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时代见证者的上海展览中心

一半是偏白的淡色，一半是偏黄的深色，如果不仔细比对，还看不出来。这就是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与延安中路之间的上海展览中心主体建筑2022年2月初的模样。原来，这里正在进行修缮施工，一部分建筑已经完成外墙的修补和清洗，另一部分仍有待进行下一步施工。

建于1955年的这幢优秀历史建筑，上一次大修是在2001年。而这次开始于2021年早些时候的再一次整体修缮，与上次大修有所不同。这一次，不仅对建筑整体进行修缮，还拆除了周边的铁围栏，替换成了可以更大程度对外敞开的伸缩门。《新民周刊》记者在现场所见，伸缩门内，一些区域正在施工。草坪、鹅卵石，以及各种灌木、乔木，错落有致地组合起来，形成绿植区。还有景观区、休闲区、互动区、停车区等区域设置。其中，休闲区的东、西两个花园，即将引入花园咖啡座……

回首往昔，此地曾经是上海县城的西郊罗家村等地，后来成了犹太富商哈同的私家花园——爱俪园，亦经历兴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此地建成中苏友好大厦。1968年，中苏友好大厦更名上海展览馆，1984年组建成立上海展览中心。

建于1955年的这幢优秀历史建筑，上一次大修是在2001年。而这次开始于2021年早些时候的再一次整体修缮，与上次大修有所不同。

曾经，这里见证过不少上海的时代风云，又是上海“两会”的会场。而在不少市民记忆里，这里还曾是上海书市的举办地。上海书市后来发展成上海书展，成为上海展览中心一年一度的暑期之会。从那个年代到如今，再到未来，上海书展，还有各种车展、房展、艺术展等等，都曾经留下或者将要留下印痕……

无论建筑如何改变，作为时代见证者的上海展览中心，都是上海记忆的一部分，亦是上海的一部分……

从私家花园到城市地标

在如今上海展览中心范围内，记者仔细找寻，却找不到丝毫爱俪园的痕迹。有一种说法，爱俪园曾是民国时期上海所建最大的一座私家园林。

在1873年亦即上海开埠30周年时，出生于巴格达的孤苦伶仃的犹太青年塞拉斯·爱隆·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来到上海。这时候，这一带还是上海县城外的罗家村。

哈同在英籍犹太人、有着“上海地产第一大户”之称的沙逊所开洋行谋到一份职业——门房。就是从这小小的门房职位开始，哈同继而得以看仓库，再接着他竟然通过长期研究上海地图，按图索骥，四处奔走，摸清了许多地块的情况——是否有升值空间。由此，哈同帮助沙逊赚了不少钱。可沙逊给哈同的钱却不多。哈同倒也不为所动，继续在沙逊洋行整日奔忙。后来，他曾表示，自己这一阶段就是在学习，在为自己开洋行积累经验。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当时的法租界公董局想扩大地盘。此时的哈同，在上海滩已经有“地老虎”之称。法租界公董局请到哈同。哈同摇身一变，从洋行小职员跃升为法租界董事之一。春风得意的哈同，遂与相识多年的中国女子罗丝（Liza）结婚。罗丝本名罗俪穗，出身低微，母女两代都曾遭法国浪子遗弃。她选择同样出身贫寒，但肯吃苦的哈同为夫。结婚以后，罗丝给哈同两亩地契作为资本。哈同在南京路开起洋行。不久，哈同竟然成了南京路地产第一大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的富豪大班。

相继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打开局面的哈同夫妇，眼见与罗丝已经姐妹相称的盛宣怀夫人在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吴江路至新闸路段）坐拥一座辛家花园，便也想修座花园。另一个原因是——哈同与罗丝都曾因外表看上去不是白种人，而被挡在外滩公园门外。发家致富以后，罗丝便希望哈同不惜钱财造一座豪华大花园以作显摆。选址很清晰——涌泉浜（填浜之后为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边上的罗家村。这里既是罗丝的出生之地，又有她母亲的坟地。此时的哈同，获得了南京路（今南京东路）的许多地产以后，正欲向西发展，于是不择手段，将罗家村周围两百亩土地占为己有。1902年，罗丝去镇江金山江天寺烧香，向给她起法号“迦陵”的僧人乌目谈及要建园林。

乌目原名黄仰宗，据称自幼博览群书，不到20岁却出家为僧。罗迦陵将乌目请到上海，安排禅房，请乌目以《红楼梦》中有关大观园的记述，来设计她的园林。还要将涌泉浜的浜水引进花园，既表示不忘本，又因“涌泉”两字象征钱财将如泉滚滚涌来。于是乌目每日里上午给罗迦陵讲佛法，下午直到深夜则进行园林构思和设计。每逢节假日，乌目还去附近的张园观赏，由此结识了汪康年、章太炎、蔡元培等人。不久，《苏报》案发，章太炎被捕，蔡元培遭到通缉。没想到乌目也在逮捕名单上。于是他逃亡日本。在日本，乌目结识了孙中山，还参观了东京区汤岛圣堂和冈山县的后乐园。这两座园林，据称是根据中国明末名士朱舜水所著《学宫图说》所建。这一番见识，对乌目启发很大。乌目回国后，对原本的设计方案进行了改动，终于在1910年为哈同、罗迦陵夫妇建成园林。乌目从爱隆·哈同与罗迦陵的本名俪穗中各取一字，合在一起就是这罗迦陵梦中的“大观园”的名字——爱俪园。但上海人习惯将之称为“哈同花园”。

这块地皮面积大、地理位置佳，符合建一座永久性展览馆的要求。

由当时书画名家高邕题写爱俪园名，园中挹翠亭、铃语阁、涵虚楼……，以及哈同夫妇居住的迎旭楼、接待贵宾的侍秋吟馆等等，一派风流。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驾临爱俪园，更是让爱俪园声名远播。据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沈寂生前所著《海上迷宫爱俪园》等文称，画家徐悲鸿曾经入园为教师，在园中认识了同在园中任教的蒋梅笙，并进而结识其女蒋碧微，与之相恋，结为夫妇。另一教师庄惕生与罗迦陵养女罗馥贞在园中结识，亦结为夫妇，日后诞下两男一女，长子庄则敬长大成人后成为话剧演员。哈同派庄惕生去北京经商，住在一座旧王府里，由一名雷姓姑娘服侍，竟也为之生一娃，名庄则栋——日后成为乒乓球世界冠军。

然而，这爱俪园也确实如大观园一般，隔不了多少年，竟然败落了。先是1931年6月19日，80岁的哈同去世。尽管哈同遗嘱写明其财产由罗迦陵所有，可毕竟要向工部局上缴1500万元遗产税。罗迦陵拿不出现款，开始变卖地产。紧接着，日本侵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哈同家在租界外的地产遭受巨大损失。哈同夫妇收下的义子义女挥霍、侵吞之外，1941年11月，罗迦陵去世，紧接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入租界，将爱俪园洗劫一空，据统计劫走财物3400万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称，因为哈同家属欠爱俪园地价税不付，此地必须充公。这时，哈同后代表示反对，并答应未来陆续付清税款。就这么拖到1949年，哈同的义子乔治逃往香港。而一场大火又让爱俪园几无恢复可能。

记者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查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因哈同地产未交税款，以及滞纳金及罚款约百万元也未交纳，便于1953年决定征用爱俪园废址。

新中国建国伊始，苏联对华援助颇多。到了1953年12月6日，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致函周恩来总理，请示关于上海市举办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选址问题。馆址选择有三处地方：一是逸园跑狗场，二是哈同花园旧址，三是位于如今的虹口区广中路水电路西侧的大华农场。最后确定哈同花园旧址作为展览会的理想馆址，但须全部新建。回看当年做出如此选择，确实合理。

譬如逸园跑狗场，场内能容纳2万余人。尽管解放以后，带有赌博性质的跑狗活动终究被彻底取缔，但跑狗场不久之后稍加改建，成为上海文化广场——一座各种设施比较完备的群众政治文化活动中心场所。此后，这里经历过一次火灾，又重建而于20世纪70年代进行过一些至今令人难忘的演出——朝鲜平壤歌剧院的大型歌剧《卖花姑娘》、上海乐团钢琴协奏曲《黄河》和大合唱《长征组歌》等等。改革开放后，文化广场曾经改作花市，又经历爆破拆除，新建新剧场，如今成为上海音乐剧演出的中心。

再譬如大华农场，原本为1930年由浙江奉化人郑坡在闸北八字桥一带置地九十亩所建。此地还曾建有五卅烈士墓，可日本侵华期间，却又于1938年在此圈地，修建“八玄园”，亦即“海军战表忠塔苑”，其实就是掩埋“八一三”淞沪战事中死去的鬼子的地方。

在1953年为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选址时，逸园的地上建筑较多且仍可利用，大华农场地址略微偏远，而爱俪园已是一座废园，地上建筑几乎没什么用处。其所在之地，又距离南京东路较近，从城市建设的角度分析，这地方本就亟需重新建设。

上海老建筑研究专家娄承浩告诉记者：“这块地皮面积大、地理位置佳，符合建一座永久性展览馆的要求。”当时，苏方专家组成员包括苏联中央设计院的建筑师安德烈耶夫、吉斯诺娃夫妇，以及结构工程师戈赫曼，三人都是斯大林奖章的获得者。中方则派出华东建筑设计公司总建筑师陈植、结构工程师蔡显裕、设备工程师赵忠邃等70多名人员，陈植任中方专家组组长。娄承浩回忆，陈植曾提起过，“好的建筑是由内而外，而不是由外而内的”：“我的理解是，由外而内追求形式，把握不好就容易造成建筑体内部很多‘死角’，譬如朝向、通风等等;由内而外从实践出发，实用是第一位的，先把功能流程分析好，再考虑外在表现。”娄承浩表示。

1954年5月4日，中苏团队开始在爱俪园遗址上开工建造，适值五四运动35周年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诞生32周年纪念日。1955年3月，中苏友好大厦完工。建筑顶端的那颗红五角星，自那时至1972年205米高的上海电视发射塔竣工，保持了17年“上海市区最高人工构筑物”之名，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地标。

激情岁月见证时代风云

回首中苏友好大厦的设计、施工，有一段插曲。最初，安德烈耶夫希望搞一个“中西合璧”的设计方案。可中方设计师陈植冒着得罪苏联专家的风险，向主持这一重大工程的时任市政府秘书长徐平羽反映自己的不同意见。经徐平羽向潘汉年副市长汇报后，与安德烈耶夫婉转商谈，才改拟俄式古典方案。但安德烈耶夫又听取了从苏联赶到上海的一位雕塑家的建议，希望在中苏友好大厦的东西两翼入口柱廊和友谊电影院柱廊上进行塑像。虽然强烈赞成俄式古典方案，但陈植认为，这些雕塑题材不妥当，还更费工费时。于是他再次向上级提出自己的看法。上级部门遂没有采纳安德烈耶夫的建议。