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亲密爱人”下手
作者: 吴雪英国北方一座美丽的小镇上,文森特正紧攥着一把长而锋利的刀,站在一幢平淡无奇的办公大楼的停车场前。看到妻子唐娜走出来,还没等到她打开车门,文森特便向她捅出了第一刀。一下,两下,三下……这个动作直到唐娜死亡时依然没有停止。
文森特捅了唐娜38刀,然后打电话报警自首。这是《致命爱人——家庭凶杀案中的两性关系》一书里提到的一起凶杀案,这类发生在现任或前任配偶、伴侣间的凶杀案件,被称为“亲密伴侣谋杀”。
杀妻碎尸的许国利,杀害香港名媛蔡某的邝氏家族,再往前,杀妻藏尸冰柜的朱晓东、将孕妇妻子推下悬崖的俞某冬,都是登上新闻的一个个“文森特”。
很多人担心媒体对亲密谋杀的密集报道,会引发模仿犯罪效应。但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等机构的研究者分析了十年间的数据,认为合理的解释是,在出现一起轰动事件后,媒体在一段时间内会倾向于优先报道同类型的事件。
这也从侧面反映,“亲密关系犯罪”是一个持续存在的、严峻的社会问题,以往不断发生,未来也不可避免地出现。
6 月 28 日,山西垣曲县一男子杀害妻子和 3 个月大的儿子,并将岳母砍伤,或因彩礼纠纷;隔天,“男子杀害妻子欲藏尸冰柜案”一审宣判,凶手高某一审被判死刑;7月10日,长沙一男子在某企业门口杀害妻子,行凶原因疑似男子出轨后多次起诉离婚被驳回产生怨恨。
那么,原本最亲密的爱人,为何成为了枕边最危险的凶手?是一时的激情还是长久的谋划?而她/他们为什么不离开,是什么限制着她/他们的自由,让她们无法逃离?
消失的总是“她”
婚姻之外,同居、恋爱等或长或短的亲密关系,都有可能成为滋生暴力的隐秘角落。社会新闻中从来不缺少案例。
2020年8月4日,云南勐海县警方通报,应届女大学生失联案件取得新进展。女生男友洪某与另外两名男性合谋,将女生诱骗至勐海县郊外的山林中杀害并埋尸。结局是悲惨的,如果没有这次意外,她本应该在8月1日参加江苏省的自学考试。
在亲密关系暴力事件中,女性似乎更容易受到伤害。这点,我们不得不承认。

根据《柳叶刀》2013年发布的一项全球系统性研究,约七分之一的谋杀案是由死者的伴侣或前任伴侣所犯,且在这些案件中,女性受害者数量是男性的6~10倍。到了2019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报告称,2017年全世界共有87000名女性被蓄意杀害,其中30000名是被伴侣或家庭成员所谋杀。
而涉及青少年的此类案件,女性受害者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0%,近四成男性凶手是她们的前任恋爱对象。这些数字反映了记录在案的凶杀,实际数值显然要高得多。
作为跨域医学与法学的“双料”学者,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副教授、重庆市公安局特邀犯罪心理学暨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向静认为,对于伴侣关系中的谋杀,受害者和施暴者的性别比例是一种普遍趋势,但并不能简单将其归因于性别本身,伴侣谋杀涉及复杂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因素,如权力关系、控制欲望、家庭暴力、性别角色等。
数据画像显示,男性凶手有13%—58%处于失业状态,情感障碍患病比率较高约17%,39%的凶手在童年目睹过家长之间的暴力。凶手可能在实施犯罪前有“迷恋”表现,比如,跟踪、持续打电话、发消息,幻想自己除了杀死她别无选择。
相比之下,杀害男性伴侣的女性,多数曾遭受过对方的虐待,受教育水平较低,意味着可以求助的资源更少。女性往往会在遭受过多年虐待、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穷尽所有求助资源而不得,以及担心自己生命受到威胁时杀死男性伴侣。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之一:姚某某因不堪丈夫长期暴力,在绝望无助、心生怨恨的情况下,持宿舍内的螺纹钢管猛击其头部数下,又拿来菜刀砍切其颈部,致其当场死亡。法院认定其故意杀人“情节较轻”,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向静告诉《新民周刊》,每个案件都有独特之处,一些常见的心理特征可能与谋杀行为相关。比如,情感操纵、家庭暴力和虐待倾向,凶手可能试图通过暴力来控制伴侣或解决嫉妒心理,或因缺乏对他人感受的关注与连结,表现得冷酷无情,进而更容易实施谋杀。
谋杀后的自杀,也是亲密伴侣谋杀中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几乎有一半凶手会在谋杀伴侣后试图自杀,特别是男性凶手。这类凶手可能因伴侣身患绝症等原因终结其性命,也可能是强迫另一半与自己一同自杀或殉情。
长期暴力和情感操纵也会导致受害者自杀,加害者很难受到应有的惩罚,同时,大量死亡仅仅被记录为灾难、意外、自杀或其他自然原因。事实上,那些“看不见的凶杀”,并没有被更加慎重地调查。
一场有预谋的犯罪
现实情况往往是复杂的。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在读博士张蔚,因为专注于犯罪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为了知乎等热门网络平台热门的答主,他曾经接触过这样一则案例:2010年,深圳有对同居近20年的情侣,在一场与往日无异的争吵中矛盾升级,男方拿起厨房的菜刀,砍向另一半。三刀落在脖子,一刀落在头上,女子当场身亡。
复盘这一案件,当事男子曾经有过婚姻经历,又遇上生意失败,被害者与他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期。两人具有特别的感情基础,只是在日常琐碎中累积了负面情绪,在外因触发下失控。结合另一个杀妻案,当事男子一整天遭遇大雨、迟到、工作不顺,在临睡前,看到老婆手机上一条露骨的消息,两人爆发激烈争吵后,一失手,把她打死了。


有超过80%的凶手,有过预先构思计划。他们可能由于经济纠纷、情感纠纷等长期矛盾累积而预谋实施凶杀。
不可否认,亲密伴侣谋杀一部分是基于“激情犯罪”。但有超过80%的凶手,有过预先构思计划。他们可能由于经济纠纷、情感纠纷等长期矛盾累积而预谋实施凶杀。比如,杭州来女士失踪案、香港名媛蔡某凤碎尸案。“激情犯罪更强调瞬间情绪爆发和冲动控制失常,与情绪调解困难、个人攻击性倾向和解决问题不成熟应对机制有关。亲密伴侣谋杀则是长期关系问题累积的结果。”向静分析道。
在《致命爱人》一书中,史密斯通过研究四百多起亲密伴侣凶杀案,提出了八个阶段历程的 “凶杀时间轴”。这一概念也挑战了“激情犯罪”为此类案件辩解的叙事。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心理学分会前任委员吴国宏认为,操纵者对受害者的恶意、不满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在心头盘算得失,最终计划妥当,才走上这条路。
以“网红拉姆案”为例,被害人拉姆被前夫唐路泼上汽油并点火致其烧伤,半个月后因医治无效死亡。案发前,唐路用孩子当筹码,威胁拉姆说“不复婚我就杀了他”,被迫复婚后,唐路的行为变本加厉,他一拳砸在拉姆姐姐卓玛脸上,造成她左眶骨骨折,在医院住了三个月。

右图:拉姆前夫唐路受审。
于是,拉姆下定了决心离婚,不识字的她去县城找人写了离婚诉讼书,以失去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为代价,换取了自由。但这时候,唐路权力感的丧失,让他开始相信必须毁掉拉姆才能重新夺回控制权,这也是诱发操纵者在后来阶段里走向杀人的临界点。
和唐路一样,大部分操纵者都会对谋杀作出计划,有人会盘算杀人的方式和手段,有人会精确计划如何实施,还有人不仅会策划杀人还策划如何逃脱,通常他们还会借助网络完善杀人计划,比如,购买一整套杀人工具,书籍、刀具甚至可能用到的物品。
发生在2016年的上海杀妻藏尸案,凶手朱晓东在争吵中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杨俪萍,并把她的尸体藏于冰柜中长达105天。事发两个月前,朱晓东就购买了《死亡解剖台》《死亡哲学》等书籍,其中他的藏尸手法也与书中所描述的案例多有雷同。
香港名媛蔡某凤碎尸案现场证据也揭示,房间内的墙壁上,精心挂好了帆布,为的就是防止杀人时血液溅到墙上留下证据,用来行凶的地点也地处偏僻,久不住人,异常安静。
在几乎所有亲密谋杀案中,操控者行凶前后均有或多或少的反常表现。在决心杀死唐娜前的一段时间里,文森特不再观看一部名叫《科里》的电视剧——这是文森特保持了几十年的生活习惯;在另一起案件中,凶手下定决心杀人前,移动了家里的沙发,而这个沙发20年都没有被移动过位置。
杀妻碎尸的许国利,在镜头面前神色泰然地讲述妻子失踪的前后经过,笃定“她肯定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她出不去的”;跟来女士的家人讲,“找不着就不用找了,出去玩几天,可能就回来了”。有媒体报道,被捕前一天,碰到同小区的居民,丈夫还骑车笑着打招呼。“许国利面对妻子的离奇失踪过于镇定自若,是其反侦查行为的表现,也让其疑点上升。”向静分析,“此外,从心理动力学的观点来看,亲密关系中的矛盾和纠纷可能触发个体内心的冲突,许国利可能试图通过暴力或谋杀来解决或逃避内心冲突。”
根据公开媒体报道,许国利炒股欠下百万元贷款,向来女士借钱遭拒绝,还被破口大骂,他自称日子过得憋屈,被逼得没办法才铤而走险。“现实原因上看,许国利是为经济利益杀妻,而从心理学角度上,他将自己内在的自尊受损、焦虑、愤怒不安等统统痛苦归因于伴侣,并将其视为外部威胁,报着侥幸心理妄图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解决掉眼前的问题,摆脱自己内心的痛苦。”向静说。
嫉妒、暴力与性别焦虑
值得注意的是,亲密关系里的凶杀案往往伴随着“过度杀戮”和“持久性暴力”。
在这类案件中,行凶的过程是充满着愤怒的,“几乎没有一刀身亡、一枪毙命或一拳致死的情况”,受害者大多在临死前遭受过骇人听闻的操纵和虐待。吴国宏认为,再计划周密的犯罪,在最后行凶那一刻,仍旧需要动物性的冷酷凶残,在精神分析层面,“泛性”本能中包含生与死两个方面,前者与生殖、繁衍相连,后者就与攻击、杀戮相关。
而在很多时候,孩子也被视为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他们要么是被当成“附带伤害”被杀害,要么被故意安排目睹自己母亲的死亡,以此留下长久的、不可抹去的伤害。
7月10日,长沙街头杀妻案中,受害者张莉因发现丈夫重婚提出离婚,在离婚官司开庭前两天,张莉还未下班,17岁的女儿前往张莉公司拿钥匙,没想到,丈夫贺敏也尾随其后,找到下楼出来的张莉,当着女儿的面,从身后直接杀死了她。警方调查取证发现,贺敏曾对张莉有家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