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专访:一条水带着我走进另外一条河流

因为她的小说《余震》被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这位居住在加拿大的女作家的作品才开始为更多的读者所注意到。

虽然张翎并不认为这是自己创作的最好的作品，但是从2007年开始，她就开始关注灾难、战争和创伤的问题了。

2017年，张翎写出了抗战背景的小说《劳燕》，这是她的“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一部。时隔六年之后，三部曲的第二部《归海》终于与读者见面。

听力康复师乔治·怀勒和英语教师菲妮丝（袁凤）在加拿大相遇，双方组建了宁静温馨的跨国家庭。时值袁凤母亲袁春雨（蕾恩）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去世，女儿从养老院寻回的亡母遗物里有一个收藏时光的宝箱，也是一个封存历史的秘匣——残存晶粉的玻璃瓶、母亲在野战医院的留影，以及高中英文教师的相片。

无尽哀思、疑惑与感伤，尽数弥散在亡人与遗物之间。袁凤决意联络在世亲人，重返大洋彼岸的祖国。她从故乡温州出发，沿时光之河逆流回溯，往返于扑朔迷离的久远记忆，探寻“袁春雨”分别作为母亲、妻子和女儿的故事……

书稿完成后很久，她也没有定下题目。每一个标题都不满意，她不满意，她的英文编辑也不满意。之前起的任何一个标题都带着水，因为要讲的是水、河流、海这样的意象。有一天早上五点半，她在梦里，她不知道是梦还是醒着，那个时刻，一个名字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她害怕梦里醒来以后再睡回去就忘掉了，她非常害怕自己会忘掉，光着脚立刻跑上楼拿纸和笔把这个名字写下来：Where Waters Meet，中文的意思是“归海”。她说：“最后《归海》保留了水的意象，水的意象在这里是中心，一方面跟我个人有关系的，一条水带着我走进另外一条河流。”

从温州到加拿大

《新民周刊》：考上复旦大学外文系之前，你曾经在温州的工厂里做过五年车工，你曾说：“贫穷会黏在他身上，像他的另一层皮；贫穷就像灾难，是持续的阴影。”正是因为贫穷，促使你要走出去？

张翎：我是在1986年离开中国去加拿大留学的。那个年代，大家普遍都还处于贫穷阶段。我父母都是机关干部，与社会其他人群相比，生活状况还不算过于窘迫。但在我长大成人的时代里，我亲眼见过了贫穷，也目睹了从那个年代里过来的人身上至今还保留着的过于节俭的习惯，还有那些早已脱贫却依旧带着贫穷留下的心理阴影的人。这些观察在后来的日子里极大丰富了我小说里某些年代人群的生活细节描述。

这些观察在后来的日子里极大丰富了我小说里某些年代人群的生活细节描述。

我离开中国时，老百姓的普遍生活水准已经渐渐提高，眼界开了，对生活质量也开始有了要求。我那时住在北京部委机关的单身宿舍里，屋里没有厕所，冬天得披着大衣到外边上厕所，一周澡堂只开放一次。当年出国的目的之一，肯定是想改善生活质量，但很大的一个动因，是因为我是学英美文学的，我很想去亲眼看一看我在书里读到过的那个世界。好奇心是摆在第一位的。

《新民周刊》：从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就职于煤炭部规划设计总院任英文翻译，当时怎么会想去加拿大留学的？是为了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张翎：由于工作关系，我接触到一些外宾，后来也被单位派到加拿大和美国工作过半年。回国后就萌生了自费出国留学的愿望。但我从小是个胆小怯懦，生活应变能力较差的人，而且家里也没有可能资助我留学的费用。当时我就告诉自己：假如托福考得好、能找到一个愿意减免我的学费并给我全额奖学金的学校、能顺利得到签证并能在几个月里挣到国际机票和旅行费用，我就出国。假如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掉了链子，我就顺势好好在北京待着，换个与文学相近一些的职业。结果每一个环节的难处都出乎意料地迎刃而解了，我就带着忧喜参半的心情出了国。如今想起来，已经恍如隔世。

《新民周刊》：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已经获得了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为什么又去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修了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之后又从事听力康复师的工作呢？是因为喜欢这份职业还是说从生活收入方面考虑而作出这样的选择的？

张翎：我从小就想成为作家，但维生一直是一堵高墙横亘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我虽是温州人，却毫无经商的意识，我唯一可以走通的一条路，是换个专业谋生。虽然知道工作仅仅只是为了支撑写作梦想的工具，但也不希望进入一个过于勉强自己的职业。我对数据毫无兴趣，希望有一份收入稳定、又能与人打交道的职业，经过调研，最终选择了听力康复师的职业。这份职业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那些经历对我后来的写作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新民周刊》：在加拿大，一边从事听力康复师的工作，一边业余时间写作，这样的身份转换是否相得益彰？还是说也会因此产生一些矛盾？

张翎：最初我对这份职业是厌烦的，因为它占据了我每天八个小时的时间。剩下的那点可怜的业余时间，还需要分配在家庭、社交、阅读和旅游上。可以放到写作上的时间，真是少而又少。可我竟然在那段时间里写了这么多的作品，回头看我真感觉自己是个“铁人”。

我在这份职业上呆了17年，直到2010年电影《唐山大地震》上映，作为作家的我，发表之路渐渐顺畅起来，我才终于辞去工作，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写作上。如今尘埃落定，回首往事，我会觉得这份职业，真是天赐的礼物。它不仅在物质上给了我稳定的支撑，也给我的写作带来了丰沛的灵感。我在诊所里接触到了许多从一战、二战、朝鲜战场、越南战场、中东各战场归来的退役军人，以及从世界各地涌来的战争难民。他们身上遗留的各种创伤，使我开始思考“创伤和修复”的话题。我后来多部关于战争、灾难、创伤和修复的小说，无一不带着这段经历留下的印记。

我选择用母语写作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用母语可以最贴切地表达我想要表达的情绪。

《新民周刊》：在加拿大，生活在西方世界，回过头来看中国人的生活，是不是可以看到更多中国经验看不到的地方？

张翎：作家不是上帝，每一个观察视角都有死角和盲点。假如把生活比喻成树林，那么生活在树林之中的人，可以观察到树木的细节和纹理，看得见枝叶也能设想到根的状态。而像我这样很早离家、常年生活在海外的人，就已经失去了观察细节的有利地形。我太远了，看不清树了，但我看得见树林。失去了细节，得到了整体——这是我给自己的阿Q般的自我安慰。我已经无法改变我已经失去了“根”的现状，我只能利用我的审美距离，设法写出一些角度不同的作品。

母语与乡愁

《新民周刊》：1998年，你是怎么写下第一部小说《望月》的？

张翎：《望月》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98年。当时我已经出国十多年，生活终于安定下来。由于交通和通信设施的落后、国际旅行的昂贵和艰难，出国头十年里我才回过两趟国。在《望月》中，我把出国十几年里堆积的浓郁的乡思之情，全然倾泻进去，至今读来，依旧动容。虽然是长篇处女作，由于情绪已经在漫长的等待中经过了充分的酝酿和沉淀，写起来是行云流水的感觉，丝毫没有初入行者的忐忑和犹豫。现在看来，那些浓郁的乡思乡情，在当今这个通信交通极为便捷的年代里，未免显得有些矫情。但我不能用现在的成长，来否定当初的心路历程。《望月》在我的作品长廊中，始终有一个独特的位置。

《新民周刊》：你的英文也非常好，但还是选择用母语来创作，并且在中国内地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而不是像哈金等作家那样用英文来创作，是怎么样的考虑？而这本《归海》一开始用英文写成，和中文写作的感觉是不是很不一样？

张翎：我有过将近七年的英美文学训练，用英文写一部小说大概也不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但在很多年里，我却一直选择用母语写作。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我完成了九部长篇小说和十几部中短篇小说集。我选择用母语写作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用母语可以最贴切地表达我想要表达的情绪。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只要他的第二语言经过了足够的训练，是完全可以胜任用第二语言构架小说结构和故事情节的。但是情绪和氛围的描述，却是母语所赋予的一种特殊能力。母语给我的感觉，像一根细细的铁丝，我可以运用我的想象力，把它弯曲成任何一个形状。母语又像是一支蘸满墨水的毛笔，只要有一张宣纸和一笔筒清水，就可以晕染出无数层的灰。用母语我可以写出传神的境界，而在第二语言中，我却只能停留在“达意”的层面。有过了“传神”的体验，我不满足于仅仅“达意”。所以这些年里，我一直坚持用母语写作。直到近几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让我的想法产生了改变。

第一件事是我的一部中文小说《劳燕》（也是我“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一部）被译成了意大利文和英文。一般来说，美国读者不太读翻译文学，但《劳燕》英译本出乎意料地得到了读者的极大欢迎，持续多周位居亚马逊中国文学和世界二战小说类的榜首。一些读者留言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有读者说在读《劳燕》之前，他居然不知道日本曾经入侵过中国。还有若干条评论说：我们从来不知道美国也介入了中国的抗战。于是我开始思考我是否应该用英语写“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二部，这样我就可以不借助翻译直接向英文读者介绍抗战历史。

第二个起因是新冠疫情，它使得我和汉语世界有整整三年的时间完全阻隔，失去了交流和互动的机会。这些原因使得我产生了用英文写作的想法，于是就有了这本英文小说Where Waters Meet （今年五月在美国推出）。在这部英文小说发表几个月之后，紧接着又出了中文版本。中文版本并不是简单的译本，而是基于英文版基础之上的译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