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的非凡意义指向当代

作者: 姜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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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27日,朝鲜板门店,中朝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右)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左)在朝鲜停战协定及其附件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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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要打多久?我讲我们不要做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这段慷慨激昂的讲话。

从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算起,至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时,抗美援朝已近三年,即使从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算起,时间也过去了两年多。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的五次战役,到1951年6月11日开始的以阵地战为主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最终让美国方面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不可战胜的!

1953年7月27日,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位记者早早守候在朝鲜半岛开城的板门店。这一位于北纬38度线以南5公里处的小地方,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已有些时日。毕竟,美国纠集的侵朝武装,被其私自冠名为“联合国军”。尽管并没有联合国授权,可美国当年就胆敢打着“联合国军”旗号行事。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行为,并没能为美国侵略者赢得胜利。早在1951年6月30日,刚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且刚刚得到美国陆军上将军衔的李奇微,就发表声明称愿意接受谈判。可在全世界媒体,包括许多美国媒体面前,美国并没有展示出其是真心愿意通过谈判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是想拖延时间以利战场上的胜利?甚或对于“联合国军”的最高指挥官而言,无非想在最终失败来临前找到替罪羊,自身能脱逃而去?反正从之后美国参与谈判者的做派可以看出,哪怕明知道战场上得不到什么了,其仍不甘心与中朝签署和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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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28日,彭德怀在开城于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可纵使再心不甘情不愿,最终,1953年7月23日仍成为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日。哪怕这并不是一纸终战协议或者说和平协议,理论上朝鲜战争仍没有结束。可对中国来说,朝鲜停战协定之签署,明证着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如今回望70年前那一幕,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且这意义指向当代,甚至仍将向未来指引……

板门店那雨后朝阳的清晨

1953年7月27日清晨,金色的阳光穿透密云,照射到板门店会场区域。板门店谈判代表团中方翻译杨冠群早早到达后,发现雨后的地面还略显潮湿,但夏日那股闷热的感觉却一扫而光。

“仅仅经过几天的努力和26日的连夜工作,我方工作人员已使一座庄重而宏大的东方式建筑拔地而起,成为板门店一道新的风景线。”杨冠群后来回忆,“这就是我方特地为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兴建的签字大厅。大厅是竹木结构,都是预制件,就地拼搭而成,其建成之神速,连美国人看了也惊讶不已。”

上午9时左右,签字大厅前连接开城和汶山的公路已经人头攒动。在杨冠群的视角看来,“站得黑压压一片”。等待了45分钟,天空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这是美方代表团到达的信号。紧接着,直升机在签字大厅东侧降落,掀起一阵沙尘。当直升机停稳后,人们发现,机头上飘着一面黄色旗子。现场中朝方面不少人回忆起最初谈判时,美方是打着小白旗到中朝联军占领的开城来开会的。“当时,我方记者称美军打着‘白旗’来投降。美国方面当然称并非如此。随后双方协议:到板门店开会的人员臂上各缠一条黄布条,汽车和直升机各打一面黄旗,作为和谈代表团的标志。”杨冠群说。

换言之,哪怕所谓“联合国军”方面代表是乘坐美军直升机而来,且从衣着来看,亦不乏将星闪耀,但论起派头来,早已不那么趾高气昂了。

现场衣着最为朴素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的代表。除了从事翻译工作因速记需要而随身带着纸夹的冀朝铸、杨冠群以外,其他来自志愿军司令部和前线各军的观礼代表无不是空手落座的。在志愿军代表们的眼底心中,无非就是——谈,可以;打,奉陪!甚至对签字仪式,也是做好了充分的两手准备的。比如冀朝铸和杨冠群的座位被安排在后排右侧最靠边的两个位子上。如果现场不需要他们起立,他们就坐着进行英文速记;如果现场增加发言环节,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站起来到达讲话席。“签字仪式上,有关双方代表是否致辞,我们内部曾有讨论。最后,我方决定,‘以不致辞为原则’。”杨冠群回忆,“原因也很简单,如果列出致辞环节,到底谁先谁后呢?”

谁先致辞,确实是个比较难安排的事务。首先排除的当然是南朝鲜方面。且看朝鲜停战协定文本的正式标题——《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另一方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从文本标题上就能看出,朝鲜战场是和谈还是停战还是打下去,南朝鲜方面是毫无发言权的。他们只能默默听从“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命令,或者更说白了,作为美军的仆从存在。但中、朝、美来说,由谁先发言,又由谁后发言呢?杨冠群回忆:“我方最后决定,若对方一定要讲,我方应准备讲稿。”

现场记者注意到,比起之前双方在开城谈判时矮小拥挤的帐篷来,新搭建的签字大厅宽敞明亮得多。签字双方之间是一块空旷的场地。东端面北设小方桌一张,放18本待签字的停战协议文本,小桌南北两侧又各放一张长方桌,就是双方代表签字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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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会场区会议室全景。 

当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与美军哈里逊中将步入陈设朴素的签字大厅的时候,时间逼近上午10点。现场哪怕不看衣着,而单看肢体姿态,亦能分辨各自是哪方的——中朝方面人员正襟危坐,宛如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对方人员则千姿百态,有歪着坐的,有跷起二郎腿的,有伸直了脖子的。难道仅仅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了如此对比吗?也许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美方所领衔的这一方所有人员都非常清楚,这次来签署停战协定,自身并不是以胜利者的面貌出现的。与过去年代以胜利者自居,摆出各种繁琐的礼仪规程不同,这一次,几乎所有的美军以及其仆从军的代表都恨不得快速走完程序,离开这里。

各路消息灵通的媒体记者其实也知道,尽管1953年7月27日将是中朝代表团与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团公开签署朝鲜停战协定的日子。但只要双方有一方不落笔,一切皆有变数。

这并非耸人听闻,也不是无端揣测。自从1951年下半年美方答应谈判,且也确实走上谈判桌以来,美军高级将领突然从谈判桌上落跑的事情没少发生。比如哈里逊的前任乔埃中将,眼看着对美方来说“光荣的停战”无法实现,只得开溜。而哈里逊于1952年5月22日不情不愿地上任后,仅仅10天工夫,就耍无赖休会3次。第一次休会,是在哈里逊走马上任后第三天,也就是他代表美方首次谈判时。当中朝方面、“联合国军”方面所有谈判人员都就位后,竟然发现哈里逊没有到场,只得休会。后来美方通告称,哈里逊睡过头了。最短的一次会议只进行了25秒——哈里逊精心打扮,穿着非常整洁看着像个绅士一般,没想到其落座后,慢条斯理翻开文件扫了一眼,就貌似优雅地看了看手表说:“我建议今天休会,明天见。”然后竟自顾自离去。在抱病赴朝参加停战谈判的李克农眼里,哈里逊的做派简直像一个天天准备逃课的小学生。

哈里逊如此拖延,看似想以美方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的进攻来妄图逼迫中朝做出重大让步,其实无非想挨到有继任者接替自己罢了。

不过,只要纵观当时美国国内的局势,哈里逊也该明白,时间到了这个字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的时刻。这一方面是因为自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军在朝鲜战场损兵折将,导致美国国内反战声音逐步壮大;另一方面也因为在195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艾森豪威尔拍着胸脯称,自己若上任,一定尽快结束朝鲜战争,这甚至成了他的竞选纲领。而艾森豪威尔上任后,却依旧向前线调兵遣将,也依旧损兵折将,之后也就不得不以请求交换战俘为引子,希望中朝尽快与美方谈判。

因为美国国内是这一番背景,哈里逊该如何做,其实他心里也就很明白了。10时整,签字程序顺利启动。南日大将以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名义、哈里逊中将以“联合国军”首席代表的名义,同时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短短10分钟的签字过程,当然可以宣告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告一段落,更意味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

志愿军弹雨可以作证

对于交战双方来说,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意味着战事可以告一段落了。这当然值得高兴。协定签署后,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向朝中部队发布停战命令:“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的72小时内,全线一律自双方已经公布的军事分界线后撤2公里,并一律不得再进入非军事区一步。”命令还要求朝中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回击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破坏活动。“联合国军”方面也下达了停火命令。

“7月27日晚间10时,原本仍在对峙状态的交战双方军人停止了射击。士兵们相视而笑,或者疲倦地坐在地上,要么围着一大壶威士忌,分享着欢乐。在被炮火削得光秃秃的山脊上,人们只是因为能够从地下的洞穴中爬出来,再用不着担心遭到射击的情况下放眼乡村田野,便感到几乎是十分惬意了。”《李奇微回忆录》中如此引用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西方媒体的报道。

而杨冠群回忆,7月27日当晚,志愿军代表团在开城举行盛大的庆祝晚会。彭德怀司令员和人民军次帅崔庸健出席晚会并讲话。随后,上海越剧团的徐玉兰和王文娟还演出了《西厢记》。令杨冠群感觉可惜的是,因为第二天要成立军事停战委员会,他必须留在板门店完成这方面的任务而没有参加庆祝,也就错过了在朝鲜看越剧的一次机会。

7月27日下午,在汶山,“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朝鲜停战协定及临时补充协议上签字;接着,金日成在平壤签字。

7月28日上午9时30分,彭德怀司令员在开城松岳堂于朝鲜停战协定及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生效,历时两年一个月的停战谈判画上了句号。

签字后,在松岳堂,面对百余名志愿军高级军官,彭德怀发表谈话:“朝鲜战争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民族,当它为祖国的光荣和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1953年9月12日,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振奋人心地总结抗美援朝战争,其中一段话更广为人知:“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而再之后,他在《自述》一书中回忆:“我在签字时心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来说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

先后三个场合,三段话语,显露了中国现当代横刀立马一代名将、共和国元帅的心绪。对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彭德怀之敢战、能战、胜战,在这三段话中亦能看出。

至于克拉克四星上将在签字后的发言,则颇显露其自身的疲态,其实也是美军的疲态。克拉克说:“我们失败的地方是未将对手击败,对手甚至较以前更强大,更具威胁性。”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从多瑙河到鸭绿江》一书中还写道:“我执行政府指示,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我感到心情沮丧。我想,我的两位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将军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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