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了三个甲子的螺旋

从中山公园出发，一路慢跑，到了外滩，又跑到黄浦江边，直到看到一座斜拉索桥，又往回跑，历时两个小时左右，回到中山公园。这是一位从欧洲外派到上海工作的跨国公司员工于2023年10月的某一天在上海独自跑酷的历程。当他告诉周边人如此经历的时候，即便是几位老上海，也都争执不休起来。有人说，那“斜拉索”是杨浦大桥；亦有人说，那“斜拉索”是南浦大桥。

这位外国友人究竟跑到了哪一座桥，他自己讲不清，而听者的莫衷一是，无非显示出大上海之大，单单以建筑来说，就有着不少近似之处。陌生人来到大上海，哪怕有先进的导航设备，也未必不会迷路。

即便是这座城市的母亲河，也各有说法。有人说是苏州河，更有人说是黄浦江。其实，苏州河的正式名称该是吴淞江。直到上海开埠以后，随着西方人认识到——从吴淞江乘船溯江而上能直达苏州，才将之称为“苏州河”。直至如今，上海人无非将吴淞江从黄浦江交汇处到北新泾这一段称为苏州河。原因大抵是上海市区的范畴在较长的历史时期没有跨越北新泾。而如今的情况自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海的城市格局，早已经比1843年开埠之初扩大许多倍，即使与20世纪末相比，也有了云泥之别。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从开埠之初开拓于老城厢北侧的外滩一带，到如今西有大虹桥，东有临港新城，北及吴淞邮轮经济之发展，南则有祝桥大飞机产业基地、都市型航空城。或者这么算——主城区与五座新城辉映，在这0.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在诞生新的魔都奇迹……

是一种“妥办”吗

1843年11月8日下午，英国人乔治·巴富尔（George Balfour）带着三个下属，乘坐由舟山英军基地开出的“麦杜萨”号（Medusa）抵达吴淞，然后换乘“火河”号（Phlegethon）军舰沿着黄浦江南下。傍晚时分，“火河”号停靠在了上海县城小东门外的黄浦江面上。

同样是傍晚时分——180年后的如今，当《新民周刊》记者从地铁10号线、14号线豫园站步行出来，抵达小东门地块时，感觉到的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各个年代建造的高楼之林立，夕阳映照在一些楼宇的玻璃幕墙上，颇有幻色。在这里大概率望不到黄浦江面，但却能闻江风穿越、扑面而来。

而英国首位驻上海领事第一眼看到的黄浦江滩，或许是“半江瑟瑟半江红”边上的芦花点点。向西望去，不远处就是暮色中的上海县城。

曾为英国驻印度孟加拉湾畔马德拉斯炮兵部队上尉参谋，奉调参加过鸦片战争的巴富尔，此前作为侵略者到过中国。所谓担任驻沪领事，对于时年34岁的他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在代表大英帝国来采摘胜利的果实——因为在战争中表现突出，巴富尔被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璞鼎查（Henry Pottinger）选中，1842年10月还曾随璞鼎查到上海商谈开埠之事。

此行，巴富尔到上海赴任。当“火河”号刚一靠码头，巴富尔就派人给时任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投递照会，约期见面”。如果以个体而论，在宫慕久眼中，巴富尔不过就是个外国后生小子。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原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会长熊月之先生说：“时年55岁的山东东平人宫慕久， 早在1819年就中了举人，之后一直进士不第。幸而清廷在选举人才方面还有一个‘大挑’制度。也就是考了九年都没有考上进士的举子，被选中进京面试。面试当然有看看这些人面相、处事能力等等的因素存在。宫慕久通过大挑，才得以被派往云南为官。”尽管比起之后巴富尔远涉重洋到印度、到中国上任来，宫慕久去云南并非出国。可在幅员辽阔的国度，从沿海到内陆腹地，宫慕久同样面临着不少文化差异、方言不同造成的沟通困难等等事情。五十而知天命——如果不是大清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而与英国人签订《南京条约》，宫慕久未必会被清廷派到上海为官的。所谓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原为驻苏州的分巡苏松道。至雍正三年（1725年）分巡苏松道监理江海关，就与上海发生了关系。直至雍正八年（1730年） 分巡苏松道加兵备衔移驻上海。由此，这一正四品大员又被坊间称为“上海道台”。比起前任来，刚到任的宫慕久不仅仍要监督地方行政、维持地方治安、监理海关，更要准备好天天应对中外交涉。

单以此次为应对上海开埠来说，宫慕久比巴富尔早到上海三个多月。在盛暑中赴任上海道台后，宫慕久布置上海、吴淞的海防工事，提拔候补道台吴健彰、知县蓝蔚雯，又将松江同知沈炳烜调任上海同知。做完这些人事布局之后，宫慕久静待着巴富尔的到来。

在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看来，180年前的上海开埠，启动了上海的都市化进程。“而宫慕久并不是上海开埠完全的被动参与者，他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引导了当时上海的平稳开放”。在10月6日举行的“从开埠到开放：上海都市化18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苏智良如此分析。开埠之际，作为上海地方官，宫慕久在与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的第一个回合接触中，实际上就已经体现出其维护国家主权的一面。1843年11月9日，巴富尔坐着宫慕久派来的肩舆，亦即一乘小轿，来到小东门外的江海关。在此，巴富尔向道台介绍了翻译麦华陀、医生哈勒等领事馆的职员，并且提出希望宫慕久为英国人的生活及外商报关贸易提供方便。作为东道主，宫慕久率领文武官员为巴富尔举行了欢迎宴会。10日，宫慕久回访巴富尔，上了“火河”号的甲板，还展现出对巴富尔“颇为尊重”的姿态。考虑到要“面子”的朝廷，宫慕久没有上报回访之事。

比起前任来，刚到任的宫慕久不仅仍要监督地方行政、维持地方治安、监理海关，更要准备好天天应对中外交涉。

然而对于道光皇帝给通商五口的地方官所下达的明确谕旨，宫慕久则动足脑筋想执行妥当。且看道光谕旨中有这样一句话——“准各国商民人等挈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为此，宫慕久不仅要帮巴富尔找房子作为领事馆之用，还得为了“永久相安”想出解决之道。宫慕久借鉴了此前广州的先例，希望将领事馆设在上海县城之外。苏智良分析，广州先例，“主要意图在于在外交上有利于控制”。除此之外，“在政治方面，可以减少中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文化方面，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不会玷污儒家文化”。可是巴富尔并未品味出宫慕久的深意，而是愤愤然离开了道台衙门。他无非希望在当时已经相当繁荣的上海城内租赁房屋，如果不行他甚至扬言要在军舰上搭帐篷办公。

当年的道台衙门，位于如今的金坛路35弄。记者眼见此地集贤邨，有八幢式样、结构、层数不尽相同的石库门建筑，大抵是20世纪30年代初利用道台衙门旧址周边空余地面所建。而其马路对面，现在有着不少高层建筑。如果不是刻意探寻，路人很难感受到此地曾经是上海最高地方长官的办公场所。而在180年前，在巴富尔初抵此地的时候，他视野中的道台衙门，却是城中最威严的所在。作为战争的胜利一方的代表，巴富尔内心当然未必把这样的“威严”放在眼里，但他一定会考虑领事馆的场地比起道台衙门是否足够有范儿。极富戏剧性的是，当巴富尔一行愤愤然离开道台衙门之际，突然冒出来一位绅士模样的人主动上前打招呼，说他知道有处房子或许适合做领馆。于是巴富尔一行跟着他到了西姚家弄。此地具体的位置如今系学院路四牌楼路路口，已经完全寻不到当年英国驻沪领事馆的痕迹了。而当时来说，这里有一处名为敦春堂的院落——四幢二层小楼，上下共52间房，房内有红木家具，院内有水井，有厕所。巴富尔很满意，当即与顾姓房东订约，并付清年租金640银两。在报告英国驻华公使璞鼎查后，11月13日，巴富尔顺利搬入西姚家弄的顾家大屋。在这里，他曾称赞宫慕久“温文尔雅，思想开明”。

在中英双方逐条对照贸易章程和税则后，宫慕久决定，在北门外洋泾浜以北的头坝设立江海关的盘验所，以监管外轮，依法征税等等。如今的延安东路外滩，海关大钟依然屹立。只是世间事早已地覆天翻。回顾180年前清道光九月二十六日（11月17日），此地开征“夷税”。江苏省巡抚孙善宝向皇帝上奏：“该道等已将验货收税等事，照章妥办。”这意味着上海开埠了。然而，是否真正“妥办”？长期“妥办”？上海的开埠，对清廷意味着什么？对中国人又意味着什么？当时，无论是宫慕久还是官阶更高的孙善宝，应该都回答不上来……

逐步形成的“共同体”

在苏智良看来，上海开埠后，宫慕久相当尽职。“开埠后的一个半月中，有7艘外国货船进泊上海港，江海关即对其征收洋税。外商们对宫慕久这位地方官表示满意，认为开明公允的上海与广州历来横征暴敛的舞弊形成鲜明对照。”苏智良说，“但对于鸦片走私，宫慕久并没有留情，他就英国船违约输运鸦片向巴富尔进行严正交涉，在开埠的一个月里，江海关从3艘英船上共查获鸦片120余箱。在宫慕久的压力下，巴富尔不得不向上海的英国人发出告示：鸦片是‘法律禁止的商品，势必会涉及大英帝国建立的诚信’。”

显然，巴富尔告示中所提及的“法律”指的是清朝法律，而不是英国法律。但即便如此，作为战争的胜利一方，以《南京条约》这一不平等条约逼迫清朝被动施行“五口通商”的英国人，并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加之一些外国商人初来乍到，由此导致了不少情况。比如1843年11月16日，美国“瓦尔帕拉索”号抵达上海，有水手下船后在上海城外打猎，不幸散弹击中了在竹篱笆后面看热闹的两个男孩，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此事引起上海群情激愤。如果以当代的眼光、视角来审视这起案件，本身是一起涉外案件。然而，犯案者是美国商船的水手，与英国驻沪领事也没啥关系。但放在当时来说，最终此事由当时在上海城里西洋人中首屈一指说了算的巴富尔出面解决——将受伤的孩子交由英国领事馆的医生哈勒诊治，在视力有所恢复的前提下，募捐200元钱，请道台买了一块地，以赔偿伤者；同时制订鸟枪管理条例，对打猎做出详细规定。

时隔近一年，另一起案子让宫慕久下定决心完成他的华洋隔离之法。当时，上海同知和知县给巴富尔送来一封信，历数英国人种种出格的事情，并称本地政府已抓捕一名姚姓中国教徒，原因是这名教徒在鸦片战争时帮助英国人担任翻译。巴富尔当然不依不饶，在领馆降下英国旗，号称领馆人员将迅速撤离上海，并称他的撤离将由英军予以协助。此事最终由宫慕久登门致歉而了结。之后，宫慕久为了力求避免中英之间的直接冲突，于1845年亦即上海开埠两周年之际，将一份《上海土地章程》送到西姚家弄英国领事馆。1845年11月29日，双方签署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