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被网暴者说

2021年的某一天，小杰和往常一样登录自己的微博账号，不到100粉丝的账号，私信栏罕见地显示99+，红色的圆点促使他点开对话栏，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些涌进来的评论大多是辱骂他的话，甚至不乏人身攻击。

小杰一瞬间气血上涌，“真的有血压上升、脑子发烫的感觉”。过了一会儿，小杰确信自己是被网暴了，而他阅读这些评论和留言后发现，这可能是自己对一则新闻的评论惹的祸。“那条新闻上了热搜，评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当时，我把自己的想法留了言，只是一些不同的观点而已。”

一直认为自己是网络世界的一个小透明，小杰从未想过，原来网暴离他，居然这么近。

小杰的经历不是个案，普通人被网暴的门槛已经越来越低。同样因为参与一个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发表不同观点的吴明，甚至遭遇了个人信息泄露——这些谩骂和诅咒的消息不仅停留在微博上，骚扰电话和短信也疯狂地“砸”向他的手机，以至于他被迫关机。

最近几年，人们明显感受到网暴事件正在增加，发酵的时间开始变短，传播范围越来越广，而影响越来越恶劣。在被网暴的普通人中，部分受害者走向极端的事件也常诉诸报端，而网暴者所付出的代价却小到忽略不计。

只是一个玩笑？

如果说小杰和吴明是因为不经意间的一句留言，打开了网暴的潘多拉魔盒，那么小谷的遭遇，更让人产生一种“人人自危”的感受。小谷正是“7·7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事件”的当事人。

近日，《新民周刊》联系到小谷时，她已经在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工作忙碌而充实。白天，小谷几乎不怎么回微信。记者与她的采访约在了晚上10点多。

小谷坦言，她还是会时不时收到网友们的私信，但自己已经忘记了曾经将她拉入旋涡之中的这起案件的许多细节，“之前我以为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会记得很久，但现在回过头看，我发现真的忘记了”。

可互联网在这件事上还是有记忆的。

2020年7月，小谷和往常一样在杭州某小区快递驿站取快递时，被附近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随后，郎某与朋友何某编造“女子出轨快递小哥”等内容并发至微信群，在互联网上持续发酵。

一个月后的8月7日深夜，小谷正在家里睡觉。她的朋友突然拿备用钥匙打开了她的家门叫醒她，给她看了一段网上流传的聊天记录。

视频中，穿着碎花连衣裙和白色细带高跟鞋的小谷正在取快递，而连同这段视频一起被打包的，还有一段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有人自称是这位取快递的女生，说自己在家带孩子无聊，想约快递小哥来家里约会。之后，在微信中与她对话的男性表示，自己已经以送快递为由应邀上门，两人不仅互相撩拨，还约好了下次上门的时间，并为“约会现场”配上了事先从网上找来的不雅视频和音频。

一开始，小谷的反应不是愤怒，而是发蒙。她不明白，自己只不过取了一个快递，既没有穿着暴露，也没有任何轻浮的举动，怎么就和后面露骨的聊天记录挂上了钩？

此时的小谷，想不通是谁捏造了这一切，也不觉得这件事会对她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她天真地以为就是小范围传播，恰好被朋友看到而已。

然而，谣言从线上到线下的蔓延速度超过了她的想象——

小谷发现，小区的业主群、公司的同事都在讨论这件事，微信上多年不联系的人也来问视频中的人是不是她。就连远在国外的前同事都发来私信说：“你跟别人出轨的事，我们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劝你出门戴上口罩吧。”

事件发酵后，小谷变了。原本爱穿裙子、爱玩爱笑爱出门的她不敢出门了，即便是晚上散步，她也会长袖、长裤、帽子、口罩全副武装跟在男友的身后。

忍无可忍的小谷选择报警。离开派出所后，她凭借一些线索很快就锁定了拍视频造谣的人——隔壁便利店的老板郎某。

郎某承认视频是他拍摄的，也承认了出于好玩的目的，他用自己的微信号与车友群群友何某编造了女孩出轨的聊天记录，还在群里发了很多捏造的照片和视频。他认为，这只是一个玩笑。

拿到证据后，小谷又去了派出所并在第二天接受了一家本地媒体的采访。报道发出后不久，小谷收到了派出所的立案通知。

当年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就此事发布警情通报。造谣者郎某和何某因诽谤他人被行政拘留了9日。

拒绝“就这样算了”

故事进行到这里，本来应该结束了。

小谷告诉《新民周刊》：“当时的我希望得到对方一个道歉，希望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所谓的‘好玩’给别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以后不要做这样的事了，那么这件事对我来说就结束了。”

郎某和何某被行政拘留期间，郎某的妻子还找过小谷说情，他们的孩子才两岁多。小谷想过妥协、私了，“我可以原谅你，因为你是一个有家庭有孩子的人，我不想你去影响你的家人”。

小谷当时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需要对方录制视频道歉；第二，要求对方赔偿自己实际的经济损失——2020年8月15日，小谷接到公司人力部门的电话，对她进行劝退，小谷的男友为了照顾她，也离职了。小谷要求造谣者赔偿两人失业期间的工资，以及案件证据的公证费用、律师咨询费等。

在小谷看来合情合理的要求，郎某和何某却不同意，不仅对赔偿金额“讨价还价”，还要求对道歉视频进行打码。更让小谷愤怒的是，她没有看到他们丝毫的歉意，“他们仍然觉得做这件事就是好玩——这意味着他们不觉得这是错的，可能还会这样开其他人的玩笑”。

小谷说，正是因为没有得到对方的道歉，她才选择继续死磕这件事，“我不想就这么算了”。

造谣者的态度也能从其家人的采访中管窥一二。事发后，媒体对郎某父亲的采访中，对方说的依然是，儿子和小兄弟“闹着玩儿的”，结果被第三人传播了出去，主要责任应该在传播者，儿子被拘留，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也挺冤枉的”。

传播者陶某也曾去派出所做了笔录，但因为证据不足没有被行政拘留。在小谷看来，无论是造谣，还是传播，带给自己的伤害是一样的，不分彼此。

“那段时间，网上对我的议论很多，我经常能收到一些不好的私信，还有人认为我有团队，是凭借这个事情来炒作。”小谷的生活到了一个没办法停下来的阶段，她常常会在家漫无目的地绕来绕去，她形容那个状态是“一旦停下来，就感觉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要炸出来了”。

2020年9月8日，在杭州市一家医院的心理咨询科，小谷被诊断为“抑郁”状态。

最终，小谷决定自己一分钱赔偿都不要，走刑事诉讼。

一般情况下，刑事案件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最终审理判决的。但我国法律也规定，对于一些没有危害到国家和社会利益，但是对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可以由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提起刑事自诉。

诽谤罪是刑事案件里少有的自诉案件之一，要求当事人自己搜集、提交达到刑事标准的证据。

其中的难度不言而喻，但小谷没有动摇。

那段时间，通过微信、微博，小谷向大家发布求助信息，希望大家把看到谣言的渠道截图给她，作为之后维权的证据。一共有198位网友发来信息，经统计，这条谣言在微信群、公众号等渠道的阅读量至少达到6万多人次。

同时，除了必要的外出时间，譬如与律师见面，小谷每天几乎都在接受采访，采访一个接一个，结束时已经接近凌晨。

2020年10月26日，小谷向余杭区法院提起刑事自诉；2020年12月22日，在最高检和上级检察院的指导下，余杭区检察院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021年2月26日，余杭区检察院以郎某、何某涉嫌诽谤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案件由自诉转为公诉的背后，说明网暴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得到了认同。法学专家俞锋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小谷的这起案件中，被诽谤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互联网传播的方式已经远远区别于传统的诽谤方式，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给广大公众造成不安全感，严重侵害社会秩序。

这起案件的检察官孔凡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造谣者拍摄视频后开始传播谣言的这种随机性，会使公众对网络的信任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作为公诉案件刑事立案，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及时有效追诉犯罪、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2021年4月30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郎某、何某诽谤一案。法院当庭宣判，分别以诽谤罪判处被告人郎某、何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这也是国内诽谤罪目前判罚的最高刑罚。

被偷拍后的五个多月里，小谷一度感觉生活失控了。她删除了大部分通讯录；几乎不再出门，每天醒来，她手机里面有几百条新的私信，一罐速溶咖啡几天喝完……

然而，当天的庭审，小谷没有到现场。中午接到律师告知判决结果的电话时，在老家的她长舒了一口气。“立案对我来说就已经有结果了，立案就已经意味着这事是违法的，造谣伤人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即便最后判的是缓刑，但在我心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的生活可以翻篇了。”小谷说，缠绕在心里的这个结在刑事自诉立案时已经解开了。

这一天，小谷录制了一段视频发上微博，这是她“最后一次单纯因为案件发声”“十个月的维权终于告一段落，我终于等来了结果”。

小谷是坚强的，也是幸运的。在网暴的受害者里，她的案件审理结果带给无数人正义的希望。对于这一点，小谷毫不否认，“这件事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足够幸运”。但她也表示，幸运的前提是要自己先去努力，越努力才能越幸运，面对网暴，绝不要就这样算了。

到杭州的第4个月，就发生了网暴造谣事件。“对杭州的喜爱会因此消失吗？”记者问道。几乎同时，她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如果只因为一件事就觉得一座城市有问题，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愚蠢。郎某、何某代表不了杭州，他只能代表他自己，他连他的全家都代表不了。”

一共有198位网友发来信息，经统计，这条谣言在微信群、公众号等渠道的阅读量至少达到6万多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