诗:沈从文的这些时刻》来——“我要把这些时刻从时间的慢慢洪流中挑出来,我要让这些时刻从经验的纷繁芜杂中跳出来,诗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力量。”“写这组诗当然与我的沈从文研究有关,但私心里,并不情愿把它看成研究的‘副产品’。”


教书的头两年,张新颖编选了一本《中国新诗:1916—200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年了,这本书还在印行。“当时做这个工作,直接的目的是为了上课的学生方便,我开了一门‘中国新诗’的课嘛。每次面对新一级的学生,我总是这样开口:你选这个课,要想想它和你有什么关系。特别是,如果你不写诗,将来也不做新诗研究——绝大部分人是这样的吧,你和它可能形成什么关系?”
这样说了十年之后,张新颖发现,自己不能再用“如果你不写诗”作开场了。2011年的某天,他在办公室写毛笔字,裁纸时不慎碰倒了杯子。看着用了多年的杯子从桌上滚下,碎了一地,刹那工夫,张新颖“心理上却经历了急剧的变化”:“紧张地盯着它,仿佛要用眼神阻止它跌落;等到碎裂的声音响起,倒是松了一口气。我把这个心理过程用毛笔写下来;又想,杯子是个器皿,盛水或牛奶或酒,也有别样的‘杯子’,盛的是事业、感情、身份或者其他种种,这样的器皿,也可能会碰倒、碎裂。那么,我顺手涂出来的句子,似乎多少有点意思。就又在电脑上重写一遍,短短地,叫它《杯子》。”
之后,在各种各样事务的间隙,不那么经常地,会有什么感受和想法,促使张新颖拿起手边的铅笔、钢笔或水笔,在眼前的一张纸或一个本子上记下来,等待其完整成形。他放松地写平常的经验,平凡的呼吸,写中年自甘平庸的诗。2017年,诗集《在词语中间》出版。2020年,《独处时与世界交流的方式》出版。2021年,《三行集》出版。
但张老师仍不认为自己是个诗人。“表面一点说,我不想要诗人的习气;根本上,我不想要诗人的限制。我要随意、自由一点。”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他亦强调:“我实际上不是诗人……很难说我写诗具体是从哪里入手,不过最终的‘成品’,表现的好像都是日常的生活,是一些‘细枝末节’,碎屑的感觉和想法。我对自己没有限定、没有要求,就是当突然有个东西、有个时刻击中了我,不管这件事是大是小,是现实是虚幻,我可能就被触动,从而写出一首诗来。所以,于我而言,一首诗的诞生是没法计划的,有就有了,没有就没有。我也不会产生‘写不出’的焦虑,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罢。”
身边写诗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张新颖的回答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都有写的人,不少;更多?没有注意。“当然,总归会有诗歌的,会有诗人的。我们需要寻求一种表达的方式,有人选择了‘诗’。我想,或许现在身边的确有许多人在写诗,只是没有张扬,大家还不知道。事实上,诗歌与普通人的联系,比我们想象得要深。一个人与语言的关系,是最长久、最亲密的关系——你很难想象比语言更亲密的东西了,它可以从你的出生陪伴到你的死亡。那么我们通过与语言的关系,不自觉地就跟诗歌也产生了一个关系。在语言的发展过程当中,诗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参与了语言的塑造、变化等等。一般人不一定对此有很深刻的了解,但恰恰基于此,我们是在‘享用’诗歌的。我也相信,任何一个普通人,偶尔都会迸发出某个特别的、难以命名的时刻,如果他抓住了这种近似‘诗’的时刻,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他何尝不算潜在的诗人呢。需要指出的是,从现代诗的角度来讲,将‘文字的表达’转换成彻底的、生动的诗意,最好还是有专门的意识,受过相关的训练。”

悠悠此心
张新颖有《三行集》,同济大学的张生教授也在写诗:
……
终于可以随意翻阅王维的诗句
去凝神观看云林的清寂的山水
随意写下一行含义不明的诗句
只是为了怀念不停消逝的岁月
……
《新民周刊》记者和另一位复旦教授王宏图老师聊天的时候,他亦展示了一首近期兴之所至、漫笔挥洒的诗作:
……
我就是宇宙的中心
甩动太古神祇的舞步
拨弄出幽雅的琴音
我就是快乐的精灵
抹着淡淡忧郁的美目
弹去昔日的万千艰辛
……
王宏图告诉记者,今年五一节前去杭州玩,朋友带他去见了几个诗人,“他们自己精心印制的诗集非常精美,和几十年前油印的册子相比,完全更新换代了”。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父亲系统地培养了王宏图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小王读了《古文观止》《论语》《孟子》《老子》和《庄子》等书,以及数百首唐诗宋词。酷爱古诗词创作的外公,也常常在古诗词方面指点孩子。受长辈的影响,王宏图萌生了创作古诗词的念头,“几年间胡抹乱涂了几十首”。
尽管王宏图最后没有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但这方面的阅读训练使他终生受益,让他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评论时,潜意识里有一个古典文学的框架。他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正是谈韩愈诗歌的情感结构的。
上大学时,王宏图尝试写过一些诗歌,一度还很痴迷,但后来完全转移到小说上来。正式从事创作,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创作了十来部中短篇小说后,“长篇”的计划,开始提上议程。他的文字繁复华美,被誉为“具有巴洛克风格的气息”。“我是一个不灵敏的人,对事物的反应有一个‘滞后期’。因此,我表达的方式也是偏向‘腼腆’的,写起东西来也不算快。我习惯层层叠叠的长句,而非干脆利落的短句。绵密的风格,或许更吻合我本人的性格吧。”王宏图笑道。
诗歌的节奏,和人呼吸的节奏是相互契合的。它有一种音律的美在里边。
诗歌写得好,小说也能写好吗?反之呢?对此,王宏图表示:“这当中不一定有必然联系。我觉得,诗歌写得好的人,散文更容易写好。不过,诗人对语言的感觉可能强一点,写过诗的小说家,文字还是‘不一样’的,会显得比较空灵。纳博科夫的小说很好,他的诗歌也不错,但毕竟不如小说,到不了叶芝、艾略特的高度。”
2006年,复旦中文系设立了“文学写作”专业,后经陈思和教授和王安忆教授的不懈努力,教育部在2009年正式批准设立中国大陆第一个MFA“创意写作”硕士点。近年来,王宏图一直负责着这个复旦“创意写作”专业的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他告诉记者:“我们的创意写作班,开设过新诗写作课程。过去,胡中行老师还给学生们上了七八年的古诗词写作课。开始几年,学生对古诗词写作兴趣蛮大,而近年入学的学生,很多人不再有那么高的兴致,有‘知难而退’的趋势。我是希望他们下硬功夫的,只要入了门,按照格律,你多多少少总能写几句。先不要去管好坏,不锻炼、不积累怎么行呢。”
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兴起。当时略有矫枉过正,很多人觉得新诗一定是好的,而旧诗人又觉得新诗语句颠倒不通,不屑与之为伍。王宏图回忆,曾经负责复旦诗社工作的黄潇(笔名肖水),“对复旦校园诗歌的复兴起了不小的作用”。一个颇为有趣的花絮是:一些没有接受过现代诗训练、对新诗无感的学生,曾经与肖水的粉丝争执不下。“中国的一般读者,从小读的还是唐诗宋词,不大会去读新诗。大众对现代诗的认可,是不可能到对古诗词的那种(偏爱)程度的。新诗的兴盛发达之路道阻且长,眼下尚未抵达把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完美融合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